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3）法律的實施方式是靠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這是法律最主要的特征，也是法律同其他行為規(guī)范最顯著的區(qū)別。保證法律實施的強制力主要指軍隊、法庭、警察、監(jiān)獄等。（4）法律具有普遍約束力，即在國家權力管轄范圍內對全體社會成員都具有普遍約束力。這是法律的另一個顯著特征。（5）法律的內容是規(guī)定公民的權利和義務關系，并且這些權利與義務是由國家確認和加以保障的。這是法律的一個重要特點?？傊?，法律是一種特殊的行為規(guī)則。它是統(tǒng)治階級調整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實現(xiàn)階級統(tǒng)治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以上是我在學習中對“法律是什么的大致觀念。法是由國家制定認可并保證實施用以規(guī)范各種行為的體系。但是，如此“簡單”的問題在西方許多學者眼中卻如此“復雜”，換言之，中國語境的一般讀者很難在同一視覺去審查西方法理學的語境，本書作者嘗試將兩種語境“融合”，并在其中運用大量正反雙方面的例子，讓讀者在與作者本身同等的知識狀態(tài)下進入西方法學語境，從而建立一個漸進的圍繞中心問題而展開的邏輯思路，因而把握更為廣泛深刻的法律知識。對于法律是什么的問題，作者并沒有作正面的回答，而是從不同的角度運用分析法學理論和現(xiàn)實主義法學等方法向我們一一陳述。法律是什么，可以從兩個層次上分析，其一是“一般”層次，即是從抽象方面來解釋法律是什么，如“法律是民族精神的體現(xiàn)”，“法律是正義的象征”,“法律是國家意志的體現(xiàn)”等等便是在解說法律的抽象含義。其二是“具體”層次。在此層次上，人們會針對一個具體實踐問題來問法律的具體規(guī)定是什么，這便具體到相關的案例。法律是什么可以分為實質上的法律和行動中的法律。實質上的法律是一種命令，這種命令表現(xiàn)為意愿明示而且必須為他人所接受，否則制定者將給與暴力的制裁。行動中的法律則更注重靈活性，其并不單純地以白紙黑字作為判決的唯一依據(jù)，其最終判決的形成依據(jù)淵源是多方面的，任何法律的最終解釋都不能離開其使用者本身。而作為意識形態(tài)中的法律，作者則結合矛盾的觀點，通過引入美國法學家肯尼迪的觀點進行分析，最后得出結論，法律形式中也存在矛盾，也就是在實現(xiàn)了一些預設的目的的同時卻無法實現(xiàn)另一些目的。書的最后兩章主要寫到地方性知識的法律和需求中的法律，在這兩章中，作者提及到法律在地方實施和使用中的困難，作為地方性知識的法律，其權威往往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存在著“霸權”。而對話中法律作者則認為由于理在法律實踐中存在不同的“看法”對話，是不同政治道德觀念的對立，因此有時似乎不能達成共識。無論在地方性的法律還是對話中的法律，作者都引入道德與之比較，并指出兩者的沖突與不同，最后就是對于“惡法”的如何作答，因為我們無法保證法律適用者一定會給出一個確證性的解釋，這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實踐困境。作為法學專業(yè)的學生，對“法律是什么”的概念已經有一定的認識和了解，但在讀完劉星教授《法律是什么》后，對法律是什么這個朦朧概念有了更深的認識，作者從一般讀者的角度深入地對西方法理學進行批判解讀，用語平實，例證簡潔，在此基礎上，作者亦意在抒發(fā)自己對法理學的視角：我們對法律的看法往往是由我們的姿態(tài)決定的。以下是我的幾點感受：法律是一種命令。第一，這種命令實質是表達制定者的意志，這種意志必須為他人接受，否者制定者講給以暴力式的制裁。這種觀念來自對法律現(xiàn)象的思考。