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首。支持泰國前總理他信的“紅衫軍”反政府示威者從3月14日開始占據(jù)首都曼谷的鬧市區(qū)，與政府軍及親政府勢力不時“擦槍走火”。泰國總理阿披實在“忍讓”多時之后，于5月1 3日晚派軍方封鎖“紅衫軍”示威地點，試圖逼走近萬名示威者，“紅衫軍”軍事領導人卡迪亞當場中彈身亡。泰國軍隊于5月1 9日開進“紅衫軍”集會區(qū)域，展開“清場”行動，雙方沖突造成嚴重傷亡與財產損失。多名 “紅衫軍”領導人于當天下午集體自首，宣布結束集會示威。阿披實總理于當晚發(fā)表電視講話指出，政府有信心使國家恢復正常和走上可持續(xù)復蘇道路。5月25日，泰國刑事法院以涉嫌恐怖活動罪名，批準逮捕前總理他信。7月6日，泰國政府決定將在曼谷等1 9個府已實施3個月的緊急狀態(tài)法再延長3個月，以保證國家安全和社會穩(wěn)定。泰國亂局雖暫時緩解，但國際輿論普遍認為泰國社會矛盾依舊難解；緬甸即將舉行歷史性的全國“大選”，緬甸軍政府意圖在選前進一步“收編”緬北少數(shù)民族地方武裝，引發(fā)后者反彈，加之軍政府與“民主派”之間矛盾可能激化，致使緬甸局勢變數(shù)增加；東南亞地區(qū)形勢動蕩還體現(xiàn)在海洋方面，尤其是南海形勢更趨復雜，其中既有海盜活躍威脅海上通道安全，也有南海海洋權益爭端加劇，包括島礁主權爭議、專屬經濟區(qū)劃分沖突、海洋漁業(yè)與油氣礦產資源矛盾等。而越南、菲律賓等國企圖借助美國等域外大國介入南海爭端，企圖使雙邊爭議“多邊化”，美國也極力“插手”南海問題，致使南海形勢更加敏感復雜。東北亞形勢主要因韓國“天安號”事件而驟然緊張。在朝鮮半島方向，韓國于5月20日公布“天安”號事件正式調查結果。認為導致2010年3月26日韓國海軍“天安”號警戒艦爆炸沉沒的原因，是遭到了朝鮮小型潛水艇發(fā)射的魚雷攻擊。美國和日本政府隨即分別表示“強烈譴責”導致“天安”號沉沒的行為。中國外交部發(fā)言人同日表示，中方主張各方應冷靜克制，妥善處理有關問題，避免局勢緊張升級。朝鮮則于5月21日發(fā)表聲明對此予以堅決否認，指如韓國以“天安”號事件為借口對朝鮮進行報復，朝鮮將采取一系列強硬措施加以應對。韓國總統(tǒng)李明博于5月24日就“天安”號事件對國民發(fā)表講話，要求朝鮮道歉，表示將禁止朝鮮船只進入韓國領海，中斷韓朝貿易、合作與交流，并將與有關國家協(xié)商后將該事件提交聯(lián)合國安理會。韓國同日還表示恢復“對朝心理戰(zhàn)”，更積極參與“防擴散倡議”，舉行韓美反潛軍事訓練。韓國于6月4日致函聯(lián)合國安理會主席，通報其聯(lián)合調查結果，請求安理會做出反應。特別是，韓國與美國借“天安號”事件，于7月份在黃海一帶舉行大規(guī)模聯(lián)合軍演。由于黃海屬于中國近海與高度敏感海域，美韓軍演不僅臨近中國領海，而且直逼中國的政治中心。何況“天安號”沉沒謎團未解，美韓大規(guī)模軍演不僅將進一步激化朝韓、朝美矛盾，更將威脅中國安全，也不利于東北亞的和平穩(wěn)定，因而遭到了中國政府的堅決反對。經中國方面的努力斡旋，聯(lián)合國安理會于7月9日通過了關于“天安”號事件的主席聲明。