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本文的分析過程已經表明，以農戶家庭為初始稟賦點的農村圈層結構是我們研究中國農村金融制度 的一個邏輯基點。從歷史上看，中國農村家庭消費與經濟決策合而為一的結構是十分穩(wěn)定并具有很大的可塑性的。事實表明，這種結構時常遭到外力的破壞從而偏離原來的位置，但最終的結果則依然是，經過一番制度變遷，它又退回或者復歸到起初的狀態(tài)。不妨舉一個較近的制度變遷例證。比如 20世紀 50 年代的集體化過程使中國的小農家庭結構趨于解體，家庭圈層結構瀕臨崩潰，似乎徹底動搖了中國農村社會千年依賴的基礎，當然后果是災難性的，最終也不得不在 1961 年放棄所謂的“共產主義試驗”（ ， 1986，卷 2， ）。饒有意味的是 ，這種放棄乍一看來只是向農民做經濟決策權和剩余獲取份額的重要讓步，但實質上則是對原有家庭這一核心組織的結構與功能的復歸與恢復。DOC 格式 論文 ，方便 您的 復制修改刪減 1978 年以來的農村經濟改革實際上是正式恢復了被剝奪幾十年的小農家庭的經濟決策功能。 如從不太嚴格的意義上講，中國農村以外的許多經濟組織何嘗不是牽系于傳統(tǒng)家庭組織擴展的邏輯鏈條之上的。比如中國的大部分企業(yè)包括國有企業(yè)和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便是家庭圈層結構向外推移擴展的結果，而這些經濟組織（比如國有企業(yè)）的資本結構與信貸需求與小農家庭又是何等相似 [5]. 顯然，不了解中國以家庭組織為核心的圈層結構也就無法了解中國整個經濟制度的演進。中國的國有企業(yè)與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不管你如何模仿和移植歐美的模式，最終都難有成效，其要害在于，歐美企業(yè)是直面市場的結構，而中國的企業(yè)是處于圈層結構中的，就連東南亞、日本乃至中國香港的大企業(yè)仍有別于歐美的跨國公司，更多地體現(xiàn)著家庭圈層結構的內涵。而僅從理論上講，以上兩者的兼容仍是一個未解的制度變遷難題。福山（ ， 1995， ）在考察中國小規(guī)模家族式企業(yè)時認為，堅持小規(guī)模的原因既不是當代中國社會發(fā)展的水平問題， 也不是他們缺乏現(xiàn)代法律制度和金融制度，因為其他發(fā)展水平更低、體系更不健全的社會已經能夠超越家庭，不再把家庭作為占主導地位的商業(yè)組織形式。他進一步強調，似乎現(xiàn)代中國企業(yè)結構的根源在于中國文化中家庭的獨一無二的地位，經濟生活模式在傳統(tǒng)中國和現(xiàn)代中國都是相同的。 直言中國農民最終認DOC 格式 論文 ，方便 您的 復制修改刪減 為可以真正信任的只有他們的直系家人（引自福山， 1995， ）。至此，我們開始頓悟，前面已經討論和刻畫過的中國家庭財產的不斷細分，決定了中國不會存在長久的富足家庭和能承擔資本積累責任的家庭組織，以及中國小農家庭 “不貧不富”的溫飽均衡是常態(tài)而不是特例等景象，原來是有其更為深邃的經濟文化根源的。 進一步地，這種狀況同時決定了與中國國有企業(yè)長期的企業(yè)內保障相對應的小農經濟的家庭內保障，因為離開家庭就意味著一無所有，而財產（如土地、房屋還有家族聲譽）是無法帶走的，因為它們不具有流動性。因此，讓一個農民輕易做出離開家庭進而凸顯個性的獨立闖蕩決定是極不容易的。當然，中國國有企業(yè)的職工如果離開國有企業(yè)就如同小農離家出走一樣，企業(yè)內的一切財產和保障（如廠房和福利待遇等）也是無法帶走的，因此離開企業(yè)的決定 也很難做出。要讓小農“離家出走”使其擁有獨立的經濟行為能力以及獲得自由選擇的機會與可能，惟一的出路，用貝克爾的話來表述就是，用市場保險代替家庭保險，原有的家庭功能被現(xiàn)代社會中的市場和其他組織所取代（ ）。而根據(jù)我們已有的研究，要讓以上的替代成為可能，最要緊的是增加農民家庭的收入與財富積累，使他們有底氣“離家出走”，而不是本文作為主題的如何構造一種什么樣的農貸制度。 總之，中國就是中國。要洞察中國農貸制度的結構與變遷一定不能離開對小農家庭這個最基本單位的認識，這也是本文之所以DOC 格式 論文 ，方便 您的 復制修改刪減 花費如此大的篇幅反復討論小農家庭及其相關問題的原因。我們堅信，一旦了解了小農家庭的結構與功能，也就了解了小農的各種動機、需求與偏好（包括金融偏好）。只有如此，我們才能準確而合理地刻畫中國整個農貸制度的圖景，從而提出切實可行的推動中國農貸制度改革的政策結論與建議。 參考文獻： （ Becker， .）， 1981：《家庭論》，中譯本，商務印書館， 1998. （ Burguiere ， A.）等， 1986：《家庭史》（上下卷），中譯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1998. （云特）， 1959：《中國救荒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 1939：《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商務印書館， 2021. ， 1947：《鄉(xiāng)土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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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 格式 論文 ，方便 您的 復制修改刪減 注釋： [1]大量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許多農戶家庭預算出現(xiàn)赤子從而訴求于借貸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婚喪嫁娶等“面子消費”。 [2]有人也認為中國歷代中央政府的管理權限長期未能及于鄉(xiāng)村與農戶，如果這種觀點可以得到充分印證，那也正好說明了小農家庭組織的特殊重要性。我們完全可以大膽猜度，由于中國的小農家庭長期以來充當著國家最低一層“政府組織”的角色，因此國家刻意維護小農經 濟格局本身就帶有“委托”鄉(xiāng)村社會和小農家庭代為行使一部分政府管理職能的意味。 [3]此處采納了盛洪教授提出的修改意見。 [4]中國是一個災害頻繁發(fā)生的國度，據(jù)鄧拓（云特）（ 1959）統(tǒng)計，自西周至清末近 3 千年間，各種災害的年均發(fā)生頻率為 次；何炳棣（ 1959）也對明清以來天災人禍的影響做過詳盡地描述（ ）。 [5]有關國有企業(yè)特殊資本結構的討論可參見張杰（ 1998b ，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