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多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其行為人對被害人死亡的心態(tài)究竟是故意還是過失，沒有任何證據加以證明。理由是：逃逸行為本身并非犯罪，如果逃逸中行為人未再違反交通運輸法規(guī)而致死他人，那么便無法適用該規(guī)定。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這里的“人”既包括先前肇事中的被撞傷者，也包括逃逸過程中致死的其他人。一種觀點認為，該規(guī)定包括故意犯罪，并進而指責其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太低?！　?一)“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的含義　　《解釋》第3條規(guī)定，所謂“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即指行為人具有該《解釋》第2條第1款規(guī)定和第2款第(一)至(五)項規(guī)定情形之一(均系構成基本罪的條件)，在發(fā)生交通事故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二是主張以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殺人罪實行數罪并罰。在筆者看來，這一解釋內容是近乎荒唐的，嚴重違背了犯罪構成、共同犯罪原理和我國刑法關于共同犯罪的規(guī)定，因而也與罪刑法定原則相悖。問題是，單位主管人員等人員，如果不是“指使”、“強令”駕駛人員違章駕駛，可否因其疏于監(jiān)督管理而構成交通肇事罪?例如，某單位主管人員明知其雇傭的汽車司機無駕駛資格或明知其用于運營的客車經常嚴重超載，而仍任憑司機違章駕駛，因而發(fā)生重大交通事故的，可否認定該主管人員構成交通肇事罪?筆者認為，依監(jiān)督過失理論，這種情況下追究主管人員交通肇事罪的罪責是不成問題的，但是根據《解釋》的精神，答案是否定的。[④]譬如，行為人在通常沒有機動車輛來往的公路上違章騎自行車致人重傷或死亡的，只可能危害特定少數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因而只能分別認定為過失致人重傷罪或過失致人死亡罪，而不能認定為本罪。毫無疑問，本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故筆者認為，遵循上述《解釋》的規(guī)定，在司法實踐中處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應當以事故責任的認定為前提(根據我國道路交通運輸法規(guī)的規(guī)定，對于交通事故責任的認定由公安機關以“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的形式作出)。(2)無駕駛資格駕駛機動車輛的。[②](2)如果行為人有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guī)的行為，也發(fā)生了重大交通事故，但該事故并非行為人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guī)之行為引起，對行為人亦不得追究交通肇事罪的罪責。論交通肇事罪的認定與處罰　　刑法修訂前后，交通肇事罪在司法實踐中都存在不少的疑難爭議，且這些法律適用問題也演繹出諸多紛爭不已、亟需加以細致研究的刑法基本理論問題。[①]司法實踐中應注意：(1)如果行為人沒有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guī)的行為，即使有其他過錯行為而引起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重大交通事故，也不能成立交通肇事罪。另外，該條(第2款)同時規(guī)定，交通肇事致1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并具有下列六種情形之一的，也構成犯罪：(1)酒后、吸食毒品后駕駛機動車輛的?！督忉尅返?條兩款也重申“全部責任”、“主要責任”和“同等責任”等要素，可見《解釋》對本罪客觀要件作實質補充的精神是非常清楚的?！睘榱⒎ê啙嵠鹨?，修訂后的刑法第133條對本罪的主體干脆不作限定。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在認定非機動交通工具運輸人員及行人是否構成交通肇事罪時，應特別考察行為人的行為是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質，對于客觀上不可能造成不特定或多數人生命、健康或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不應以本罪認定。[⑤]根據監(jiān)督過失理論，《解釋》第7條規(guī)定“單位主管人員、機動車輛所有人或機動車輛承包人指使、強令他人違章駕駛造成重大交通事故”構成交通肇事罪，是十分值得肯定的。乘坐肇事車輛的人指使肇事人逃逸的，責任也相同。在刑法修訂前，其中對于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案件，就大致存在三種意見：一是主張以交通肇事罪從重處罰。下面就適用中應注意的有關問題作剖析闡述。爭議主要集中在這樣兩點：(1)這里的“致人死亡”是指過失致人死亡，還是也包括故意致人死亡。[12]顯然，按照這種說法，這里的“人”指的就是肇事者逃逸過程中被撞死者。從字面意思理解，似乎將這里的“人”理解為包括再次發(fā)生交通事故而致死的人在內，有一定的道理，但從立法邏輯上分析，顯然是不合適的。如果行為人交通肇事后，已經認識到其逃逸后被害人可能或必然因傷無救而死，應認定為故意殺人罪，而不屬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交通肇事罪。[15]而有的學者則認為交通肇事犯罪行為可以成為先行行為。(2)當行為人構成不作為犯罪時，對行為人究竟以不作為故意殺人罪或故意傷害罪一罪定罪處罰，還是也對交通肇事罪一并定罪實行數罪并罰?筆者贊成實行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