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司法行政處罰程序中的“毒樹之果(編輯修改稿)
2024-08-26 01:37 本頁面
【文章內(nèi)容簡介】 庭質證，使自己在法庭上與A法官質證并澄清事實的希望化為泡影，司法行政機關不能依據(jù)一份沒有經(jīng)過質證的”證言“認定自己行賄?！ 」P者以為上述四位律師的辯解如果屬實的話，都是有道理的。對于B律師，其與A法官的行為是典型的禮尚往來，況且即使沒有A法官在B律師的兒子上大學時還禮金800元這個情節(jié)，A法官在B律師沒有明確地托請事項的情況下，收受B律師1000元禮金的行為也只是一般的違紀行為，而不屬于受賄。既然A法官的行為都不是受賄，B律師當然更不存在行賄的問題。對于C律師，其行為肯定是構成了行賄，但由于超過《行政處罰法》第二十九條規(guī)定的2年時效期間，不應再行處罰。當然，有些人可能會不服氣地認為“律師行賄超過處罰期間也得處罰”，而司法行政機關并非法盲，我們對殺人犯都可以規(guī)定免訴的時效，為什么對律師違紀行為免于處罰的時效就不能遵守?而且違紀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又遠遠低于刑事犯罪的社會危害程度。對于D律師送給A法官的2000元錢，A法官收受的行為構成受賄，而D律師的行為卻構不成行賄。因為行賄罪的一個重要的主觀要件是“明知自己的行為是收買國家工作人員以及其他依法從事公務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自己謀取不正當利益而實施這種行為，意圖謀取不正當利益”。D 律師送錢給A法官僅僅是為了要求A法官盡快對某一案件下判，并沒有明確讓A法官如何下判或通過A法官對案件的判決內(nèi)容為自己或自己的當事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因此，D律師的行為因為缺少行賄罪的必要構成要件而不構成行賄。離開犯罪構成，就無從說犯罪，這是法律人共識的公理。而對于E律師，由于其在檢察機關訊問時遭到了刑訊逼供或脅迫、利誘，其“證言”是不能作為認定其行賄的證據(jù)的，更重要的是E律師的“證言”不僅未在A法官作為被告一案的庭審中質證，也難以在E律師作為行政處罰相對人的聽證或行政訴訟中質證，這種“兩頭不見面”的“背靠背”證言，是典型的“毒樹之果”。有人認為，在我國刑事訴訟中證人出庭作證的比率是很低的，有不少證人根本就不愿意到庭。可問題是，在A法官受賄一案中，E律師不是不愿意出庭，而是E律師要求出庭質證，是法庭不讓或根本就沒有通知E律師出庭作證。如果公訴機關或人民法院認為E律師的“證言”可靠，“證據(jù)”充分，為什么不敢通知E律師出庭作證呢?要知道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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