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的民主不僅缺乏制度保障，不能夠持久，而且容易被濫用而變得畸形，甚至產生災難性的后果。這兩種情況下法律與社會的脫節(jié)都因為立法中的所?！　≡谡畏矫?，民主的這種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　∽詈?，也是最難為人們意識到的，是法治在所謂文化層面上遭遇的挑戰(zhàn)。而法制(法治)，一種被認為與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現(xiàn)代化以及社會進步觀念聯(lián)系在一起的秩序模式，確實具有替代舊的意識形態(tài)的功效。其次，隨著新文化運動的展開，新的價值觀念和政治理念得以在更大社會范圍內傳播，民主、科學、憲政一類現(xiàn)代觀念迅速成為占統(tǒng)治地位的意識形態(tài)。其時，不但社會結構沒有改變，政治結構也還不曾大變，以至當時的論爭主要集中于文化價值的層面。在傳統(tǒng)社會，個人并不直接生活在國家的監(jiān)控之下，法律規(guī)則與其他社會規(guī)范之間以及與個人生活經驗之間的裂痕和沖突也不十分顯著?！　睦碚撋险f，上面提到的所有這些挑戰(zhàn)都不是不可克服的，實際上，當下的法律改革和制度調整也可以被理解為建立法治秩序的一種努力。因為，已有的民主機構如人民代表大會，由于缺乏真正的民主基礎，也由于受現(xiàn)行政治體制限制，并不能充分行使其依法享有的監(jiān)督職能。　　最后，廣泛的民主參與本身就是一種新的和有益的生活經驗，而當這種經驗與人們對法律的新的經驗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法治的正當性就會牢固地建立起來。這段歷史還提醒我們，民主和法治所保障的利益和價值不同，它們各自要求的條件也不同，因此，即使在一般情況下，我們也必須考慮它們二者之間既互相支持又互相制約的微妙關系。但是在比如基層民主或者社區(qū)自治方面，我們確實可以看到，民主與法治的內在緊張有時表現(xiàn)為國家法律與社會自我管理實踐之間的潛在沖突。不過，民主與法治的這種相互依存關系并不要求某種一次性的成就，否則，無論民主還是法治都永無成功之日。這種挑戰(zhàn)部分來自于現(xiàn)實生活中的利益沖突，部分來自于社會變遷本身，部分來自于心靈的積習，但是不管怎樣，它們都不是不可克服的。法治與民主的有效結合，是實現(xiàn)中國統(tǒng)一和穩(wěn)定的制度保障，也是文化重建的制度基礎，而通過推行法治，加強公民意識，提高公民的政治參與能力，和在新的政治與社會實踐中積累新的生活經驗，使理性的精神融入整個社會，逐步建立起一個現(xiàn)代的、多元的和理性的社會，應當是社會轉型時期的重要目標。對于一個公正的社會來說，法治只是其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法律應當為社會中的每一個成員提供盡可能多的選擇和盡可能大的活動空間。　　法治與民主的另一種區(qū)別是，法治要求國家的直接介入，民主卻可以由公民自己去實行。的確如此。由于缺少溝通渠道，個人的和團體的利益以及一些地方性利益得不到適當?shù)谋磉_，更難對立法產生影響，相反，行政部門在保有大量規(guī)章制定權的同時，還以各種方式影響立法，力圖維護其部門利益。司法腐敗表現(xiàn)為濫用權力，也源于對權力的濫用。只不過，法律在人們的心目中并不據(jù)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規(guī)則如果妨礙結果的公正，就可能被違反甚至遭到拋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法治所具有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它又很容易為統(tǒng)治者所操縱，成為一種裝點門面的招牌，有名無實。盡管從54年到78年，先后有三部憲法被制定出來，82[82]但是這些憲法實際上只是政策的表達，因此既不能規(guī)范政府行為，也不能保護個人權利。這一以極端的人治為特征的政治實驗，如前文所述，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社會后果，正是因為意識到這一點，中共領導人才在70年代末改革伊始就重新提出了民主與法制的口號，并且很快制定了新的憲法(1982)。比這更糟糕的是，由于法治不能被認真地對待和實施，人們將對法律改革乃至法治本身產生懷疑、甚至失去信心。同樣，為了實現(xiàn)實質正義，人們經常漠視和犧牲必要的程序。而在缺乏對權力的合理分配和制約的地方，濫用權力的傾向可以說是不可避免的。在80年代以來因為社會轉型和制度變革引起利益重新分配的條件下，這一現(xiàn)象尤為突出。但這只是證明了民主可以被濫用這一事實。相應地，法治的實施更具有統(tǒng)一性，民主的實行則更具有分散的和多元的特點。這樣一種原則或者可以稱之當事人原則。而在今天的中國，法治的目標本身也要借助于法律以外其他社會制度和社會實踐的發(fā)展才可能達到。10 / 10?！　≡俅危M管中國的憲政運動已經有將近一百年的歷史，而且今天正在進行的法律改革有可能把我們帶入一個法治事業(yè)的新階段，中國的法治仍然面臨嚴重的挑戰(zhàn)。我們必須同時解決民主和法治這兩個問題，這不僅是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