法律是義務性執(zhí)行的規(guī)定，這一點，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均有體現(xiàn)，例如，不得盜竊他人財物，不得侵犯他人的財產及安全，不得破壞國家安全和利益等等，這些要求都被權威機關規(guī)定為一種必須遵守的法律義務，法律規(guī)定，公民可以訂立買賣契約，可以編寫作品，可以訂立遺囑等。也就是說，當某人自愿訂立遺囑時，他人便不得干涉。第二，法律是一種命令還表現(xiàn)為刑事處罰問題。如當A為阻止B出版作品而將其作品藏匿，便會立即觸及刑事問題，權威機關將會做出決定強行A將作品歸還，如果A反抗執(zhí)行機關的執(zhí)法行為，則會最終觸及刑事處罰。第三，法律是一種命令還表現(xiàn)為某些法律規(guī)定不直接說明權利義務，而是直接說明何者行為是否有效，如A趁B之危簽訂合約，則權威機關將直接宣布其合約為無效，并對A做出相應制裁以維護法律的公平性。最后，法律是一種命令是應以權威機構的強制義務的意愿和刑事處罰為依托，沒有這種實質有效的暴力制裁，法律作為一種命令便會失去意義。法律可以分為常識觀點中的法律和實質上的法律。常識觀點中的法律是一種白紙黑字式的觀念：法律就是立法機關或法院這些權威機構宣布的正式文件。法律具有一定的連續(xù)性，法律本文本身沒有意義，法律的存在依賴一個社會的大多數(shù)人對某個人或者某些人的習慣服從。行動中的法律則更應該注重靈活性。由于法律的地方性，導致法律的不確定性，在地方性法律的概念中，一切法律知識，不論是一般性質的還是具體性質，都是當下的知識，無一是可以永恒的，于是，沒有一個法律知識可以站在他者之上自稱唯一正確，沒有一個法律知識可以作為唯一標準。在美國紐約州著名的里格斯訴帕爾瑪案件中，A是B所立遺產的唯一指定繼承人，A為防止B改變遺囑，從而將B殺害。在當時，紐約州法律并沒有規(guī)定如果繼承人為謀遺產故意殺害被繼承人，則繼承人喪失繼承權，但是A的確是違反故意殺人罪。經過慎重思考，法院最終并沒有執(zhí)行法律字面上等方面的有關規(guī)定，而是從眾多的前案例中，推演出一個法律原則，即不容許以欺詐行為或犯罪行為從而獲得利益，并判決A不能獲得B的財產。面對這種規(guī)定，人們似乎可以向常識觀念提出問題，在里格斯訴帕爾瑪一案中，法院中的做法可能是不對的，因為法律的義務是在于嚴格按照法律條文中的明確規(guī)定解釋來解決紛爭，如果法院另行其道，那是因為法院自己抱有不正確的法律觀念。但是，在此案中，法院則認為自己行為并沒有超越法律的規(guī)定他們的判決非但沒有受到譴責而且成為新的先例，一是因為A的故意殺人罪的確成立，二是法院雖然沒用按照法律條文來判決，但是其靈活的運用與此案法律規(guī)定明確相關的立法資料，同樣是運用法律。法律條文是死的，靈活的使用法律才能更好的讓法律保護人民的利益，這給我們中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完善和發(fā)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書的最后，作者提出了“惡法”和“邪惡要求”等觀點。法律完善是一個長遠哥過程，法律條文也是不可能具體到生活中的任何一個方面，我們無法保證法律適用者一定會給出一個確證性的解釋，這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實踐困境。這就意味著，有時法律理解而產生的“法律是什么”，更多的是一個綱領，一個大的方面，而不是“具體需求”式的。以下是我在讀完這本書后的一些思考：思考之一：自從看了《秋菊打官司》以后，“給一個說法”成了中國人民運用“法律武器”以捍衛(wèi)自己的利益、尊嚴等的一個極其形象的“說法”。但如果認真深究，這種形象說法的背后很可能正隱藏著國人對法律的一種普遍的認識：法律是一種現(xiàn)成的“說法”，關鍵就在于法官的“給”與否；如果“不給”，即使付出代價也要“討回”。我們的普法教育基本上回避了“法律”這個概念的復雜性，使“法律”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成了客觀、公正、不容懷疑的。但問題正在這里。在西方法理學說中，“法律”作為一個抽象概念決非是已有共同或大致接近的定義；作為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