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迅速恢復國民經濟，科學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創(chuàng)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發(fā)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實現了中華民族由近代不斷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持續(xù)走向繁榮的偉大飛躍。 　　中國共產黨成為執(zhí)政黨，需要利用政權摧毀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新的國家機器，人民警察的職能就是鞏固國防和保衛(wèi)人民的利益。建國初期，各級公安機構普遍建立，政治上強調黨和中央的領導，權限上輻射全國，結構形態(tài)的構建上尊重中國實際，既有別于西歐也不同于蘇聯，擺脫了神秘主義與孤立主義的窠臼，呈現出賴民眾之力、重基層建設的中國特色和獨創(chuàng)性。在實際工作中，通過大中城市肅特、廣大農民剿匪、懲盜、禁娼、禁毒及全國鎮(zhèn)反運動，為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fā)展保駕護航。這一時期的公安工作在偉大斗爭中積淀了一系列經驗做法，到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是明確了公安工作的性質和重要性。建國伊始，為了鞏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權，毛澤東明確指出要建設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機器，“這主要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在1957年的一次講話中又指出，“公安機關是無產階級手里的一把刀子，掌握得好，就能打擊敵人，保衛(wèi)人民”。1962年9月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又再次重申，“專政的主要武器就是軍隊和警察”。除毛澤東外，黨和國家的其他一些重要領導也對公安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了一些重要認識。周恩來提出了著名的“國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的思想，新中國第一任公安部長羅瑞卿也形象地指出，“政權的拳頭有二：一為軍隊，二為公安部分”。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關于公安工作性質及重要性的論述，從根本上確立了人民公安工作的性質及其在國家政權中的重要地位，構成了公安工作的基石，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具有根本性的指導意義。 　　二是堅持了黨對公安工作的絕對領導。毛澤東一貫反對將公安（保衛(wèi)）工作神秘化、孤立化的傾向，反對借口公安（保衛(wèi)）工作的特殊性而向黨保守秘密的做法，反對公安（保衛(wèi)）部門實行自上而下的垂直領導體制。1950年，毛澤東在審閱一份公安部起草文稿時，發(fā)現文件中有幾處“述及黨的領導”的文字被刪去，他閱后立即批示，“凡將黨的領導作用刪去而改為籠統(tǒng)字眼或改為單純行政領導的地方，原稿是對的，刪改是不對的，均應恢復原稿。保衛(wèi)工作必須特別強調黨的領導作用，并在實際上受黨委直接領導，否則是危險的”。在這份批示中，毛澤東還專門在“實際上”三個字下加了著重號。1951年9月，在關于鎮(zhèn)反運動的批示中，毛澤東又強調，“整個鎮(zhèn)壓反革命的工作必須在各級黨委的統(tǒng)一領導之下”。1964年，毛澤東又重申，“人民公安機關必須永遠置于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的監(jiān)督之下”。羅瑞卿在主持公安部工作期間，堅持公安工作要在黨的絕對領導之下，不能脫離黨的領導，強調“黨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黨叫怎么干，就怎么干，是我們公安工作必須遵守的不可動搖的一條最高原則”。正是在這一根本原則的指導下，公安工作才逐步形成了“統(tǒng)一領導、分級管理、條塊結合、以塊為主”的運行體制。 　　三是堅定了以民為本的公安工作群眾路線。除了黨委領導，群眾路線是公安工作的另一條生命線，始終堅持“人民警察首先是人民”的觀點，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同時，公安工作不光是民警的單打獨斗，激勵、調動人民的治安積極性，組織、支持、指導人民群眾參與解決治安問題是公安部門的基礎性任務。正如1951年5月，毛澤東在修改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時批示的“全國各地已經實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線，是黨的群眾路線。凡是按照這個路線去做的，都是完全正確的； 　　凡是沒有遵照這個路線去做的，就是錯誤的”。之后，全國先后建立健全了基層群眾自治性組織—治安保衛(wèi)委員會，成為公安機關走群眾路線的重要途徑?？梢哉f，公安工作最華麗的樂章是在警民魚水關系主旋律的基礎上奏出的。 　　四是形成了高度重視隊伍建設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在公安機關成立之初，中央和各級黨委就高度重視公安隊伍的建設問題，提出了以政治建警為特色，以高素質公安隊建為目標。1951年，羅瑞卿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公安部機關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就指出，“必須加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必須加強政治工作，確保在思想上、政治上過硬，始終忠實于黨，忠實于人民”。1956年1月，又在第一次全國公安政治工作會議上作了《政治工作是完成公安工作任務的保證》的講話，強調“政治工作是我們的生命線。一個軍隊政治工作做不好，是不能打勝仗的，公安機關也一樣”。