【正文】 定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任務。從刑事政策的高度看，追訴、審判、懲罰犯罪都不是目的，目的在于實現(xiàn)對犯罪者的教育和改造，使其以健康的行為和心態(tài)重歸社會，保持社會秩序的安寧和穩(wěn)定。污點證人作證的交易豁免既可以分化瓦解犯罪者之間形成的有形無形的角色陣營，促進一部分犯罪者的轉化，又可以發(fā)現(xiàn)并鼓勵一部分棄惡從善者，體現(xiàn)寬嚴結合、區(qū)別對待。抗拒從嚴，坦白、立功從寬的政策。?　　然而，中國污點證人作證的交易豁免本身的性質決定了它的先天不足。轉型期刑事司法原本存在的理念、制度與具體程序的矛盾由于這一新制度的介入就顯得更為復雜，也可以說中國污點證人作證的交易豁免是在舊的理念和制度擠壓下適應新訴訟機制需要而長出的一棵幼苗，它本身就體現(xiàn)了各種矛盾和沖突。?　　首先，善良公民作證義務與污點證人作證獎賞之間的矛盾。按照我國刑訴法的規(guī)定，知道案件情況并能夠辨別是非、能夠正確表達的除當事人以外的自然人都有作證的義務，我國沒有賦予任何人拒絕作證的特權，因而，善良公民對所知道的案情向司法機關陳述是一種沒有回報的義務，法律對權利的規(guī)定也僅僅是支付其因作證而支付或減少的費用，保護其不受打擊報復，而對于后者又常常難以兌現(xiàn)。給污點證人作證以獎賞，如同本案中對費上利的不起訴，對林世元的從輕改判，就使這種作證不再是義務而變成了一種權利。污點證人可以通過作證獲得利益，若不作證也不會額外失去什么。這種反差反映了立法和司法在此問題上的非理性化。?　　其次，區(qū)別對待與法律正義之間的矛盾。法律正義主要可分為實體正義、形式正義和程序正義三種形式。實體正義指立法者或司法者對實體上的權利、義務和責任進行分配和確定時所體現(xiàn)的正當性、合理性。形式正義是指對實體法所確立的規(guī)則的公平適用。形式正義要求對相同的情況予以相同的對待，它具體包括兩項內容： (1) 對相同情況下的案件作出同樣的處理，對不同的案件則作出不同的處理。 (2) 在適用某項法律規(guī)則時，應當對一切人一視同仁，不偏不倚。⑧程序正義是法律程序在具體運作過程中所體現(xiàn)的正當性。從法律正義的角度看，我國刑法對行賄者和受賄者在法律責任規(guī)定上的過大差異在實體上是非正當?shù)摹Ｐ匈V和受賄間具有共生共存的天然依存關系。其社會危害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受賄人因其職務上的作為或不作為而使國家或公眾利益受損，行賄人則因這種受損的結果而獲取一定的不正當利益。如果說受賄罪的法定最高刑高于行賄罪體現(xiàn)了對國家工作人員犯罪從重處罰的刑事政策還符合社會正義理念的話，那么，刑法第 390 條第 2 款關于“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的規(guī)定就呈顯出重打擊受賄罪輕懲罰行賄罪的不正常傾向。在司法上實體法規(guī)定的非正當性又體現(xiàn)為對形式正義的違反。如本案中，依據同樣的證據和危害結果，林世元因受賄罪被判死刑。而行賄者費上利卻未因行賄而受到追訴。這種處理結果無論如何難讓世人得出公正的結論，它違反了“對相同情況下的案件作出同樣處理”的最根本的形式正義的要求。再者，對行賄者減輕處罰或免除處罰應如何把握 ? 是否可以將本該判無期徒刑的行賄人免除處罰 ? 本案對行賄人費上利的處理似乎表明了檢察機關司法自由裁量權的無限性。當司法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損害了法律的原則和正義時，司法自由裁量就滑向了法治的對立面。?　　第三，立功受獎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間的矛盾。對污點證人為國家利益檢舉揭發(fā)他人的犯罪并為控方作證的行為予以獎勵，單從我國一向倡導的刑事政策本身而言，似乎無可非議，但這種政策導向是正確的嗎 ? 犯罪者檢舉揭發(fā)他人犯罪，積極與犯罪作斗爭，是有益于國家、有益于社會的行為，法律將其定性為“立功”或“重大立功”并因而給其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的獎勵如果是正確的話，那么，同樣是為國家利益作出過巨大貢獻的人如戰(zhàn)斗英雄、勞動模范犯了罪，是否也可因其為國家利益立過功或立過大功就可受到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的寬待呢 ? 因為兩種立功只是時間先后不同，發(fā)生的社會領域不同，實質都是一樣的，都是為國家利益作出了貢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是我國的憲法原則，也是刑法、刑訴法的基本原則之一。