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城--我城——第三屆兩岸電影展觀后(編輯修改稿)
2024-08-31 13:03 本頁面
【文章內(nèi)容簡介】 年”時期的電影講述，不難發(fā)現(xiàn)重慶從中被遺忘的主要原因。首先，共和國“史前史”的電影講述成為重鎮(zhèn)，集中到革命戰(zhàn)爭和英雄人物的表述上，《南征北戰(zhàn)》、《董存瑞》、《平原游擊隊》、《鐵道游擊隊》、《柳堡的故事》等等，重慶的“陪都”符號顯然不可能成為被講述的重點；其次，共和國的建設和人民生活成為重鎮(zhèn)，一部分集中在有濃厚城市記憶的上海、北京，《上海姑娘》、《女籃五號》、《今天我休息》、《風箏》等，另一部分集中在農(nóng)村、邊疆建設和生活上，《李雙雙》、《老兵新傳》、《我們村里的年輕人》等；從“陪都”開始的突然“城市化”進程，讓既沒有城市淵源但又離絕典型鄉(xiāng)村記憶，處于夾縫中的重慶同樣從講述中被抹去。再次，少數(shù)民族題材成為重鎮(zhèn)，《五朵金花》、《哈森與加米拉》、《蘆笙戀歌》等，重慶并不是少數(shù)民族聚居的典型地區(qū)，不可能進入到此類的電影講述中。“文革”結束直到1997年的重慶，依然是難以被符號化的歷史和地域，難以走進電影講述?！拔母铩苯Y束后的最初七八年間，電影表述的方式雖然有不少突破，但是題材選擇上與“十七年”時期有很大的繼承性。仍然一方面是革命戰(zhàn)爭時期的經(jīng)典講述，《曙光》、《西安事變》、《南昌起義》、《小花》、《啊，搖籃》等，另一方面用最有城市感的城市和最需要拉進現(xiàn)當代史講述的農(nóng)村來承載國家歷史敘事的主軸，前者如《苦惱人的笑》、《生活的顫音》、《人到中年》、《沙鷗》、《鄰居》，后者如《天云山傳奇》、《芙蓉鎮(zhèn)》、《甜蜜的事業(yè)》等。被短暫符號化為“陪都”的重慶，在典型城市和典型農(nóng)村的夾縫中被雙重遺忘的重慶仍然是這一時期的缺席者。1984年以后，電影第五代開始了自己的電影講述。他們往往和“尋根文學”的作家們 韓少功、李杭育、阿城、王安憶、賈平凹等人有著很多的相似之處，相近的年齡、出生城市、年少時遭遇“文革”、成年后的農(nóng)村“知青”經(jīng)歷，使得他們的作品有著很多的互文性，把對民族性、人性乃至現(xiàn)代性的思考推到歷史的更深處，時間的還原性、以城市身份入農(nóng)村的生活實感并同那揮散不去的文化迷思一起，再加上對同時期余華、莫言、蘇童等“先鋒派”的鄉(xiāng)村表述的借鑒，使得他們的講述充滿著新鮮的地域“空間”感 戴錦華教授將之稱為第五代的典型語言形態(tài)：空間對于時間的勝利，《紅高粱》的東北、《大紅燈籠高高掛》的山西、《孩子王》的云南、《獵場扎煞》的蒙古北疆、《黃土地》的西北。但是重慶的“西南”仍然錯過了被新電影發(fā)見浪潮的發(fā)現(xiàn)和表述。1997年后的重慶又一次以突然出現(xiàn)的姿態(tài)出現(xiàn)在新的政治經(jīng)濟版圖上，中國從此多了一個直轄市，帶有一點“被給與”的姿態(tài)，并且是大城市帶大農(nóng)村的直轄市，很難立即把這樣重新組合起來的不徹底形象熔鑄到一個比較明確的符號表達里，有大農(nóng)村的城市如何城市？被大城市裹挾的大農(nóng)村如何農(nóng)村，這增加了重慶被重新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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