聲明未明確事件的責任歸屬，只是譴責了導致“天安”號沉沒的攻擊，并對韓國政府、人民、該事件遇難者及其家人表示深切同情和慰問，強調維護朝鮮半島及東北亞和平、穩(wěn)定，鼓勵以和平手段解決半島未決問題，鼓勵半島北南雙方恢復直接對話和協(xié)商。而致力于解決朝鮮核問題的“六方會談”已被擱置多時，半島“無核化”進程仍然充滿坎坷；日本政局持續(xù)動蕩。先是鳩山由紀夫前首相因駐日美軍基地搬遷問題等處置失措與6月份被迫辭職，由菅直人出任民主黨新黨首并于6月8日出任新首相。接著是7月11日舉行參議院改選，由于菅直人的消費稅改革方案“得罪”選民，致使由民主黨與國民新黨組成的執(zhí)政聯(lián)盟失利，在野黨占據(jù)了參議院過半數(shù)議席，在野的自民黨贏得選舉、成為參議院第一大黨。日本由此再次出現(xiàn)了朝野政黨分別控制眾、參兩院的“扭曲國會”，民主黨執(zhí)政難度進一步增大。日本政局前景自2009年9月“變天”后重又趨于動蕩不定；朝鮮政權“換代”進程明顯加快。朝鮮宣布將于2010年9月份召開勞動黨全國代表大會，而上一次黨代會則是在三十年前的1 980年舉行的，此舉表明朝鮮領導人金正日培養(yǎng)“接班人”的“緊迫感”增加，其三子金正銀即將走上前臺。與此同時，朝鮮“貨幣改革”以失敗告終，國內經濟困境加劇。西亞動蕩主要是“兩伊問題”。伊拉克戰(zhàn)爭已爆發(fā)七年有余，美國扶植的伊拉克政府雖然漸已基本控制局面，美國也加快了從伊拉克“撤軍”進程，但“基地”組織仍不時制造重大恐怖襲擊活動，伊拉克安全形勢難有根本好轉。而伊拉克“大選”之后的新政府因為黨派矛盾而一再“難產”，伊拉克政治前景難以明朗；伊朗朝野雙方圍繞2009年“大選”結果爆發(fā)激烈沖突的“選舉后遺癥”仍未徹底消除，而伊朗核問題更是錯綜復雜。聯(lián)合國安理會于2010年6月9日通過了對伊朗制裁的1 929號決議，而伊朗總統(tǒng)內賈德則對新決議不屑一顧，表示將繼續(xù)推進“和平利用能”。與此同時，美國宣布單方面對伊朗新制裁，多管齊下，一面強化軍事威懾，一面加大顛覆滲透，而伊朗也是積極備戰(zhàn)、毫不示弱，伊朗核問題前景更加堪憂。在南太(平洋)地區(qū)，連政局一向平穩(wěn)的澳大利亞居然也發(fā)生“政變”，陸克文總理因礦產資源稅政策失誤等嚴重影響其工黨年底選情，陸克文迫于工黨內部巨大壓力提前辭職，吉拉德出任工黨新黨首并成為澳大利亞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理。吉拉德于7月1 7日宣布將澳大利亞議會選舉提前到8月21日舉行。綜上所述，當前中國周邊動蕩呈現(xiàn)普遍化、常態(tài)化、復雜化乃至一定程度的聯(lián)動化，其中又以一國內部的政局不穩(wěn)居多，也有兩國之間的沖突甚至對抗，還有大國強權的介入與角逐，不同類型的問題相互交織，傳統(tǒng)與非傳統(tǒng)安全挑戰(zhàn)并存。尤其是“天安號”事件、吉爾吉斯斯坦“變天”、伊朗核問題僵局、巴基斯坦惡性恐怖活動頻發(fā)等 “四大危機”同時“發(fā)作”，并分別引發(fā)東北亞、中亞、西亞、南亞四大“板塊”“震動”不已，致使中國周邊形勢復雜而嚴峻，“變”、“亂”、“險”交織，“變臉”不斷、“亂象”紛呈、“險象”環(huán)生。面對“亂云飛渡”的周邊環(huán)境，中國應準確“把脈”、從容應變。