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nèi)容簡介】 過的？——白紙黑字，讓人汗顏，所不同的只不過是豎版和橫版的區(qū)別而已，以及他們用半文言半白話的詞句表到了現(xiàn)代的思想，而我們使用的則是現(xiàn)代漢語加上互聯(lián)網(wǎng)上特有的“草泥馬”句型弄出的春秋筆法?? 讓人灰心喪氣的“不變”多不勝數(shù)，然而，如果我們的眼睛只盯住那些不變，而忽視了諸多變化，那我們就永遠是悲觀者了。樂觀者不但看到不變，也看到變，看到希望。這樣，才能做到“賢者無憂”。第一，兩種不同的壓力，殊途同歸的救亡 九十年前的五四運動被冠以“五四愛國運動”名副其實的。當時的有識之士充分認識到，閉關(guān)自守的中國是非常落后的，落后就要挨打。要想不挨打，必須向西方學習?？吹轿鞣介_著炮艦來了，我們急急忙忙搞了洋務(wù)運動，“器物”有了，卻仍然慘敗在日本手下??于是繼續(xù)反思，光靠槍炮和船艦顯然還不夠啊，還需要制度的變革??于是打仗了，起義了，辛亥革命了，共和了?? 當我們回到百年前一個又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我們驚訝的發(fā)現(xiàn)，在西方本身經(jīng)過三百年的啟蒙才剛剛實行全民投票選舉的時候，我們九十年前的前輩已經(jīng)迫不及待 地從善如流，幾乎在一夜之間敲定了“共和”。然而，走在時代和眾人前面的先驅(qū)們顯然沒有想到，用幾條新式步槍可以驅(qū)趕一個腐敗的清王朝，可用多少次戰(zhàn)爭也 不一定能夠把幾千年的舊文化和舊思想從中國民眾大腦里驅(qū)趕走?? 于是，新文化運動來了??以人權(quán)、自由、民主和法治為主旨的新文化運動就是要在國民大腦里建立起真正的“共和”——有了適應(yīng)和支持真正共和的“新民”，任何軍閥都無法顛覆。這批知識分子中更不乏如梁啟超等人，早在五四之前就看出來了，他們要學習的那個制度，是當時歐美最先進的市場經(jīng)濟和憲政民主制度，本質(zhì)是“以人為本”，是對人的解放。然而，非常不幸的是，歷史給古老的中國開了一個玩笑。就在中國知識分子熱切地向西方理念和制度靠攏的時候，西方帝國主義給中國一個響亮的耳光。巴黎和會，我們中國人那么崇拜的西方老大哥們居然在中國戰(zhàn)勝了的情況下還要對中國進行瓜分和分贓（特別是將膠州灣轉(zhuǎn)交給日本而不歸還中國）。目瞪口呆的知識分子無法在這判若天淵的內(nèi)政和外交之間作出區(qū)分，更搞不明白自由民主的西方和帝國主義的西方怎么會是同一個鳥東西，他們，迷茫了?? 真是天有莫測風云，國有旦夕禍福，就在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有回過神來的時候，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震驚了世界，也徹底震傻了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就發(fā)生在這樣一個非常不幸的時候。在五四之后中國知識分子暈頭轉(zhuǎn)向，客觀上是因為“亡國滅種”的危機和世界思潮的變動。當時中國知分子的救亡圖存的主要壓力來自外部而不是內(nèi)部。這是堪稱中國啟蒙運動的新文化運動和歐洲啟蒙運動最大的不同之一。當時歐洲的思想和人的解放運動完全是“內(nèi)生”的，沒有受到任何外來的壓力，動力來自內(nèi)部，是對自身（包括制度）的反思和改造。而中國的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愛國運動則是在列強的隨時侵略并亡國的壓力下展開的。在亡國壓力下的救亡很容易偏離對人的解放的正途，而把每一個人都依附于那個國家――即便那個國家已被劫持。五四運動的一個嚴重不足，恰恰是將人從家族制度中解放出來的同時，帶著高尚的情感使人更完全徹底地依附于國家。他們以為國家得救了，他們愛國了，卻忘記了救亡國家的最終目的應(yīng)該是人，是對人的救亡。而犧牲人來挽救國家則是本末倒置的。于是我們看到在過去九十年里，不止一次，當竊國者宣布國家得救了的時候，在這個國家里生存的人，卻淪陷了。時過境遷，今日的中國已經(jīng)和九十年前大有不同。當今中國早就獨立，而且國力達到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列強們”雖然也比以前更加強大，但卻無力、也不 會侵略中國了。和九十年前相比，我們面前沒有了亡國滅種的外部壓力?？墒?，我們很多知識分子卻感覺到“不變”――我們的心境卻沒有多少變化，我們認為中國 處于轉(zhuǎn)折關(guān)頭，中國仍然需要“救亡”！因為我們都感受到了“壓力”――只是這個壓力不再來自列強的炮艦，而來自我們自己――我們內(nèi)心那種希望國強民富的愿 望。我們需要改變，我們需要五四愛國精神，我們需要走正確的路而不是邪路，我們需要崛起——國家的崛起，更是人的價值和尊嚴的崛起。