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次演講（即《我們時代的研究方法》）的結(jié)語中指出，之所以不講修辭學技巧，而是在歷年演說中“極盡各種論題，窮究一切知識”（《維柯論人文教育》，第187頁），正是修辭學的特性與修辭學教授的責任使然。這一職位的正式職責就是要求維柯在每年的10月18日新學年開學典禮上發(fā)表演說。維柯試圖跳出學科分門別類的窠臼，在探討人類智慧的背景下，在建立學科教育體系的廣角視野中，在觀照作為人的全部靈魂能力的情況下，重新打量和定位修辭學。出于個人的興趣，他還寫作過大量拉丁文或意大利文的詩歌，其中有不少優(yōu)秀作品。因此修辭學的目的，不是簡單地教授辭格、文體等具體手段，而是養(yǎng)成這種智慧。可以這樣說，維柯在此已經(jīng)跳出了學科分門別類的窠臼，在探討人類智慧的背景下，在建立學科體系的廣角視野中，在觀照作為人的全部靈魂能力的情況下，重新打量和定位了修辭學。單憑修辭學本身是不能認識真理的，所以修辭本身不能算作智慧，而只是智慧的表達手段。第三，語言能力就是指的說話，而“說話”一詞在古希臘語匯中就是logos，所以語言能力和理性有關(guān)。在《論我們時代的研究方法》中，維柯不止一次地抱怨，“今天在幾乎所有的學問研究中，只追尋一個目的，那就是真理。（《維柯論人文教育》，第142頁）理性能力與感性能力兼?zhèn)?，對真理的向往追求與對常識的熟諳尊重結(jié)合，知識、德性、修辭達到完滿和整一。（《新科學》，第607頁）在此基礎(chǔ)上，才有可能進行歷史、文藝、數(shù)學、物理學、形而上學乃至倫理智慧、道德神學、法學智慧的學習。而在修辭（語言）的基礎(chǔ)打下之后，在接下來的少年時代，由于想象力的旺盛，最應該學習的則是數(shù)學，因為這門學科最需要的就是卓越的形象構(gòu)造能力。一方面，修辭學的學習要以前面全部學科的學習為基礎(chǔ)和滋養(yǎng)，“如果青年學子們沒有完成所有的研究課程，那么他們離修辭學研究還差得很遠。（《十七世紀形而上學》，第493頁）而修辭學，作為教育的起點，同時也是教育的終點，將生活之流與永恒真理焊接在一起，實現(xiàn)了最低智慧與最高真理之間的圓融。在人類文明史中，前者總是少數(shù)，而后者總是多數(shù)。對他們而言，嚴密的推理、清晰的邏輯難以發(fā)揮說服的用處，反而是融匯了情感節(jié)奏、擁有生動形象和感染力的雄辯修辭更能發(fā)揮用處。柏拉圖在《斐德若篇》中有一個著名的比喻，認為人的靈魂是一架馬車，駕車的兩匹飛馬分別象征意志和欲念，而馬車的御者則象征著人的理智。智者對自身精神的引導是靠意志的，而意志則是心靈的順從的女仆，因此只要教以責任，以使執(zhí)行就夠了。維柯是在一個相當廣闊背景下，在一種廣角的視野中，來打量和重新定位修辭學。但是，如果研究者的目光鎖定在技巧層面，如果修辭學研究從‘技’到‘藝’的提升不能進入我們的學術(shù)關(guān)懷、不能轉(zhuǎn)化為我們的實踐操作，那么，修辭學作為‘學’的價值，必然降格為‘術(shù)’。參考文獻：Michael Mooney, 1985 Vico in the Tradition of Rhetoric【M】, Princeton: Princeton Unversity Press, , 柏拉圖 2003《柏拉圖全集》第二卷【M】，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維柯 2008 《自傳》，收入《新科學》【M】，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維柯2005 《維柯論人文教育》【M】，張小勇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維柯 2006 《論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M】，張小勇譯，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汪堂家、孫向晨、丁耘 2005 《十七世紀形而上學》，北京：人民出版社譚學純《修辭學研究：走向大視野》，《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在當代修辭學的轉(zhuǎn)換與突破中，維柯的修辭學思想，也許會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從共時層面來看，維柯由修辭而至人文學科，由人文學科而至人的全面教育、由人的全面教育而至人性應有的完整和現(xiàn)實中人性的敗壞。因為欲望就是精神的沉淪，它受制于肉體的感染，服從于肉體的本性，因而離開肉體就不可能活動。所以，人類內(nèi)心的一切惡，都源于人類自身的欲望。因此，好的修辭一定是“用生動的形象來激動聽者以使之愛”的修辭，演說的魅力和雄辯的烈焰均來自于此。那么，維柯的偉大之處則在于他將作為“常人”的大多數(shù)納入了其思想關(guān)照之中：作為智慧者，因為能力的完備、人性的整全，獲得智慧、運用智慧理所當然；而作為“常人”，雖然不能掌握智慧，卻可以被智慧引導。而這樣的人，維柯指出，他們超越人類、幾近于神，正是他們，“將關(guān)于神的事物的知識、關(guā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