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調(diào) “ ，人民陪審員經(jīng)任命后、依法參加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前必須經(jīng)過培訓 ” 。其理由如下： 、選任方式上看，人民陪審員是精英性的。 *年 5 月 8 日，全國近 3000 所地方法院有 27000 名取得資格證書的人民陪審員走上崗位。看似平常的一項制度設置，卻可以在長達數(shù)年的時間內(nèi)引起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法學學者以致輿論界各方面意見的分歧，且時至全國上下大張旗鼓地推行人民陪審員制度的今日塵埃也難以落定，這本身就意味著這個問題具有重新討論的意義。但按現(xiàn)行的立法規(guī)定，不管是法國、德國，還是英國、美國，陪審員的資格大抵與選民資格相同。如果其中任何一個部門投了反對票，即使其具備擔任人民陪審員的條件，本人也提出了申請，其愿望也可能落空。任期制給了陪審員一個長期的 “ 名分 ” ，使人民陪審員由傳統(tǒng)的“ 一案一審 ” 機制變成了常設的職位。如果我們需要利用的是人民陪審員 第 7 頁 共 22 頁 的專業(yè)能力，那我們完全可以選擇法律工作者來擔任人民陪 審員。而大陸法系的審判則往往歸結為三段論式的推論。問題在于英美法系國家從來不認為審判權可以由法官壟斷。如果王斌余 [12]本罪該死，但人民陪審員認為其情可諒，那么他或許可以逃過一劫。他們不一定懂得法律對犯罪構成要件的規(guī)定，也不一定懂得民事法律行為的定義，但他們對事實有著最敏銳的感覺，對是非有著最公正的判斷，因此可以在蓋然性上獲得較為正確的裁斷。來自事業(yè)單位 46人，占人民陪審員總人數(shù)的 %。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在法國政治學家路易 斯 這就可能在實踐中產(chǎn)生一些問題。極端一點的例子是，當承辦法官認為被告人（如佘祥林）不應當被判死刑而兩位人民陪審員認為應當判死刑時，被告人可能最后真的會被判死刑。人民陪審員制度沒能成為浴火重生的鳳凰，倒像是食之無肉、棄之有味的 “ 雞肋 ” 。其次，審判公正也不需要人民陪審員制度來體現(xiàn)。筆者的評論對于醞釀多年的陪審制度的改革來說可能過于苛刻，畢竟這項制度是近年來 “ 為保 障公民依法參加審判活動，促進司法公正 ” 的大舉措，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檢驗。人民陪審員有決定當事人命運的權力嗎。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理由有三：首先，司法民主并不需要人民陪審員制度來實現(xiàn)。人民陪審員制度雖然對程序正義有一定的推動，但本身卻存在程序上的問題，而且， 第 19 頁 共 22 頁 過于關注實質正義也使陪審制度的功利化色彩過于濃重。陪審，到底是公民權利還是政治權力。 第 16 頁 共 22 頁 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采用的是定期常任制，而且對候選人的消極資格沒有過多的限制。不過在法國，陪審團雖然曾經(jīng)被托克維爾視為 “ 民主的學習學校 ” ，但也被克倫威爾認為是 “ 司法公正的一個絆腳石 ” 。 [17]這無疑影響了合議庭的審判質量。一方面《憲法》賦予公民依法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力，而司法事務是國家事務的重要組成部分。陪審制度的出現(xiàn)，對司法民主是一種促進。規(guī)避《憲法》規(guī)定的法院享有獨立審判權的原則，完全不具備正當性。法官的職權被認為是不可逾越的，在法律專業(yè)的領域中法官享有絕對的權力，陪審員無從置喙，他們只是 “ 事實裁判者 ” 。如果陪審員被定位為非職業(yè)法官，且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識，則可能委以法律適用的大權。那么，經(jīng)過專業(yè)化培訓就能提高陪審員的審判能力嗎。這樣的培訓雖然不能與法官培訓相提并論，但與國外平民陪審團相比，卻算得上是一種 正式的職業(yè)培訓。但是《，決定》顯然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第 37條關于 “ 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年滿 23歲的公民， 第 4 頁 共 22 頁 可以被選舉為人民陪審員，但是 被剝奪過政治權利的人除外 ” 的規(guī)定。平民性還是非平民性?，F(xiàn)行的人民陪審員制度，在人民陪審員的選任、權力、任務、價值、性質等方面，都存在著誤區(qū)，阻礙了陪審制度目標的實現(xiàn)。到底中國式陪審制度是浴火重生的 “ 鳳凰 ” ，還是新瓶裝的 “ 老酒 ” 。[2]《決定》所規(guī)定的 “ 一般 ” 在《意見》中被提升到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在 “ 執(zhí)行該規(guī)定確有困難的地方，以及年齡較大、群眾威望較高的公民 ” ，擔任人民陪審員的文化條件才可以適當放寬。 第 5 頁 共 22 頁 [4]按照《意見》的要求 “ ，上級法院特別是各高級人民法院要抓好本轄區(qū)人民陪審員培訓規(guī)劃的制定和相關管理、協(xié)調(diào)工作，承擔本轄區(qū)人民陪審員的初任培訓工作任務 ” 。然而現(xiàn)行人民陪審員制度并沒有保障更廣泛的公民參與審判，反而在人民陪審員的精英化與專業(yè)化上誤入歧途。而以法國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國家則實行 “ 參審制 ” ，規(guī)定陪審員和法官共同擁有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兩方面的職權。后來知情陪審團消失了，但陪審員對事實進行認定的權力保留了下來，因為即使沒有親身經(jīng)歷案件事實，普通人也能憑借智力、理性和良心來判斷事實的是與非。事實上， 1954 年《憲法》曾經(jīng)規(guī)定過陪審制度，后來在 1982年《憲法》中 被取消了。 陪審制度之濫觴，無疑體現(xiàn)在司法民主上。來自其他行業(yè)（主要是婦女聯(lián)合會） 428 人，占人民陪審員總人數(shù)的 29%。在過去幾年里，我國的司法機關面臨著空前的審判壓力。公民權利還是政治權力。如果某個重要案件在當?shù)匾呀?jīng)造成了廣泛的影響，辯方可以申請在其他地區(qū)進行審判并另選陪審團。雖然《決定》也規(guī)定了人民陪審員要 “ 在名單中隨機抽取確定 ” ，但既然被抽取的基數(shù)已經(jīng)不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又如何能使人民陪審員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呢。它試圖改變傳統(tǒng)陪審制度的弊端，卻又不敢引入英美法系陪審團的模式。如果非要給人民陪審員制度“ 向左走 ” 還是 “ 向右走 ” 定一個路線，筆者倒是覺得，可以先站下來看看，我們到底要不要走。訴訟的效率要求更多的案件實行無陪審員參與的簡易程序，人民陪審員消耗的司法資源增加了訴訟的成本，將加深業(yè)已存在的矛盾 。司法公正與司法效率的問題，需要觸動更為根本的制度。如果我國的程序性規(guī)范在實踐中被普遍遵守，不公正的裁判可以在有效糾錯機制內(nèi)得以糾正，那么人民陪審員制度并無實際的意義 。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改革，是在整個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提出來的，它既要解決司法的公正問題，又要解決司法的效率問題，而對抗制庭審方式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已經(jīng)陷入失敗的泥沼。這種標榜民主的制度實際上掩 第 18 頁 共 22 頁 蓋了 “ 多數(shù)人暴政 ” 的事實。其二是行政人員，根據(jù)《決定》的規(gu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