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政治思想演變(編輯修改稿)
2025-07-19 05:05 本頁面
【文章內(nèi)容簡介】 此數(shù)年間事耳，不知其積弱之源，遠者在千數(shù)百年以前，近者亦在數(shù)十年之內(nèi)，積之而愈深，引之而愈長?！彼M一步指出人民的“愛國之心薄弱，實為積弱之最大根源”，而“造成今日之國民者，則昔日之政術(shù)是也”，（沈云龍主編《清議報全編》卷7第2—21頁，臺灣文海出版社。)即統(tǒng)治者的愚民、暴民政策。梁啟超雖然在感情上痛恨清政府，但在理智上又認為不能把中國積弱不振的根源簡單地歸結(jié)為一人一姓。1902年梁啟超在其創(chuàng)辦的《新小說》緒言——《新中國未來記》中，借書中人物黃毅伯的議論，更明確表達了他的這種看法：“黃君道：我和現(xiàn)在朝廷是沒有什么因緣，難道我的眼光只會看到朝廷，不會看見國民嗎？……至說到專制政體，這是中國數(shù)千年來積痼，卻不能把這些怨毒歸在一人一姓。我想我今日若是能夠一步開到民主的地位便罷，若還不能，這個君位總要一個人坐鎮(zhèn)的。但使能夠有國會、有政黨、有民權(quán)，和那英國、日本一個樣兒，那時這把交椅誰人坐它，不是一樣呢？若說嫌他不是一個民族，你想我四萬萬民族里頭，卻又哪一個有這種資格呢？”（丁文江《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第163—164頁，臺灣世界書局出版。) 這期間梁啟超在日本大量接觸西學(xué)，西方近代的民族主義思想對他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梁啟超的近代民族主義思想開始形成。西方近代民族主義是隨著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國內(nèi)市場統(tǒng)一的形成，以及對世界市場的激烈競爭而形成的，主要包括民族獨立、國家主權(quán)、世界競爭，其突出標志是對構(gòu)成國家要素的國民的重視，以及超越了狹隘的地域、血緣、文化的束縛，轉(zhuǎn)而強調(diào)以國家疆域為界限的大民族主義。它是一種開放的、進取型的民族主義。戊戌變法前，梁啟超對西方的認識主要得自于《泰西新史攬要》，該書第一次向中國人描繪了一幅近百年來西方各民族迅速崛起并相互爭雄的歷史畫卷。到日本后對西學(xué)的直接接觸，使梁啟超對西方的認識更加深刻。他認為歐洲在近代的進步完全得力于民族主義思潮，民族主義“實制造近世國家之原動力”。（《飲冰室文集》第4冊之十第11頁。) 如果說西方的民族主義對梁啟超的影響僅僅是理論上的話，那么日本國民中高昂的民族主義情緒則使梁啟超對近代民族主義的重要性有了切身體會。他認為，日本取得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它實行了那種西方民族在民族主義感召下所進行的相同程度的愛國動員，從而具有以一個民族行事的能力，從而深切地體會到近代國家間的競爭，實際上是民族之間的競爭，歸根到底則是國民與國民之間的競爭，“今日世界之競爭，國民競爭也”，（李華興、吳嘉勛《梁啟超選集》，第119頁。)“在民族主義立國之今日，民弱者國弱，民強者國強”，處各國以民族主義立國之今日，“欲抵擋列強之民族主義以挽浩劫而拯生靈，惟有我行我民族主義之一策”，而欲行民族主義于中國，“舍新民未由”。（《飲冰室文集全編》卷1第5—6頁。)由此可見，梁啟超的近代民族主義思想主要包括兩方面：對國民的強調(diào)和重視；擺脫了傳統(tǒng)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束縛，主張各民族平等、共同奮發(fā)的大民族主義。這是梁啟超1902年創(chuàng)辦《新民叢報》并轉(zhuǎn)而反對排滿的思想基礎(chǔ)?！ ×簡⒊摹缎旅駞矆蟆芬浴熬S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為宗旨，認為“中國所以不振，由于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故本報專對此病而藥治之。”新民的涵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而新之；二日采補其本所本無而新之。二者缺一，時乃無功”。新民的方法則是：“務(wù)采合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xué)理論，以為智育之原本”，（《飲冰室文集全編》卷1第7頁。)即糅合中西文化的精華來塑造中國的新型國民。在洋洋數(shù)十萬言的《新民說》中，梁啟超不僅對中國國民的劣根性進行了深刻的揭露，而且強調(diào)對國民進行德、智、體、群訓(xùn)練的重要，并廣泛宣傳公德、私德、權(quán)利、自由、進取冒險、政治能力等思想，力圖養(yǎng)成中國人作為近代公民所應(yīng)具備的這些素質(zhì)。雖然這期間發(fā)生的一幕幕慘劇使梁啟超在感情上認為清廷已是一個無望的政府，但在理智上，梁啟超認為若不解決國民素質(zhì)低下這個影響中國進步的主要問題，一切都無從談起。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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