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獲得最大的進步”、“自巴斯喀以來最大的革命”，這位批評家謙虛地承認：“我們十九世紀的人就是從這次革命里出來的”。寫自傳總是在晚年，一般都是在功成名就、憂患已成過去的時候，然而對于盧梭來說，他這寫自傳的晚年是怎樣的一個晚年??！一七六二年，他五十歲，刊印他的著作的書商，阿姆斯特丹的馬爾克－米謝爾雷伊，建議他寫一部自傳。毫無疑問，象他這樣一個平民出身、走過了漫長的坎坷的道路、通過自學和個人奮斗居然成為知識界的巨子、名聲傳遍整個法國的人物，的確最宜于寫自傳作品了，何況在他的生活經歷中還充滿了五光十色和戲劇性。但盧梭并沒有接受這個建議，顯然是因為自傳將會牽涉到一些當時的人和事，而盧梭是不愿意這樣做的。情況到《愛彌兒》出版后有了變化，大理院下令焚燒這部觸怒了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作品，并要逮捕作者，從此，他被當作“瘋子”、“野蠻人”而遭到緊追不舍的迫害，開始了逃亡的生活。他逃到瑞士，瑞士當局也下令燒他的書，他逃到普魯士的屬地莫蒂亞，教會發(fā)表文告宣布他是上帝的敵人，他沒法繼續(xù)呆下去，又流亡到圣彼得島。對他來說，官方的判決和教會的譴責已經是夠嚴酷的了，更沉重的一擊又接障而來：一七六五年出現(xiàn)了一本題名為《公民們的感情》的小冊子，對盧梭的個人生活和人品進行了攻擊，令人痛心的是，這一攻擊并不是來自敵人的營壘，而顯然是友軍之所為。盧梭眼見自己有被抹得漆黑、成為一個千古罪人的危險，迫切感到有為自己辯護的必要，于是在這一年，當他流亡在莫蒂亞的時候，他懷著悲憤的心情開始寫他的自傳。整個自傳是在顛沛流離的逃亡生活中斷斷續(xù)續(xù)完成的。在莫蒂埃和皮埃爾島時，他僅僅寫了第一章，逃到英國的武通后，他完成了第一章到第五章前半部分，第五章到第六章則是他回到法國后，一七六七年住在特利堡時完成的，這就是《懺悔錄》的第一部。經過兩年的中斷，他于一七六九年又開始寫自傳的第七章至第十二章，即《懺悔錄》的第二部，其中大部分是他逃避在外省的期間寫出來的，只有末尾一章完成于他回到了巴黎之后，最后“竣工”的日期是一七七0年十一月。此后，他在孤獨和不幸中活了將近八年，繼續(xù)寫了自傳的續(xù)篇《一個孤獨的散步者的夢想》。《懺悔錄》就是盧梭悲慘的晚年的產物，如果要舉出他那些不幸歲月中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內容，那就是這一部摻合著辛酸的書了。這樣一部在殘酷迫害下寫成的自傳，一部在四面受敵的情況下為自己的存在辯護的自傳，怎么會不充滿一種逼人的悲憤？它那著名的開篇，一下子就顯出了這種悲憤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力量。盧梭面對著種種譴責和污蔑、中傷和曲解，自信他比那些迫害和攻擊他的大人先生、正人君子們來得高尚純潔、誠實自然，一開始就向自己的時代社會提出了勇敢的挑戰(zhàn)：“不管末日審判的號角什么時候吹響。我都敢拿著這本書走到至高無上的審判者面前，果敢地大聲說：?請看！這就是我所做過的，這就是我所想過的，我當時就是那樣的人……請你把那無數(shù)的眾生叫到我跟前來！讓他們聽聽我的懺悔……然后，讓他們每一個人在您的寶座前面，同樣真誠地披露自己的心靈，看有誰敢于對您說：我比這個人好，?”這定下了全書的論辯和對抗的基調。在這對抗的基調后面，顯然有著一種激烈的沖突，即盧梭與社會的沖突，這種沖突決不是產生于偶然的事件和糾葛，而是有著深刻的社會階級根由的。