二、政局動蕩主要分哪幾種類型中國的周邊國家大部分屬于發(fā)展中國家，少數(shù)屬于發(fā)達國家，按其政治體制、所處社會發(fā)展階段與“穩(wěn)定程度”，也可大致分成“成熟民主國家”、“轉型國家”與“問題國家”三大類，周邊國家政局動蕩可依此分為三種情形。第一類是所謂“成熟民主國家”的政局演變。如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等，其主要屬于“政黨政治”與“選舉政治”的范疇，包括主要政黨圍繞選舉與執(zhí)政權所展開的權力斗爭，在野黨對執(zhí)政黨的監(jiān)督，立法機構對行政機構的權力制衡等。其政局波動具有周期性、規(guī)則性、暫時性與可控性，確定性相對較大，對中國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為對華政策與雙邊關系的調整變化。第二類是從所謂“威權體制”轉向“民主體制”的“轉型國家”的“轉型陣痛”。中國周邊國家政局動蕩多數(shù)屬于此類，其政局動蕩具有中期性、常態(tài)性，不確定性與風險較大，對中國的影響主要是雙邊關系變化與地緣政治經濟利益易受沖擊。此類國家大多處于新舊體制轉軌期，由于民主體制不健全、舊體制“慣性”強大、軍方與權貴等既得利益集團尾大不掉、既有社會矛盾繼續(xù)存在等，導致政府腐敗嚴重、當局缺乏權威性與政局動蕩，甚至不時發(fā)生政變等倒退現(xiàn)象。其中屢見不鮮的是外來移植的“民主”產生“水土不服”乃至扭曲變形，各方對選舉結果產生爭議乃至激烈“碰撞”，選輸?shù)牟弧胺敗?，以至“選舉鬧劇”不時上演、“選舉綜合癥”頻繁發(fā)作。例如，中亞的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烏茲別克五個“斯坦”國家均系從“前蘇聯(lián)”解體而來，體制上不同程度帶有“前蘇聯(lián)”的痕跡，哈、塔、烏三國政權“新老代際問題”突出，土國新總統(tǒng)尚在摸索之中。而吉爾吉斯斯坦自從2005年在西方大國策動下爆發(fā)“顏色革命”以來，雖然“復制”了西方“民主”，但前總統(tǒng)巴基耶夫實際上依舊推行家族式統(tǒng)治，導致民怨沸騰、最終重蹈其前任阿卡耶夫總統(tǒng)的覆轍。第三類則是西方所謂的“問題國家”的政局混亂。其發(fā)展極端則是成為嚴重影響地區(qū)穩(wěn)定的所謂“失敗國家”，其政局異動具有長期性、系統(tǒng)性、突發(fā)性與高度不確定性。美國著名的國際問題刊物《外交政策》2010年第四期推出所謂“2010年失敗國家排行榜”，將中國周邊多個國家列入其中。包括“第六名”的阿富汗、“第七名”的伊拉克、“第十名”的巴基斯坦、“第十五名”的也門、“第十六名”的緬甸、“第十八名”的東帝汶、“第十九名”的朝鮮等。這些國家大多具有重要的地緣戰(zhàn)略價值，其中有些還是與中國存在傳統(tǒng)的“特殊關系”，是中國周邊安全戰(zhàn)略與地緣戰(zhàn)略依托帶的關鍵環(huán)節(jié)，對中國國家安全與周邊和平穩(wěn)定的潛在影響極大，需要重點關注與嚴密防范。由于這些國家國內矛盾嚴重激化、不同勢力爭權奪利白熱化、當局治理失效、內外壓力巨大、“選舉綜合癥”嚴重等原因，致使其政局異?；靵y，極個別的甚至反政府武裝坐大與叛亂蔓延，其典型是伊拉克、阿富汗與巴基斯坦，而伊朗、緬甸與朝鮮亦被西方歸為所謂的“問題國家”或“失敗國家”。