通過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公安隊伍的凝聚力戰(zhàn)斗力，把思想政治建設和業(yè)務訓練有機結合起來，是這一階段公安隊伍思想政治建設的鮮明特征之一。也就是在這一時期，1950年中央將原華北公安干部學校改為公安部直接領導的中央干部學校，后擴建為中央人民公安學院，這就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前身。1954年，公安部將東北公安干部學校更名為中央人民警察干部學校，這就是中國刑事警察學院的前身。全國現有的34所地方公安院校也大都在這一時期成立。 　　回望這段歷史，我們能夠看到，堅定不移地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是公安工作的“紅色生命線”。公安機關是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工具，“刀把子”和“槍桿子”一樣，必須牢牢掌握在黨和人民手中，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旁落。全市公安機關要堅持黨的絕對領導，堅決服從黨的命令、聽從黨的指揮，貫徹黨對公安工作的全方位領導。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忠實踐行人民公安為人民的初心和使命，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在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史中回顧公安史，公安機關在大潮涌動中壯大，對黨忠誠是公安機關的不變靈魂 　　在革命和建設的每一個階段，我們黨都會提出中心工作任務，但對黨忠誠始終是公安隊伍的根本遵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隨著黨和國家重心轉向經濟建設，公安機關的職能作用也在發(fā)生變化。鄧小平指出，“開放政策是有風險的，會帶來一些資本主義的腐朽的東西，但是，我們的社會主義政策和國家機器有力量去克服這些東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按照中央決策部署，這一時期的公安工作重心迅速由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服從服務于國家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上來，為捍衛(wèi)黨的領導、保衛(wèi)國家政權、保障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這其中最具影響力的當屬1983年至2002年全國范圍內組織開展的三次大規(guī)模嚴打專項斗爭。 　?。ㄒ唬?983年—1987年全國嚴打斗爭。1983年的嚴打，是有深刻的歷史緣由的，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當年的兩件驚天大案。第一件是1983年6月16日，xx盟喜桂圖旗殺人案，xx名年輕人血洗紅旗溝農場，一夜之間殺死xx人，自相殘殺死x人，自殺x人。第二件是東北“二王事件”。1983年2月12日，王宗坊、王宗瑋兄弟兩個混入xxx醫(yī)院，入室盜竊小賣部，被發(fā)現后殺人逃跑，流竄至x、x、x等省，一路搶劫殺人，引起人們極大恐慌。1983年7月19日，鄧小平指出，“刑事案件、惡性案件大幅增加的情況很不得人心，必須依法從重從快集中打擊，每個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內組織幾次戰(zhàn)役”。7月29日，中央召開全國政法工作會議，研究在全國范圍組織開展嚴打斗爭的具體部署。8月25日，中央作出《關于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要求各地在三年內組織三個戰(zhàn)役，依法將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勞教一大批，注銷城市戶口一大批，并且殺掉一批有嚴重罪行、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犯罪分子。自1983年8月至1987年1月，全國政法公安機關組織開展了三次嚴打戰(zhàn)役。通過這次嚴打斗爭，全國刑事案件發(fā)案數明顯下降，社會治安狀況明顯好轉。 　?。ǘ?996年—1997年全國嚴打斗爭。此次嚴打的背景是，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經濟快速發(fā)展，新的犯罪高峰期隨之而來，重大刑事案件呈現較大增長，侵財類犯罪尤為突出。1996年4月9日，根據黨中央、國務院指示精神，公安部部署全國公安機關開展一場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的斗爭。4月至8月，共破獲各類刑事案件109萬余起，其中重特大案件39萬余起。11月，公安部又組織全國公安機關開展了“嚴打整治冬季行動”。由于一年之內開展兩次全國性嚴打整治統(tǒng)一行動，對刑事犯罪始終保持強有力的高壓態(tài)勢，使刑事案件出現了多年少有的平穩(wěn)態(tài)勢，社會治安形勢出現明顯好轉。 　?。ㄈ?001年—2002年全國“兩年為期”嚴打整治斗爭。此次嚴打的背景，除了當時青少年犯罪問題較為突出外，還有一個問題比較明顯，那就是黑惡勢力逐漸規(guī)模化。2001年4月2日，中央召開全國社會治安工作會議，分析了社會治安形勢，要求全黨和全國上下共同努力，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一場嚴打整治斗爭，下大力氣解決當前社會治安中的突出問題，到2002年底，實現兩年內社會治安明顯進步的目標。4月4日，公安部部署全國公安機關在“打擊刑事犯罪、治爆緝槍和打擊經濟犯罪”三條戰(zhàn)線上開展一場有力度、有聲勢的嚴打整治斗爭，取得了明顯成效。 　　回望這段歷史，這些嚴打整治專項斗爭是公安機關貫徹中央“穩(wěn)定壓倒一切”、正確處理“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關系的實際行動，不僅有效維護了社會治安平穩(wěn)，而且?guī)雍痛龠M了公安機關打擊、防范和控制犯罪工作不斷取得發(fā)展進步。時至今日，堅持依法嚴打方針，仍是我國的一個基本刑事司法政策。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公安機關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忠誠使命、銳意進取，為實現經濟持續(xù)健康發(fā)展、社會持續(xù)安全穩(wěn)定“兩大奇跡”付出了艱辛努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和平時期，公安隊伍是犧牲最多、奉獻最大的一支隊伍”，這是對人民公安踐行初心使命、忠誠擔當精神的最高褒獎。