多年來，我國反復強調，任何人，無論其身份、地位，無論對國家的貢獻大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人都沒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權。那么，從法律的規(guī)定到司法實踐的運作，給檢舉揭發(fā)犯罪的“立功”者以優(yōu)于其他立功者的特殊待遇，是否與此法律原則相違背 ? 就對國家的貢獻而言，本案中的費上利未必就比林世元的貢獻大，兩人所受的處罰卻相差懸殊。若單說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是對真誠悔罪者的寬宏并無不當，但檢舉揭發(fā)他人的犯罪在許多時候與悔罪并無必然的聯(lián)系，何況刑法對揭發(fā)犯罪立功的規(guī)定并未涉及悔罪問題，因而就更值得重新檢視。?　　第四，為國家利益作證的交易豁免與對抗式庭審方式之間的矛盾。污點證人作證的交易豁免雖有迎合對抗式審判方式需要的動因卻又與該審判方式之間存在沖突。原因在于，它只是應偵查機關、檢察機關控訴犯罪的需要而產生，與對抗式審判方式所需要的控辯雙方平等武裝的格局不相一致，而且它的實行會進一步導致控辯雙方力量的失衡?？卦V方可以用污點證人作證豁免的辦法鼓勵污點證人作證，獲取控訴證據。而相對應的辯護方則無獎勵證人作證的特權，在獲取辯護證據上顯然困難會大得多。另一方面，用交易方式獲得的控訴證據有多大的真實性也值得懷疑。特別是象行賄受賄這樣的案件，除了行賄者與受賄者的言詞之外，難以有其他更有力的證據予以佐證，當雙方言詞不相一致如本案費上利和林世元之間言詞出現(xiàn)矛盾時，法庭如一味地相信并采納污點證人的證詞，就極可能造成錯案。因為在關系自己生命自由財產等重大利益的關鍵時刻，污點證人為求自己的解脫或少受損失，誣陷他人，轉嫁罪責的可能也難免存在，如沒有旁證證實其言詞的真實性而予以采納的話，司法機關很可能會掉入污點證人的圈套。而這對辯護方不僅在程序上不公平，也可能會嚴重損害被告人正當?shù)膶嶓w權益。?　　作為一種應實踐需要而產生的司法運作方式，污點證人作證的交易豁免肯定會在實踐中繼續(xù)頑強的留存。因此，如何消除上述矛盾使其與整個司法制度保持協(xié)調一致，就是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不難看出，上述矛盾和沖突，皆因污點證人作證豁免的交易或獎勵性質而引起。對污點證人作證的獎勵違反公民作證的法定義務，違反法律制度中的實體正義和形式正義，違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不利于對抗式審判方式的正常運作，因而是有害無益的。?　　筆者建議，用“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證有罪原則”來消除現(xiàn)存的矛盾和沖突。根據我國加入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規(guī)定，我國實際上也承擔有實行該原則的條約義務。將“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證有罪原則”作為我國污點證人作證豁免的基礎，即可以保證污點證人毫無顧慮地如實提供其知道的犯罪事實，有利于偵控機關發(fā)現(xiàn)并證實犯罪、追訴犯罪。又可體現(xiàn)刑事訴訟對人權、對人的主體性的尊重?？梢詫崿F(xiàn)法律原則、制度與具體程序的協(xié)調一致。還可以在此原則基礎上對已受追訴并能真誠認罪悔罪者給予從寬處理。如根據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證有罪原則，本案中檢察機關對費上利的行賄犯罪不起訴即是正當?shù)?，因為行賄事實是費上利在證明林世元受賄犯罪的情況下非自愿提供的，有關行賄的書證是由費上利的證言引出的，因而，這些證據均不得成為檢察機關用以指控費上利犯行賄罪的證據。但此案的處理由于缺乏該原則的支持，而導致法理上的難以自圓其說。因此，在我國刑事司法中實行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證有罪原則。不僅有利于發(fā)揮污點證人作證交易豁免的優(yōu)勢與長處，而且有利于克服其現(xiàn)存的缺陷和不足，是完善并保證這一制度健康有效運行的最佳選擇。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16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