美國《外交政策》的這一所謂“排名”反映了西方的政治偏見及其慣于對外亂貼“政治標簽”的話語霸權，是為西方對外干涉服務的政治工具，但對我們觀察與前瞻周邊環(huán)境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而中國周邊國家在該“排行榜”中“名列前茅”的還有：孟加拉國第二十四名、斯里蘭卡第二十五名，尼泊爾第二十六名、伊朗第三十二名、烏茲別克斯坦第三十六名、塔吉克斯坦第三十八名、老撾第四十名、柬埔寨第四十二名、所羅門群島第四十三名、吉爾吉斯斯坦第四十五名、不丹第五十名、菲律賓第五十一名、巴布亞新幾內亞第五十七名。三、周邊國家政局動蕩的內因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與各種根深蒂固矛盾是周邊國家政局動蕩的根源或“內因”。一是國內政治日趨“兩極分化”與深陷“民主困境”所致。周邊多個國家均已形成以兩大主要政黨為首“兩大陣營”和朝野對峙僵局，如日本的民主黨與自民黨、印度的國大黨與人民黨、泰國的“反他信”與“親他信”勢力等，對立雙方分庭抗禮、長期相持不下，以至“黨爭”、“政爭”不已。而“民主化”更使得周邊一些國家政府權威下降，“政治生態(tài)”呈現(xiàn)為“弱政府、強社會”的失衡與無序狀態(tài)，反對派力量壯大，非政府組織(NGO)活躍，反政府活動盛行，選舉爭拗與“街頭政治”司空見慣，以至內耗不止。其中，日本2009年9月國會眾議院選舉導致自民黨“丟掉”政權，民主黨成為新的執(zhí)政黨，日本政治由自民黨長期“一黨獨大”逐漸轉向“兩黨制”，其政黨結構在形成相對穩(wěn)定的“兩黨制”之前日本政治將長期處于不穩(wěn)定狀態(tài)；而泰國“親他信”的“紅衫軍”代表了“改革派”，現(xiàn)政府則代表了維護國王與軍方權勢的“保守派”，二者之間的改革與保守之爭遠未終結，彼此矛盾還將不時激化。二是國內經濟社會貧富分化嚴重，國際金融危機更是激化社會矛盾。城鄉(xiāng)與不同階層之間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社會矛盾趨于尖銳，各種弱勢群體以暴力或非暴力手段激烈抗爭。金融危機嚴重沖擊周邊國家經濟發(fā)展，致使經濟大幅下滑、失業(yè)問題嚴重、社會動蕩加劇，例如吉爾吉斯斯坦與泰國等。對于泰國獨特的“紅衫軍現(xiàn)象”，國際輿論指出雙方之間的爭斗暴露并加深了泰國社會中的城鄉(xiāng)階級矛盾?！疤﹪扑榈拿裰鳌奔捌淙找嬖鲩L的政治無序狀態(tài)對泰國經濟極具破壞性，泰國政府驅散“紅衫軍”反而可能激化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和城鄉(xiāng)對立，泰國在找到解決該矛盾的持久辦法之前，雙方仍將陷入政治斗爭的“惡性循環(huán)”而難以自拔。三是“三股勢力”(國際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離主義)與部族民族矛盾作祟。以“基地”組織為首的國際恐怖主義繼續(xù)活躍于西亞、南亞、東南亞與中亞，伊拉克、阿富汗與巴基斯坦成為全球恐怖活動的“重災區(qū)”。