2019年5月7日，全國公安工作會議隆重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深刻總結了十八大以來中央對公安工作的經驗，其中最首要的兩條就是：必須堅持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廣大民警頭腦、指導公安工作實踐，確保公安工作沿著正確道路前進； 　　必須堅持黨對公安工作的絕對領導，確保公安工作堅定正確政治方向。這些斗爭實踐和寶貴經驗，深化了我們對公安工作和隊伍建設規(guī)律的認識，是新形勢下加強公安隊伍建設的行動綱領。我們要始終堅持“嚴”的主基調，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堅持政治建警、全面從嚴治警，著力鍛造一支公安鐵軍。 　　四、在社會主義發(fā)展史中回顧公安史，公安機關在維護制度安全中淬煉，敢于斗爭是公安機關的政治擔當 　　從時間跨度上看，黨史、新中國史和改革開放史都寓于社會主義發(fā)展史中，并成為其中重要組成部分。相對于前三者，社會主義發(fā)展史時間跨度更長，涉及面更大，內容也更為復雜，但是總的來看，我們可以將其概括為四個篇章： 　　一是500年社會主義思想史。社會主義首先是作為一種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并對未來理想社會進行描繪的思想學說而存在，這種思想學說始于英國人莫爾1516年所著的《烏托邦》。在這500年的時間里，社會主義從烏托邦發(fā)展到科學，大致用了300多年的時間，到了19世紀40年代，社會主義才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天才貢獻下，從空想變成了科學。19世紀末俄國十月革命，列寧接過馬克思創(chuàng)立的科學社會主義，就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進行了初步探索，從而將馬克思主義推進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階段。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把社會主義作為現代化的方案引進中國的。 　　二是170年社會主義運動史。社會主義不僅是一種思想學說，更是一種現實的社會運動，而真正的社會主義運動始于科學社會主義的誕生。盡管在這之前，也就是19世紀三四十年代，法英德先后爆發(fā)了三大工人運動，標志著無產階級已經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也為馬克思恩格斯創(chuàng)立科學社會主義提供了階級基礎，但是它們還算不上社會主義運動，因為當時的工人階級還處于自在階級（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還處在感性階段），斗爭的矛頭并沒有指向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直到科學社會主義誕生后，隨著它在工人階級中的傳播和灌輸，工人階級才從自在階級變?yōu)樽詾殡A級（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上升到理性階段），社會主義也才成為一種現實性的政治運動和制度實踐。這里的標志性事件，是1847年第一個國際性的工人階級政黨—“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成立及其黨綱《共產黨宣言》的發(fā)表，以及隨之而來的歐洲1848年革命。 　　三是100年社會主義制度史。無論是社會主義思想學說還是社會主義運動實踐，最終結果都指向建立比資本主義更為進步的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一種現實制度形態(tài)存在的社會主義，始于十月革命的勝利及之后逐漸形成的“蘇聯模式”。盡管在這之前的巴黎公社也嘗試實行一系列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政策，但是它僅存72天，而且僅限于一個城市政權之內，因此還不能稱得上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十月革命勝利后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價值理想為奮斗目標，結合時代發(fā)展與具體國情，進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設、改革與完善，構成了一部歷時百余年的社會主義制度史。 　　四是40年社會主義革新史。由思想到運動再到制度，構成社會主義發(fā)展史的一個基本邏輯。但是，任何一種社會制度建成后，都絕不是一成不變的，必須根據時代發(fā)展與實踐經驗不斷進行改革完善，否則即使是進步的制度也有可能走向其反面，成為社會發(fā)展的桎梏。針對第一個現實社會主義制度形態(tài)—“蘇聯模式”，率先發(fā)起改革的是南斯拉夫鐵托。在南蘇兩國兩黨關系走向對抗后，他結合南斯拉夫的具體國情，創(chuàng)立了以工人自制為核心內容的自治社會主義制度。其后便是赫魯曉夫改革，他在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同時，推行干部任期制和輪換制，并在賦予地方和企業(yè)自主權方面做了一些修修補補。但是，這兩次改革最終都沒有能夠走得通。尤其是后者不僅未能真正突破斯大林模式，反而在其后繼者勃列日涅夫時期走向固化。20世紀80年代，“蘇聯模式”積重難返，最終在戈爾巴喬夫“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改革中走向失敗，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也就是說，如何在資本主義的包圍下堅持、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作為社會主義的“老大哥”，蘇聯沒有解決好，二戰(zhàn)后在蘇聯幫助下建立的一大批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解決好。這個歷史任務也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