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nèi)容簡介】 lexi（letthewelfareofrevolutionbethesupremelaw），（革命的利益就是最高的法律）。 當然，只要革命需要，一切民主，自由，個人人權都必須做出犧牲。如果俄國革命后由俄國人民選舉產(chǎn)生的民主議會被證明是順應克思主義策略的，那就應該保持它，就象一個長期國會（LongParliament），如果不能，就應該立即取締。一場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由一群對資產(chǎn)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原則顧慮重重的人來完成。毫無疑問，資產(chǎn)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好東西，就象所有好東西一樣，最終都會被勝利的工人階級實現(xiàn)的；但是，在革命的過程中先考慮它們顯然是不嚴肅和不慎重的。 在人文主義和自由主義傳統(tǒng)下的普列漢洛夫，后來當然改變了這個立場。烏托邦的信仰和殘暴地蔑視文明的道德倫理的混合物，最終證明對一個在西方的工人和他們的領袖當中度過了他的大部文明的和建設性生活的人來說是無法接受的。和絕大多數(shù)的社會民主黨人一樣，象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一樣，他太象一個歐洲人，不會去實行這個政策政綱，正如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說’被占有者’（ThePo7ssessed）中的人物施加列夫（Shigalev）所說的那樣，’以無限制的自由始，以無邊的專制終’。但是列寧卻接受了這個綱領的前提，因此也就合乎邏輯地得出了使他的大部分同志厭惡的結論，而且是輕易地，毫不猶豫地接受了它們。他的想法也許在某種意義上仍然是18和19世紀的樂觀主義的理性主義者的推論：強迫，暴力，強制執(zhí)行，對個人不同意見的絕對的鎮(zhèn)壓，由一小部分，實際上是自封的人來統(tǒng)治，只是在暫時是必須的，只要還面臨著強大的敵人。只要為了人類的大多數(shù)能夠得到發(fā)展，不再受到愚昧或懶惰，邪念的束縛，最終獲得了能夠?qū)崿F(xiàn)人性的最大限度的潛力的自由一旦他們擺脫了壞人的剝削和愚弄，較弱的壞人擺脫了更強大的壞人的剝削和欺壓這種專制才是必須的。 這個夢想也許真的與狄德羅，或圣西門，或克魯泡特金等人的夢想有著密切關系，但使其具有相對的新意的是它對于實現(xiàn)這個夢想的手段的設想。這個設想，盡管在表面上只是與方法有關，是來自巴泊夫，卡喬夫，或法國巴黎公社社員，卻與19世紀末大多數(shù)積極行動者和最不革命的西方社會主義者所制定的實踐綱領非常不同，這個不同是至關重要的，它標志著新的時代的誕生。 列寧所主張的是少數(shù)職業(yè)革命家的不受限制的權力。這些職業(yè)革命家受過專門訓練，只為了一個目的，利用他們手中的權利，不停地追求這個目標。為此，他們不惜采取一切手段。這是必須的，因為民主的方法，過去的改革者和反叛者所用的勸說和說教的辦法是無效的；這些都歸因于他們所倚重的心理學，社會學，以及歷史理論都是錯的，也就是說，假定人的行為是基于他們自覺的信仰，而他們的信仰是能夠通過爭辯加以改變的是錯誤的。如果馬克思曾經(jīng)做過任何事，他肯定表明了這樣一些信仰和理想只是受到社會和經(jīng)濟環(huán)境制約的階級的人的’反映’，每一個個體都不免屬于其中一個階級。