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有感(存儲版)
【正文】 另一方面，進士及第即可入仕途，人人有入仕的希望和機會（雖不論這機會大小與公平），再加上刻意地重農(nóng)抑商，逐漸形成一平鋪的社會，無法形成有力的團體組織，這于中央加強統(tǒng)治自是好事，但卻使得社會沒有力量，長久下來不利于推動社會的總體發(fā)展。（四）國防和兵役制度養(yǎng)育政府靠經(jīng)濟，保衛(wèi)政府靠武力。這塊自己懂得實在太少，不能強加議論。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儒家思想成為主導的政治思想，以其為基礎逐步形成了以禮法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律思想體系?！苯?jīng)過多年的實踐和努力，依法治國已成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基本建立并在不斷發(fā)展和完善之中。再次，它鮮明地反對法外歧視，有利于貫徹執(zhí)行“以事實為依據(jù)、以法律為準繩”的司法原則。從錢穆先生寫的這本書中，我學到了看待一個制度，不能孤立的看，也不能從我們現(xiàn)代人的觀點出發(fā)去隨意評價一本歷史書，我們應當多注意一點當時情況下生活的人是怎樣評價的，對這種制度是贊成還是反對。近現(xiàn)代的中國的確有點過于激進，想丟掉過去的一切，其實傳統(tǒng)力量之大，不是說丟就可以丟的。盡管我還是有些問題沒有弄明白，不過這本書對我來說很有啟發(fā)性，看待歷史要更全面地看，不要僅僅局限于一個視角和立場，不然難以理解很多事件制度背后的緣由；其次就是要全面客觀地了解和評價中國文化，就必須要了解傳統(tǒng)政治。讀罷此書，明白一事，秦漢以來，直到明清，雖然朝代不斷更替，但實際的制度體系并沒有發(fā)生根本的變化，不過是一個人事系統(tǒng)維持不下去了，換一批人事而已，其制度始終是封建制度，在組織的組成和各項制度的內(nèi)容上略有變化，實質(zhì)卻始終未變，終有不能適應時代發(fā)展徹底崩潰的一刻。不得因從西方引進一些“先進”的制度，就推翻歷史丟掉傳統(tǒng)。以前的時候我總以為中國歷史就是皇帝集權的歷史，皇帝擁有無限的權力，但自從看了這本書之后，但事實上并非如此，每個朝代都很注意政府和皇家的分權，宰相擁有很大的權力，對皇帝有很強的制約作用，所以說歷史很多時候并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對于強化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而中國現(xiàn)代法律提出依法治國，與人治相比，法治具有穩(wěn)定性和連續(xù)性，最能體現(xiàn)統(tǒng)治階級的整體利益和愿望；具有嚴謹性和科學性，最能反映事物運動和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具有明確性和公開性，便于人民群眾了解和掌握；具有平等性和公正性，任何人不因地位高低、權力大小、貧富差別和種族信仰不同而受到優(yōu)待或歧視；具有規(guī)范性和權威性，它以國家的強制力量為后盾，成為人們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這些都表明法治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呂思勉先生講述了從上古時代到清朝的階級制度、官制、選舉、兵制、法律等方面，闡述了各個時代的政治設施及其成敗得失，文筆生動活潑，極富思想內(nèi)涵。清朝由于滿族民族特性以及部族政權的鞏固需要，初期軍事力量較強盛，然也有和明同樣的問題，國運隆盛，承平太久，有的八旗子弟一輩子不打仗，優(yōu)渥特權自然會滋生松懈偏廢。宋明清以下也基本沿襲兩稅，政府多在稅收制度上著眼用心，而把整頓土地制度這一本源問題放棄了。一項制度能延續(xù)存在幾千年，必有其生命力，但運行越久，也像機器年久折耗一般，有其積弊。從歷代相權的演化過程，我們也能看出皇權地位逐漸提高，相權逐漸衰落的局面：漢制宰相作為政府領袖，掌握政府實權；唐宰相由領袖制變?yōu)槲瘑T制，分而為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已分割相權互為制衡；宋撤門下尚書，僅留中書在內(nèi)廷，軍事財政用人全不在宰相；明則中書亦廢，六部分頭而治，形成多頭政府；至清軍機建立，六部僅作執(zhí)行機關，無權對下直接發(fā)命。歷代政治制度，這一題目已極宏大，又與文化、人事相連結(jié)，有很強的時代性和地域性。第三篇：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有感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有感蘭因小舍我始終覺得，對像我這種讀書不勤的人來說，與一本書的相遇很需要緣分，就像這本《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盡管粗略知道錢穆先生其人，但卻是前不久才接觸他的著述。在總論中，錢穆先生談到歷史的作用：“當前英國哲人羅素曾說過：講哲學，至少有一個功用：即在減輕人一點武斷。中國傳統(tǒng)政治制度逐步走向繁密化的，正是這種制度化的過程，“讓中國政治有后不如前之感”，而西方政治則是走向人事化的，他們依靠選舉，法治由人來決定。而且縱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創(chuàng)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拔覀兛梢哉f中國的政府既非貴族政府，也非軍人政府，而非商人政府，而是一個崇尚文治的士人政府。若我們忽視了這一點，像我們當前學術界風尚，認為外國的一切都是好，中國的一切都要不得，那只是意氣，還說不上意見，又哪能真切認識到自己以往歷代制度之真實意義與真實效用呢？”這樣的立場逐漸滲透給我。時代意見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們不該單憑時代意見來抹殺以往的歷史意見。其中，制度不能離開人事，離開人事制度就只是條文，無可講。但建立中央時，又要顧及地方，那一個國家該怎樣來合理進行呢？歷史終究是歷史，它已成為一個客觀事實，我們不能改變它，但我們可以以它為參考。從漢代的兩種制度看，政府為了簡化稅收制度，便將封建時期的井田制破壞了，形成了當時自由的土地政策，但是自由主義并不是用在每處都是正確的，漢代的自由反而加深了兩極分差；唐代的租庸調(diào)制，由于賬簿制度的淆亂而結(jié)束了，開始了兩稅制，因為種種實際困難，政府只注重稅收，將土地制度拋棄了，但又因為唐代的兩稅制在全國制定的田租額輕
環(huán)評公示相關推薦
鄂ICP備17016276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