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來”，巴基斯坦“塔利班”正在向南亞以外地區(qū)流竄，印度反恐頻繁拉響“警報”，印度尼西亞破獲多起恐怖陰謀；印度東北部與緬甸等存在嚴重的民族分離主義，民族分離主義武裝組織不時制造暴力事件；阿富汗、巴基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部族與民族矛盾突出。四、導致中國周邊動蕩的外因大國爭奪激烈等其他因素，催生與加劇了周邊動蕩。一是大國在中國周邊爭奪地緣戰(zhàn)略利益。為延續(xù)世界霸權與防范“主要戰(zhàn)略對手”，美國奧巴馬政府“主動順應”世界地緣政治與經濟重心“東移”亞太的態(tài)勢，一改其前任布什政府一味“聚焦”“大中東”尤其是伊拉克的“偏頗”作法，不僅力圖 “平衡”兼顧“大中東”與亞太，在“西線”著力“反恐”與推進伊拉克、阿富汗“兩場戰(zhàn)爭”的同時，在“東線”著力遏阻中國這一“主要戰(zhàn)略對手”，而且采取了軟硬兼施的“巧實力”。美國不斷加大對中國周邊地區(qū)的滲透擴張，自西面推行所謂“大中東”與“大中亞”戰(zhàn)略，將“反恐重心”由伊拉克“東移”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通過占領伊拉克與阿富汗、遏制伊朗、滲透巴基斯坦，進而“打通”西亞、南亞與中亞，并誘使中亞國家“向南發(fā)展”以削弱俄羅斯與中國的地緣利益。在東面借“天安號”事件強化美韓、美日同盟，加緊“重返”東南亞，對緬甸“誘”、“壓”并舉，企圖以湄公河流域開發(fā)與南海問題為“抓手”，加大“介入”力度，加緊尋覓新的“戰(zhàn)略支點”。與此同時，美國還對西太平洋第一、第二“島鏈”軍事部署加快重組，力圖構筑多層次戰(zhàn)略打擊與縱深防御體系。尤其是，美國奧巴馬政府更加“關注”亞太，加大“戰(zhàn)略投入”，給亞太安全與中國周邊形勢帶來復雜“效應”。美國在中國周邊大肆進行地緣擴張引起有關國家的反彈，其中，中亞乃美國與俄羅斯地緣角逐“焦點”之一，雙方圍繞美國在吉爾吉斯斯坦的軍事基地問題長年角力，俄羅斯對前總統(tǒng)巴基耶夫“腳踏俄、美兩只船”早已不滿，加之認為美國因深陷金融危機而無力反擊．因而“力挺”吉反對派4月奪權，力圖通過支持奧通巴耶娃“臨時政府”重新奪回中亞“主導權”。其他大國也在中國周邊加緊角逐：俄羅斯外交進一步“向東看”，通過“歐亞經濟共同體”與“集體安全條約組織”重拾對中亞的傳統(tǒng)影響．力爭加入“東亞首腦會議”，憑借國力回升加大對東北亞、東南亞與南亞的投入；日本民主黨政權更加強調亞洲，極力爭奪東亞區(qū)域合作“主導權”，重點“經營”東南亞，同時加大對南亞與中亞的投入；印度崛起勢頭強勁，全方位拓展地緣利益，力圖首先“坐大”南亞次大陸與印度洋，與此同時“北上”阿富汗與中亞、“東進”東南亞、“西入”西亞。二是西方大國對中國周邊調整與實施“民主改造”戰(zhàn)略，激化干涉與反干涉矛盾，加劇周邊動蕩。美、歐等西方大國將中國周邊作為“民主改造”重點目標，對中亞調整 “顏色革命”策略、企圖穩(wěn)步推進“民主”。對伊拉克、阿富汗進行“民主手術”，對巴基斯坦推進“民主轉型”，對伊朗、緬甸、朝鮮三大所謂“問題國家”軟硬兼施，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