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nèi)容簡介】 概念。在當時，太史令這個官職的功能，與后代的史官不完全一樣，“固主上所戲弄，倡優(yōu)蓄之”（《報任少卿書》），地位不高。而《漢書百官公卿表》載：“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yī)六令丞。”又《后漢書百官志》載：“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時、星歷。凡歲將終，奏新年歷。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jié)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據(jù)此可知，在漢代，太史令只不過是個六百石的小官，主要職責是主管天文歷法和祭祀，掌管資料，記載朝廷大事，官方并未賦予其修撰史書的責任。在東漢，班固因在家私修《漢書》而下獄，隨后才是“奉詔修史”.漢明帝時有大臣進諫，要求設立專職的史官修史，但被明帝拒絕，可知修史之事在東漢時仍未引起朝廷重視。一直到了魏晉時期，朝廷設置著作郎一職，才算是有了正式修史的專職官員。關于《史記》一書，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說得很清楚：“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庇帧短饭孕颉分^：“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后圣君子?！睆倪@兩處自述可知，《史記》在當時并非官書，否則就用不著“藏之名山”了。正因為這樣，司馬遷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才更自由，感情才更為奔放。他是帶著充沛的感情去寫史的——《史記》的偉大，有這一方面的原因。其實，這也給了后人一個啟示：“無感情、不學問?！弊鰧W問跟寫詩一樣，都需要充沛的感情，才能做好。以事類入傳，是《史記》的一個做法?！段樽玉懔袀鳌肥菑统鹗论E的匯集，里面的每一個人物都灌注了司馬遷的感情。他將各種各樣的“仇”組合到這個傳里去——伍子胥報家仇，夫差報父仇，伯嚭報祖仇，申包胥報君仇，勾踐報己仇，白公報父仇。其中“白公報父仇”事發(fā)在伍子胥死后，與伍子胥沒有多大關系，但仍被司馬遷列入此傳。如此多報仇之事合在一起，“復仇”之意貫穿全篇，意在昭示“報仇”是基于人性的合理行為。古人極重人倫，認為那些破壞人倫的人，一定要受到懲罰。我們可以看到，《春秋》贊同復仇，《禮記》明言“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大戴禮記》認為“朋友之仇，不與聚鄉(xiāng)；族人之仇，不與聚鄰”.今人讀史，不能輕率地用今天的法治思想去苛責古人。司馬遷對伍子胥的褒揚，在寫伍子胥的兩處說話上，很容易就使人察覺到。一處是他與哥哥伍尚說的那一番話：“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后生患，故以父為質(zhì)，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绷硪惶幨俏樽玉銓⒊酵醣奘僦?，回應申包胥的詰難：“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眱啥螖⑹?，都有“代言”之疑，但讓人對伍子胥自然而生“了解之同情”:前者刻畫伍子胥的明智及堅忍，后者贊許伍子胥的坦蕩。忍辱負重、堅貞不屈，何嘗不是司馬遷的品格？悲憫情懷“代言”這一做法，也有其歷史原因。唐代設立國史館，皇家修史制度在法理上確立，修史的人必須遵從朝廷的意志，并且按照嚴格的程式進行。具體的做法表現(xiàn)為對文本的依賴增加，而對口述材料的引用減少，大段描寫人物對話的情景也開始變得稀少。然而，人物對話的情況，在“前四史”當中是很常見的。這是因為司馬遷等人在修史的過程中，占有資料的難度要大于后世，尤其是在西漢，其時普遍的文字載體還是竹簡，真正廉價實用的紙張尚未問世，雕版印刷術更未產(chǎn)生。因此，即使有文獻存在，也難以搜集、保存。在資料匱乏的前提下，史書中出現(xiàn)涉及秘密的人物對話，也可說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假如沒有了這些對話，那么《史記》就會是第二部《春秋》：晦澀簡約。學問的發(fā)展，其形式一定會有所變化?！洞呵铩饭倘蛔吭剑抉R遷不可能再用《春秋》筆法去修史，因為天下遭逢連年兵燹之后，古道變得幽微起來。而以周公、孔子自任的司馬遷需要闡發(fā)古人的思想、暢論自己的見解。在這個時候，《春秋》那種不溫不火、內(nèi)斂無華的筆法，就顯得無法完成這一使命。因此，《史記》摻入小說筆法、行文夾雜時語，就成了一種權變。只有懂得經(jīng)權互濟之人，才能超越他的時代?？鬃尤缡?，司馬遷也如是。《史記》有小說筆法，但絕對不能把《史記》視為小說來看待。司馬遷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是非常嚴肅的，他之所以會摻入小說家的筆法，跟他本人的志向有關：“鄙沒后世而文采不表于后?！彼粌H是要“成一家之言”,也要“文史合一”,很多學者喜歡把此句中的“文采”理解為“文章”,然而正所謂“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如果行文不具文學性，文章又如何傳諸后世？雄奇的文字橫絕百代，這就是司馬遷的業(yè)績。客觀來講，“二十四史”愈往后便愈追求嚴謹，但后期的史書，在價值上無法與《史記》、《漢書》相提并論，這與其文采的匱乏息息相關。對于《伍子胥列傳》，若用一言以蔽之，可說成是：“棄小義，雪大恥?！贝苏Z見于太史公在篇末對伍子胥的評語?？梢赃@樣說，整篇《伍子胥列傳》都是在為這句話作注腳。而通過這個注腳，很容易發(fā)現(xiàn)作者在描寫屈原、項羽、韓信、賈誼等優(yōu)秀人物時，都體現(xiàn)了一種悲憫的情懷。不止如此，即使是小人物或者被定論了的負面角色，只要其人有一絲高貴之處，司馬遷也會寄予同情，甚至不惜筆墨為之揄揚。書以人傳，《史記》正因為司馬遷的這種悲憫情懷而偉大，它閃耀著作者對高尚人格的追求之光，成為中國人的一個精神符號。第三篇：史記貨殖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