如果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對的，那么，一個人的信仰是來自與他屬于的那個社會階層，并且，如果環(huán)境不變，他的信仰也是不能改變的至少，就大多數(shù)人而言是這樣。因此，革命的任務就是要改變這個’客觀’環(huán)境，即：要讓這個階級為歷史賦予的任務做好準備，推翻當前的統(tǒng)治階級。 列寧比這走得更遠。他似乎相信和那些因受了階級利益的的蒙蔽而不能理解和貫徹馬克思主義真理的人講道理是沒有用的，但是愚昧的廣大無產(chǎn)階級群眾卻無法領會歷史賦予他們的角色?？晒┧x擇的只有教育，激發(fā)廣大群眾被剝奪的’批判精神’（這可能會十他們在思想上覺醒，但也會引發(fā)無邊的討論和爭論，從而削弱和分裂知識分子），和用軍事訓練方法和不斷重復的政治口號和套語（至少和沙皇時代的愛國主義咒語一樣管用）把他們訓練成一支馴服的軍隊，扼殺獨立的思想。如果要在這三者之間作出選擇，那么，以諸如民主或啟蒙等抽象原則的名義強調(diào)前一種選擇就是放棄責任。重要的是建立一個其人力資源按照理性的模式發(fā)展的國家形態(tài)。人類在過去更多時候是受非理性而非理智支配的。廣大的群眾既愚蠢又盲目，不能讓他們按照自己的選擇行動。托爾斯泰和民粹派是大錯特錯：頭腦簡單的農(nóng)民沒有什么值得學習的深刻的真理和有價值的生活方式；他和城市工人，普通士兵一樣都是農(nóng)奴，貧窮，骯臟，生活在產(chǎn)生不斷的自相殘殺的社會制度中而不能自拔。解救他們的唯一辦法就是由有組織能力的領袖人物用無情的命令把獲得解放的奴隸引向理性的世界。 奇怪的是，列寧自己在某些方面卻是個空想家。他起初相信平等主義，認為通過教育，有一個理性的經(jīng)濟組織，幾乎所有的人最終都能轉變，勝任幾乎所有的任務。但是，他的實踐也同樣令人感到奇怪的就象那些非理性的保守分子，認為人類總是野性的，不道德的，桀驁不馴的，必須為他們樹立一個讓他們無條件崇拜的偶像來阻止他們。這件事非有一群有遠見的組織者不辦，他們的策略如果不是理想的話則靠的是一群杰出人物如尼采，佩雷多，和莫拉，甚至包括馬克思本人所揭示的真理。他們掌握了社會發(fā)展的真正本質(zhì)，借助于他們的發(fā)現(xiàn)，他們認為自由主義對人類進步的理論是不真實的，淺薄的，情緒化的，是荒謬的。盡管有錯誤和不成熟，是霍布斯，而不是洛克的理論道出了真相：人類所追求的不是幸福，自由，也不是什么正義，一切的一切，他們所要的只是安全。亞里士多德也是對的：許多人都是天生的奴隸，當他們打開鎖鏈后并不馬上就能獲得道德和知識，并負起在太多的選擇中作出決定的責任；因此，當他們失去一副鎖鏈后就不可避免地要尋找另一副鎖鏈，或為他們自己打造新的枷鎖。 結果，明智的革命立法者不是把人們從讓他們感到絕望和失望的舊的社會組織中解放出來，而是尋求建立他自己的框架，以適應自然和技術變化而帶來的新時代的新的需要。這個新的框架的價值將取決于無條件的絕對信仰，其主要特點的被接受就是靠的這種信仰。否則，就無法有足夠的力量來支持和箝制那些希圖從中獲得拯救的，姿意妄為的，本質(zhì)上是無政府主義的，自我毀滅的群眾。這個框架就是政治，社會，經(jīng)濟和宗教組織的體系，那些’神話’，教義，理想，思想和語言的種類，感情的模式，價值的尺度，’社會認可的’態(tài)度和習慣（馬克思稱之為’上層建筑’）代表了理性化，純化，和象征的想像力，使得人們有組織地行動，避免了混亂，達到了霍布斯所主張的那種狀態(tài)。