盧梭這一個鐘表匠的兒子，從民主政體的日內瓦走到封建專制主義之都巴黎，從下層人民中走進了法蘭西思想界，象他這樣一個身上帶著塵土、經常衣食無著的流浪漢，和整個貴族上流社會當然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即使和同一營壘的其他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也有很大的不同。孟德斯鳩作為一個擁有自己的莊園、同時經營工商業(yè)的穿袍貴族，一生過著安逸的生活；伏爾泰本人就是一個大資產者，家有萬貫之財，一直是在社會上層活動；狄德羅也是出身于富裕的家庭，他雖然也過過清貧的日子，畢竟沒有盧梭那種直接來自社會底層的經歷。盧梭當過學徒、仆人、伙計、隨從，象乞丐一樣進過收容所，只是在經過長期勤奮的自學和個人奮斗之后，才逐漸脫掉聽差的號衣，成了音樂教師、秘書、職業(yè)作家。這就使他有條件把這個階層的情緒、愿望和精神帶進十八世紀的文學。他第一篇引起全法蘭西矚目的論文《論科學與藝術》（1750）中那種對封建文明一筆否定的勇氣，那種敢于反對“人人尊敬的事物”的戰(zhàn)斗精神和傲視傳統(tǒng)觀念的叛逆態(tài)度，不正反映了社會下層那種激烈的情緒？奠定了他在整個歐洲思想史上崇高地位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1775）和《民約論》（1762）對社會不平等和奴役的批判，對平等、自由的歌頌，對“主權在民”原則的宣傳，不正體現(xiàn)了十八世紀平民階層在政治上的要求和理想？他那使得“洛陽紙貴”的小說《新愛洛伊絲》又通過一個愛情悲劇為優(yōu)秀的平民人物爭基本人權，而帶給他悲慘命運的《愛彌兒》則把平民勞動者當作人的理想。因此，當盧梭登上了十八世紀思想文化的歷史舞臺的時候，他也就填補了那個在歷史上長期空著的平民思想家的席位。但盧梭所生活的時代社會，對一個平民思想家來說，是完全敵對的。從他開始發(fā)表第一篇論文的五十年代到他完成《懺悔錄》的七十年代，正是法國封建專制主義最后掙扎的時期，他逝世后十一年就爆發(fā)了資產階級革命。這個時期，有幾百年歷史的封建主義統(tǒng)治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長期以來，封建生產關系所固有的矛盾、沉重的封建壓榨已經使得民不聊生，農業(yè)生產低落；對新教徒的宗教迫害驅使大量熟練工匠外流，導致了工商業(yè)的凋敝；路易十四晚年一連串對外戰(zhàn)爭和宮廷生活的奢侈浪費又使國庫空虛；路易十五醉生夢死的荒淫更把封建國家推到了全面破產的邊緣，以致到路易十六的時候，某些改良主義的嘗試也無法挽救必然毀滅的命運了。這最后的年代是腐朽、瘋狂的年代，封建貴族統(tǒng)治階級愈是即將滅頂，愈是頑固地要維護自己的特權和統(tǒng)治。杜爾果當上財政總監(jiān)后，提出了一些旨在挽救危機的改良主義措施，因而觸犯了貴族特權階級的利益，很快就被趕下了臺。他的繼任者內克僅僅把宮廷龐大的開支公之于眾，觸怒了宮廷權貴，也遭到免職。既然自上而下的旨在維護封建統(tǒng)治根本利益的改良主義也不為特權階級所容許，那么，自下而上的反對和對抗當然更要受到鎮(zhèn)壓。封建專制主義的鼎盛雖然已經一去不復返，但專制主義的淫威這時并不稍減。伏爾泰和狄德羅都進過監(jiān)獄，受過迫害。這是十八世紀思想家的命運和標志。等待著思想家盧梭的，就正是這種社會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