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nèi)容簡介】 York, 198. . 45(1905). 5 效的社會立法去改變大蕭條帶來的經(jīng)濟萎靡，但卻遭到了最高法院的頑抗。法院中的多數(shù)派法官又一次確信自己不會犯錯誤而敢于承擔政治責任，然而他們又一次挫敗了。在強大的民主黨國會和羅斯福總統(tǒng)的壓力下，最高法院選擇了退卻。在 1937 年的 西岸旅館訴帕里什案 (West Coast Hotel Company v. Parrish)中，又是一個首席大法官出面發(fā)布了法院意見。 這時的首席大法官是查爾斯休斯。 他當然 沒有約翰馬歇爾那樣的幸運，但卻比羅格談尼更加明智。 “契約自由是有條件的，它不是一種絕對的權(quán)利。并不存在為所欲為或訂立任何契約而不受限制的自由。??自由一詞意味著防止對權(quán)利肆意的限制，但不能用來抵制合理的調(diào)控和出于公共利益的禁令?！?① 就這樣，最高法院放棄了它對經(jīng)濟社會領(lǐng)域立法的干涉 ，也從角色的錯位中走了出來。 在 20 世紀初到 30 年代，另外的一些事例可能描繪了另 一番對最高法院來說更為有誘惑力的前景。在 1925 的吉德羅訴紐約案（ Gitlow v. New York）案， 桑福德大法官發(fā)表了法院意見，其中的關(guān)鍵是：“第十四修正案所保護的‘自由’包括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② 這是最高法院首次將權(quán)利法案的部分內(nèi)容納入第十四修正案用來限制各州。雖然吉德羅案中的原告沒有勝訴，但本案的意義乃是最高法院從此能名正言順地將權(quán)利法案適用于各州。同樣是在 1925 年的 皮爾斯訴姐妹會案（ Pierce v. Society of Sisters），麥克雷諾茲大法官發(fā)表的法院意見認為，第十四修正案 所包含的自由暗含了父母如何教育孩子、為孩子選擇何種學校的自由。類似的案例還有 1931年的內(nèi)爾訴明尼蘇達州案（ Near v. Minnesota ） , 1939 年的 黑格訴產(chǎn)業(yè)工會案（ Hague v.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等。這些案例在歷史的長河中 像 是一段貌似狹窄的海峽，當最高法院沿著這段最初風平浪靜的海峽行進時，它還沒有預(yù)料到穿過這段海峽，前面就是浩瀚 無邊的權(quán)利“海洋”。在這片海洋上，充滿了大量的暗礁，湍急的漩渦和強大的逆流。 在繼續(xù)述說之前，我們有必要留意 1938 年的美國訴卡羅林產(chǎn)品公司案 （ 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 roducts Company）， 其中斯通大法官寫了一個注腳，這個注腳為以后最高法院運用第十四修正案提供了一定的指南，也使其離合適的 司法審查 角色更加接近?！?當立法從表面看受到憲法所特別禁止，諸如為前十項修正案所禁止時，推斷其合憲性的范圍可能更為狹??；當這樣的立法也在第十四條修正案的［禁止］之列時，它同樣也被認定是特別的［禁止對象］ ；?? 那些限制政治進程的立法 ——這一進程通常被期望能夠取消令人討厭的法律，在第十四條修正案 一般性禁止的情況下，要比其他絕大多數(shù)類型的立法受到更為嚴格的司法審查 ；?? 不必去探究歧視分散的和孤立的少數(shù)群體是否是一種特殊情形，這些立法往往嚴重地削弱了那些通常用以保護少數(shù)的政治 ① See: West Coast Hotel Company v. Parrish, 300 379(1937). ② See: Gitlow v. New York,268 . 652(1925). 6 進程，［因此］它們可能相應(yīng)地要求更為透徹的司法追究 ” ① 。 這個注腳與其說是明確了司法審查的范圍，不如說是限制了司法審查的任意行使。 自馬伯里案司法審查權(quán)確立以來，在關(guān)于如何正確行使司法審查權(quán)的問題上眾說紛紜。然而歷史的教訓是深刻的，斯科特案與羅斯福的“法院填充計劃” ② 都深深地質(zhì)疑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權(quán)。從本質(zhì)上說，司法審查權(quán)中暗含了司法 機關(guān)的在政治過程中的權(quán)力。雖然從表面來看，它由司法機關(guān)來行使，帶有司法權(quán)力的性質(zhì)，但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其形式上的司法性，而要探究它的 實質(zhì) 內(nèi)容。司法審查權(quán)審查的內(nèi)容涉及到了政治分支 所作出的立法、行為和命令等。一旦作出了廢除或變更立法、行為或命令的司法決定，司法機關(guān)就不再僅是解釋法律，而是通過改變法律影響政治過程。 1954 年，艾森豪威 爾總統(tǒng)任命了 最高法院的第十四任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這位前任的加利福尼亞州長有著非凡的政治經(jīng)歷。 20 世紀的五六十年代，他帶領(lǐng)著最高法院在權(quán)利“海洋”乘風破浪。在其上任之初，一些“ 來自堪撒斯、南卡羅來納、弗吉尼亞和特拉華州的案件” ③ 便呈送到最高法院的面前。這些案件涉及的問題是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 對于任何人而言，這些案子在當時都是棘手的。在 19 世紀中期的談尼法院時期，它或許根本 就 不是問題，或許 只 是政治問題。但百年之后，它變成了復雜的法律問題。原因一方面是憲法中的第十四修正案在內(nèi)戰(zhàn)后通過，另一方面是二戰(zhàn)以后黑人的社會地位迅速提升而法律地位依然低下。我們不能忘記在 1896 年的普萊西訴福格森案（ Plessy v. Ferguson）案中布朗大法官的 總結(jié)陳詞 ：“如果一個種族在社會上 低人一等，那么憲法并不能使他們（在社會上和其他種族）平起平坐?！?④ 我們同樣也不能忘記 1996年的美國訴弗吉尼亞（ v. Virginia）案中 金絲堡大法官的總結(jié)陳詞： “憲法史上的最重要的篇章講述的是那些曾經(jīng)被遺忘或被排斥的人們重新獲得憲法權(quán)利與保護的故事。” ⑤ 面對南方施加的巨大政治壓力，最高法院這次沒有退縮。沃倫首席大法官的法院意見指出：“我們認為在公共教育領(lǐng)域，‘隔離但平等’的教條沒有立足之地?！?⑥ 對于這個意見，后來有許多學者認為法院又一次超出了自己的權(quán)力范圍，扮演了立法者的角色。但更多的人沒有懷 疑最高法院的做法，認為處理法律問題是最高法院的責任和義務(wù)。無疑，最高法院當時處理種族隔離的 案件 是一個敏感問題，但敏感問題并不一定 都 是政治 ① 任東來：《改變美國憲政歷史的一個注腳》，載于《讀書》 2020 年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