這個曾經(jīng)激發(fā)過雅各賓黨人戰(zhàn)略的觀點，當然，它盡管既不是雅各賓黨人的也不是共產(chǎn)黨的教義。這個神話就是以超自然的權威的名義，統(tǒng)治者可以控制他的臣民，不讓他們亂說亂動，首先是不許問太多的問題，不許對現(xiàn)行的制度有太多的置疑。 任何可能稍稍削弱安全和穩(wěn)定的事都是不能允許的。安全和穩(wěn)定是這個制度所一心維系的。只有這樣（按照這個觀點）這個自由的新社會的立國者才能保證人民不受到威脅，國家機器必須保持高的效率，才能有效地防止人們作出自殺性的蠢事，才能使人民不會有太多的自由，太少的約束，使人民脫離這種令人厭惡的真空狀態(tài)。 （跟在德國浪漫主義者后面）曾說過類似的話。他把生命的流動與批評理性的力量相對照，而后者是不能創(chuàng)造或聯(lián)合，只能分割，制止，使生命停止和瓦解。弗洛伊德也與這種思想有關，只是，不是作為我們時代的心理學大師和偉大的醫(yī)師，在他的著作中，而是，雖然是無意的，成了一幫頭腦糊涂的好心人和江湖騙子，假冒的先知們?yōu)E用理性的心理學和社會學方法的始作俑者。他們中間流傳這樣一種夸張的說法：人之所以相信什么的真正原因和人們自己認為自己知道的常常是兩回是事，真正的原因往往是我們所不能確切理解或一點也不急于想要知道的一些事件。這些杰出的思想家，不知不覺地，不免要讓人懷疑他們自己的理論所導出的邏輯的理性基礎。使人感到最恒長滿足的并不是象他們自己所說的發(fā)現(xiàn)解決困擾他們的問題的辦法，而是某種過程，自然的或是人工的，能使問題迎刃而解的某種過程。從前一種觀點到這后一種觀點只需一小步。這些問題的消失是因為它們的心理’源頭’被轉移或被抽空，只剩下那些不太費力的問題，這些問題的積極不需要病人花太多的力氣。 這條解決令人困擾和頭疼的問題的新的捷徑固然是傳統(tǒng)主義的，反理性主義的右翼思想的根本，也一定影響了左派。正是這種對理智的功能和價值的態(tài)度的轉變，也許最恰當?shù)乇砻髁耸攀兰o和二十世紀之間的巨大鴻溝。 二十世紀的政治思想 來自: 免費論文網(wǎng) 五、 我想要表明的重要觀點是：在有史以來幾個世紀里，在人類思想的發(fā)展史上，教育的目的，對于什么是真理或思想的價值的爭論的實質(zhì)，必然假定存在著一些重要的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的答案是至關重要的。人們問道，那些偉大的，著名的理論，如形而上學，倫理學，神學，以及關于自然和人的科學所提出的形形色色的獲得知識和真理的最好的方法，究竟有沒有道理？生活的正道是什么，又如何找到它？上帝存在不存在？他的目的能否被人知道或猜到？宇宙，尤其是人的生命是否有一個目的？如果有的話，那又是誰的目的？人如何著手去回答這些問題？這些問題與那些用科學或常識就能提供令人滿意的，一般接受的答案的問題是不是一回事？如果不是，問這樣的問題有沒有意義？ 在形而上學和倫理學上如此，在政治學上也是如此。以政治的問題來說吧，它所關心的是要弄明白為什么任何個人要服從別的個人或他們的組織這個問題。所有涉及到自由和權威，主權和自然權利。國家的目標和個人的目標，普遍的意志和少數(shù)人的權利，政教分離和神權政治，機能主義和中央集權經(jīng)典的理論所有這些理論都是試圖從不同的角度來尋找解決這個最基本的問題的答案，希望這個答案能夠與別的信仰和同時代的探索者所持有的總的觀點相安無事。往往在回答這樣的問題的方式上產(chǎn)生重大的，有時是道義的沖突。有的在圣經(jīng)里尋找答案，有的直接得自個人的覺悟，有的則通過形而上的思考，還有的是通過一貫正確的圣人的話里，或是通過思辨的方法，或是經(jīng)過辛苦的經(jīng)驗的考察。