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是由于自然災害外，主要的是由于農村經濟政策的失當和一平二調的“共產風”使社員集體 生產勞動的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打擊，造成集體糧食減產，而農民雖有個體生產積極性，但由于沒有了自留地，也無法自己種一點糧食來彌補口糧的不足 。 經濟困難使得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都加強了對自留地的重視，在這種情況下自留地政策相對穩(wěn)定了下來。 1961 年 6 月份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 ，對《農村人民公社條例（草案）》進行修改，修改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中對于自留地問題作了更加放寬的規(guī)定：“人民公社社員可以耕種由人民公社分配的自留地。 ” [1]p478自留地政策在“農村十六條”制定后，開始一步步的進入穩(wěn)定的發(fā)展時期。 《決定》還強調對農業(yè)的領導一定要從實際出發(fā)， 要尊重和保護社員群眾的民主權利，要建立和健全農業(yè)生產責任制等，這就為農村改革的起步提供了先決條件。 1984 年，隨著人民公社體制的解體，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全面 7 實施， 改變了束縛農業(yè)生產力的舊體制，使農業(yè)生產擺脫了長期 停滯的困境，農村面貌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 在這一階段中央下發(fā)的關于自留地的指示中基本都是關于對社員自留地用途和數量的規(guī)定和限制，雖然限制，但卻不得不使其存在，這是集體化與個體化之間的矛盾，也是中共為了保護社會主義體制，謹防被資本主義取代的防護措施。 而且在這一時期農業(yè)集體化剛開始興起，廣大農民干勁十足，熱情極高，從而使得集體經濟與自留地經營能夠呈現一個良性的發(fā)展狀態(tài)。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自留地則被中共作為 了 國民經濟的調節(jié)器加以利用。 結語： 綜上所述，在 建國后中共 中央對于農村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進行了一番艱難的探索過程，而在這一過程衍生出來的自留地也同樣命運多舛。 參考文獻： 1. [1]轉引自武力、鄭有貴 . 解決“三農”問題之路 —— 中國共產黨“三農”思想政策史 [M]. 第473~478 頁 2. [2]國家農業(yè)委員會辦公廳 . 農業(yè)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 1958~1981，下冊） [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3. [3]嵖岈山衛(wèi)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草稿） [J].紅旗 .1958（ 7） 4.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第 12 冊 )[M].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6 5. 蔣崇偉 . 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改造與改革 40 年 [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3 6. 劉雪明 . 1957~1966年黨的個體私營經濟政策述評 [J].當代中國史研究 20xx年 3月 第 8卷 第2 期 7. 劉勝男 . 論中國共產黨對農村個體私營經濟政策的演變（ 1949~1978）年 [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xx 年增刊 8. 羅平漢 . 農村人民公社史 [M].福建人民出版社， 20xx 9. 辛逸 . 農村人民公社家庭副業(yè)研究 [M].中共黨史研究， 20xx 10. 黃長久 . 我國農業(yè)集體化時期自留地經營的演變及其特點 [J].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xx 年 4 月第 41 卷第 2 期 11. 何沁主編、魯振祥等著的 .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M].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20xx 重?。┑?67~71頁、第 86~90 頁、第 134~154 頁、第 275~279 頁 10 12. 黃榮華 . 革命與鄉(xiāng)村 農村地權研究： 1949~1983：以湖北省新洲縣為個案 [M]. 第 148~155頁 13. 楊舟 趙保佑 . 走出“黃宗羲定律”的歷史怪圈不積跬步何以至千里，各位任課老師認真負責，在他們的悉心幫助和支持下，我能夠很好的掌握和運用專業(yè)知識，并在設計中得以體現，順利完成畢業(yè)論文。離校日期已日趨臨近，畢業(yè)論文的的完成也隨之進入了尾聲。至此，自留地完成了其歷史使命 。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 大大的 解放了 農村 生產力 ，農業(yè)生產得到 了 大發(fā)展，農村開始富裕起來了 。 為什么說 自留地是修復國民經濟調節(jié)器 呢？ 在當時搞 農村 集體化的 的中國 ，自留地 8 能被一次又一次的下放給社員 ，這就足以 說明了自留地有其集體經濟不能取代的功效。 農耕 傳統(tǒng) 被改變，自留地 被作為 中共對農民失去土地的一種補償。 新時期的自留地雖然依然存在，但意義已經不大， 人們對其的重視程度明顯降低。 但在 開始 ，對于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即“雙包”這種形式的農業(yè)生產責任制社會上還有爭論，干部中也存在疑慮，中央領導機關的認識也有一個發(fā)展過程。直到 1978 年 十一屆三中全會，自留地一直作為農村的一項制度 相對 穩(wěn)定下來。在有柴山和荒坡的地方，還可以經營由人民公社分配的自留山。然而， 對于農村自留地政策的恢復與穩(wěn)定起到直接作用的是“農村六十條”的制定和實施。 1960 年 7 月，他在中央北戴河工作會議上說：“在集體所有制占優(yōu)勢的前提下，要有部分的個人所有制，要給每個社員點自留地，只有大集體，沒有小自由不行。自留地所生產的產品，也由社員自由支配?！恫莅浮芬?guī)定人民公社實行“隊為基礎，三級 所有 ” 的體制，恢復了社員的自留地制度?！逗喺隆饭?26條，分別規(guī)定了公社的性質、宗旨和任務、社員成分和入社手續(xù)等等。 （二） “左”傾思想泛濫，自留地政策進入反復階段（ 1958~1978 年 ） 從 1958 年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始到 1978 年 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止，是中共中央對于自留地政策的反復階段 ?！? [1](p474)1957 年 6 月 25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十六次會議討論了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提出的關于適當增加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社員自留地的議案，決定對高級農業(yè) 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第十六條作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