把愛國解釋為愛民，把 人的解放看成是國家真正的崛起。這，就是今天的“救亡”。第二，相同的知識分子，不同的民眾當我們看到自己鼓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等理念，早在九十年前就被有更深學養(yǎng)的前輩知識分子說得淋漓盡致的時候，我們能不滿臉羞愧？所以，一位學富五斗的知識分子在北京說，你們寫那些東西有什么用？九十年前人家都把道理說透了，你們只不過拾人牙慧?。∫苍S正是在這種思維模式下，當今大多中國知識分子保持了沉默，或者說悶聲發(fā)小財去了。可不管他們干什么，經(jīng)過九十年的風風雨雨，知識分子們是被啟蒙了，是 清醒了，他們只不過是難得糊涂而已。其實，為數(shù)不少的知識分子基本上能夠達到九十年前那批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當時的思想境界。這也是一個最顯著的“不變 ”。問題在于，知識分子也許沒有變，但另外一個群體卻逐漸有了大“變”――來自民眾的變化。如果從思想認識來說，中國的知識分子也許還是那樣的一批，但民眾卻絕對不再是九十年前那樣的一群。在閱讀九十年前轟轟烈烈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愛國運動的文獻時，我們感覺到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激情和思想，卻很少能夠窺探當時普通民眾的所思所為。他們在干什么？他們在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下，變成“新民”了嗎？越是帶著這樣的問題去查閱和閱讀文獻，越是感覺到材料有限，學生在上街，知識分子在忙著充當幕后黑手，那么，當時普通的老百姓在干什么？他們在按部就班的生活，他們在冷眼旁觀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們對他們啟蒙，可他們并沒有參入那樣一場旨在改變他們生活和命運的新文化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戰(zhàn)士們慷慨激昂，原因之一就是當時中國廣大民眾的奴隸主義思想還相當嚴重。沒有受到啟蒙的“舊民”，有了“器物”（洋務(wù)運動），也是要吃敗仗的；沒有“新民”，就算有了制度，共和了，到頭來也發(fā)現(xiàn)是“假共和”。五四新文化運動正是知識分子們看到在現(xiàn)代化和制度突然引進的時候還需要覺悟的擁有現(xiàn)代思想的“新民”而發(fā)起的。但很顯然，知識分子們企盼的，新中國需要的“新民”并沒有出現(xiàn)?？墒牵攀旰?，情況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如果說有些知識分子在向后看，在朝九十年前的知識分子靠攏，那么，由于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由于科技的進步和信息傳播方式的變革，中國的民間已經(jīng)和九十年前的隔了一個世紀那么遠。公民權(quán)利意識的普及程度，自由、人權(quán)、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在廣大民眾中的傳播范圍，與九十年前已有天壤之別了。這一點，我們還是可以從塵封的九十年前的文獻和互聯(lián)網(wǎng)上新鮮出爐的文章入手。九十年前，知識分子們以啟蒙先驅(qū)的態(tài)勢翹首高歌，期待一呼百應(yīng)。無論在他們的 學術(shù)著作還是時評文章里，你看到的都是他們侃侃而談、指點江山、引領(lǐng)民眾，但你卻很少能夠在他們的文章里看到被他們啟蒙和引領(lǐng)的民眾的身影。然而，當你打開互聯(lián)網(wǎng)，你卻會從當今知識分子的理論和時評文章里發(fā)現(xiàn)，是民眾在引領(lǐng)知識分子――無論是維權(quán)、爭自由、擴大民主權(quán)利等等，全國各地的普通民眾顯然已經(jīng)走到知識分子的前面。有時，你會從知識分子的文章里，看到他們只是保持了一段安全距離、置身事外，在那里躲躲閃閃地品頭論足。和九十年前的知識分子相比，當今的知識分子對德先生和賽先生的認識除了理論知識外，顯然還多了九十年世界各國的實踐經(jīng)驗和教訓，但他們?nèi)缃駞s因為種種原因 很少像九十年前的前輩那樣論述德先生和賽先生。他們即便在評論老百姓的事件時不得不提到民主、法治和自由，也顯得閃爍其詞。如果說九十年前的啟蒙知識分子忙于指引民眾，那么當今的啟蒙知識分子則是手忙腳亂、窮于應(yīng)付地解釋民眾一波又一波的行動。有的文人美其名曰：我們終于回歸到了胡適先生的“少談主義，多談問題” ――可問題是，九十年前不針對問題的“主義”顯得蒼白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