這些問題對于人們?nèi)魏紊钍侵陵P重要的。當然，在每一代人當中還有不少懷疑論者，他們認為根本沒有什么終極答案，因此，問題的解決在很的程度上取決于各種可變的因素，諸如那些理論家所生活的氣候環(huán)境，他的經(jīng)濟，社會和政治狀況，或者他的追隨者們所處的社會，經(jīng)濟，政治環(huán)境，或是他或他們的氣質(zhì)，智力的趣味傾向等，但是這樣的懷疑論者通常被認為是輕佻的而不被重視，或是被斥之為擾亂視聽，甚至是危險分子；在社會不安定的時代，他們很可能受到迫害。但是，即使上他們，或蒙田，休漠也沒有實際懷疑到問題本身是否真的那么重要。他們所懷疑的只是獲得終極的絕對的答案的可能性而已。 到了二十世紀，人們采取了更為激烈的行動。人們第一次把它看作是解決問題，特別是解決那些令人困擾的，讓歷代有頭腦的，誠實的人頭疼不已的問題最有效的方法，不是用理性的工具，更不是依靠神秘的力量如’洞察力’和’直覺’，而是直接取消問題本身。這種方法不是用理性的手段來取消問題，如證明它們上建立在思想錯誤，語言混亂，或無知之上因為，如果這樣做，就會又承認哲學的或心理學的理性的證明方法是必須的。它是通過讓那些看上去非常重要又完全無法解決的問題從提問者的頭腦里象一場惡夢一樣消失，使之再也不能困擾他。它不是通過邏輯的解釋來說明意義，背景，或這個問題的實質(zhì)或根源弄明白這問題究竟意味著什么而是改變一開始導致這個問題的產(chǎn)生的觀點。這些問題不會輕易的就能找到現(xiàn)成的答案，就好比病入膏肓的病人一心要得痊愈。比如，如果一個人深信充分的個人自由是與在民主制度下多數(shù)壓迫少數(shù)不相容的，而且還要繼續(xù)渴望得到民主和個人自由，那就只能通過消除他頭腦里的固有思想才有可能做到，這樣，那些念頭就會不復存在。在政治制度問題上受到困擾的人就這樣得到解脫，轉而做些對社會有益的事，不會再受到那些惱人的念頭的騷擾，因為它們已被根除。 對于這一點，馬克思的著作并不一定要比我們時代的其他思想傾向負更多的責任。馬克思是19世紀典型的社會主義理論家，在同樣的意義上穆勒，孔德或巴克爾也是。故意的從心理上控制人的政策和策略與馬克思和他們都沒有關系。馬克思相信他的前輩的許多問題都是真正的問題，并認為他已然把它們解決了。他用他認為當時最科學，最達觀的經(jīng)典來論證他的解決方案。他的觀點是否象他所說的那樣科學，他的方案是否行的通，是另一回事。重要的是他承認他力圖要回答的問題是真的，并提出了一個理論，聲稱那是公認的科學理論；這個理論對解決許多令人困擾的問題有所啟迪，也有所誤導，導致了眾說紛紜的有益和無益的重新評價和重新解釋。 但是，共產(chǎn)主義國家，更合乎邏輯的應該是，法西斯國家的實踐（因為他們公然指斥提出問題回答問題的理性方法的價值）并不是對其公民的批判能力，和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的能力的訓練，也不是開發(fā)他們揭示真理的特殊的洞察力或直覺。他們所做的事是任何一個19世紀尊重科學的思想家都會認為十分可怕的但提問和討論危及到制度的穩(wěn)定，人們就應該不為這些問題操心；建立和細心維護一個強大的制度，一個’神話’，生活和思想的習慣就是為了防止這個體系在突然的沖擊下或緩慢的腐敗中崩塌。這就是促成極權主義意識形態(tài)興起的知識分子的觀點如果一個人想到了比較麻煩的問題，這種思想狀態(tài)就被視為病態(tài)，對人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