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起步的是與非以梁啟超的“文界革命”為中心(更新版)
【正文】 觀聽為之一聳。 ——桐城古文 在理論上大聲疾呼的同時， 以更多的精力和更大的熱情投身于辦報作文的實踐，為“文界革命”作出了表率 1895年康有為等組織強學會與創(chuàng)辦《 中外紀聞 》 （初名 《 萬國公報 》 ）時期。 論報章文字的語言風格 梁啟超一再強調(diào)當 “ 詞筆銳達 ” 、 “ 雄放雋快 ” ，具有明白性、雄辯性和戰(zhàn)斗性。各國文學史之開展，靡不循此軌道。他在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出使日美之后完稿的 《 日本國志 中國若有文界革命，當亦不可不起點于是也。 ” 新的文字需要新的形式 湖南時務學堂 《 堂約 》 （ 1897）： 六曰學文，傳曰： “ 言之不文，行而不遠。 “淬厲其所本有” 即是將之所以能獨立于世界之林的國民的獨特精神， “ 濯之拭之，發(fā)其光晶；鍛之煉之，成其體段；培之濬之，厚其本源，繼長增高，日征月邁，國民之精神于是乎保存，于是乎發(fā)達 ” 。 批判儒學之鋒芒所及，諸如 “ 仁政 ” 、 “ 中庸 ” 、 “ 禮樂 ” 、 “ 三綱五常 ” 、 “ 忠孝節(jié)義 ” 、 “ 克己復禮 ” 、 “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 ” 、 “ 犯而不校 ” 、 “ 以德報怨 ” 、“ 溫良恭儉讓 ” ，都成了他掃蕩的對象。但現(xiàn)在一個世紀過去了，我們恐怕可以得出一些結(jié)論：這些路，走了一個世紀，是不是走錯了？ ” 一、箭在弦上，不得不發(fā) 甲午戰(zhàn)敗、變法夭折、八國聯(lián)軍肆虐之后 …… 如何救亡？如何強國？ 鴉片戰(zhàn)爭時，魏源提出 “ 師夷之長技以制夷 ” 后，熱衷于 “ 堅船利炮 ” ， “ 開礦辦廠 ” ，科學、技術(shù)、實業(yè)救國。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于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經(jīng)此一度之沸，一度之狂，庶幾可以受新益而底中和矣。 ” （ [美 ]勒文森 《 梁啟超與近代中國 》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胡適 《 四十自述 》 ：“ 《 新民報 》諸篇給我開辟了一個新世界，使我徹底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 《 中國學術(shù)思想變遷之大勢 》 也給我開辟了一個新世界，使我知道 《 四書 》 、 《 五經(jīng) 》 之外，還有學術(shù)思想。覺世之文，則辭達而已矣！當以條理細備，詞筆銳達為上，不必務工也。 《 論報館有益于國事 》 提出辦報要做到“ 廣譯五洲近事 ” 、 “ 詳錄各省新政 ” 、“ 博搜交涉要案 ” 、 “ 旁載政治學藝要書 ” ；反對 “ 無補時艱，徒傷風化 ” 、“ 熒惑聽聞，貽誤大局 ” 等五種弊端。后 譚嗣同 的 《 管音表自敘 》 ，進一步提出了改革文字必須與 “ 聲音 ” 相統(tǒng)一。各國皆爾，吾中國亦應有然。故學綴文者，必先造句，造句者，以古言易今言也。 1896年主編 《 時務報 》 每期報中論說四千馀言，歸其撰述；東西文各報二萬馀言，歸其潤色；一切奏牘告白等項，歸其編排；全體報章，歸其復校。 《 清議報 》 出 100期后被毀，又在橫浜創(chuàng)辦了半月刊 《 新民叢報 》 。 《 清代學術(shù)概論 》 的下面總結(jié) …… 啟超夙不喜桐城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練。 當時的散文界，當然不能加以一筆抹殺，但總體上的確已成為表達新的時代的思想感情的桎梏，不打破它，不變革它，不行了。 在二十世紀之初起步之時，小說與散文的基礎(chǔ)是不一樣的，一個白話化程度本來就高一些，一個則處于文言的階段，因此所采取的變革的手段也有所區(qū)別，一個較緩和些，一個則激烈些，一個可改良，一個則必須革命，這都是因時度勢的必然結(jié)果。于是乎，王國維一流被不斷拔高，而梁啟超一流又被打入了另冊。 二十世紀之交，正是一個大變革、大動蕩的時代，在思想領(lǐng)域新與舊、中與西進行著激烈的沖突。 我并不否定那些描寫癡男怨女、山清水秀的作品的價值。 不要因 “ 沒有走好 ” 而得出 “ 沒有走對 ” 的結(jié)論， 不要以個人的缺點或不足來否定整個方向。 他的歷史功績，不僅僅在“文界革命”方面，而是在中國 20世紀起步之時，在整個新舊思想轉(zhuǎn)變方面！ 梁啟超的 “ 文界革命 ” 的路沒有走錯，中國 20世紀起步之時的路基本上也沒有走錯，中國在 20世紀中不斷地尋求進步，尋求變革的路也沒有走錯！ 到 21世紀，恐怕還是要在這樣的路上走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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