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也會影響法律制定者去按照公務員的風格和方式修改法律。公務員仍然有責任確保所有這些關于公共問題的決策應當與法律保持一致，應當遵守民主的規(guī)范和其他的政府條令的限制。但是新公共服務的倡導者認為，如此控制人類行為理性的意圖，從長遠看來注定是要失敗的，同時，還會導致對組織成員個體的價值觀和利益的漠視。共享公共政策的制定能力，強調的是組織和社會所希望提高的目標、價值和理想；它的特征在于社會的相互尊重，適應和支持。因此，在新公共服務領域，存在著關于公共行政人員不是擁有項目的商人和公司經紀人的清楚認識。為了服務于公民，公共行政人員不僅要認識和管理自己部門的資源，而且要認識到與其他部門和項目資源之間的關系和相關性，相互支持與幫助，在管理的過程中溶入到公民與社會中去。從美國的公共服務的提供來看，它主要體現了一些值得我們思考和效仿的特征。也就是由公民來參與決策的制定，并且讓公民和政府共享政策制定的權力，培養(yǎng)公民的責任和風險意識。新公共服務的提倡者認為應該在公共服務的提供領域引入競爭機制，如何來實現這一目的，美國在公共服務領域的私營化運動也是值得關注與思考的，通過合同外包，讓非贏利性的公共組織、私營公司等通過投標與競標的方式參與公共服務提供的競爭，公民有權利選擇公共服務的提供者。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在紛繁復雜的社會中，政府試圖要為社會掌舵的目標比較難以實現。公民是服務的客體，同時公民作為納稅人又是公共服務的購買者，政府與公民的關系實際上是一種“委托———代理關系”，作為公民的“代理人”，自然是要向公民負責。公民的表達取決于三個因素：，這一點是因人而異的，最好的表達能力者能否最清楚的表達尚有疑問，何況千差萬別的公民群體。？這個問題直接與服務的意愿和政府的能力有關：從意愿的角度，政府在獲得充分的授權后，必須有兌現契約的實際行動和完善服務的創(chuàng)新精神，還必須保障能夠落實到制度化的設計上而不是可有可無的隨意性安排；從能力的角度，政府在具體的行政中應當表現出足夠的駕馭本職的素質并且有令人信服的實踐來進行經常性的校驗；這個問題實質上還與政府對公民需求的認可有密切的關系，公民表達的所有需求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回應、是否帶來了未來服務升級的承諾和預期等都是現有較松散公民社會的結構所不能把握的。一種公共服務理論的建立，必須圍繞上述的問題展開探討，任何理論倘使不能解開上述的困惑，那就恐怕還是會“混淆了規(guī)范與描述”，難以提供出“一個令人心悅誠服的替代性方案”?！? 專業(yè)整理分享 。（四公共服務是現在還是未來？基于上述的分析，我們發(fā)現在建構服務行政的事實與價值取向上還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面對既往的弊端和危機時，形式的修正需要更顯得迫切，而對于理念的刻意追求反而顯得不合時宜，　　那么服務的理論是不是太過超前或者部分地超越了我們的時代而應當被視為未來的理想呢？回答這個問題對于目前指導理論的建設性是不可延緩的，無論是新公共管理還是新公共服務都無法回避。作為權力和權利主體的公民在接受服務的時候對于政府不能是感恩或者寬容的感情，他們通常應當思考這樣幾個問題：　　？政府的人員是由一般的公民擔任的，他們具有雙重的身份，一方面具有公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必須通過本職工作來實現政府的服務。所以公民的需求總是表達不充分或者時效多變的，尋求一種明確的認知似乎目前還不可能。行政人員是執(zhí)行者，政治家是政策制定者。這一理念顯然比新公共管理理論更為激進。但是總體而言，還不是很明確，或者缺乏系統(tǒng)的體制和思想的指導。在我國的公共服務理念中如何真正體現人本主義的關懷也是我們建設所謂的“公共服務型”政府的關鍵。導致公共行政人員面對機遇時是否采取及時地、還是冒險地行為，主要在于信任、協(xié)作以及對共享責任的認識等。公共行政人員的角色變化對公務員在面臨各種類型的挑戰(zhàn)和責任時的表現，已經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這就產生了一種相對比較狹隘的觀點———將生產力的作用最大化和滿足消費者的需求為己任，接受危機和利用機遇。共享公共政策制定能力和觀念是為雇員和公民提供機遇，是證實公務員提供公共服務的動機和價值觀的關鍵。通過這種方法來管理和組織，這就是新公共服務者所強調的“通過人民來管理”的方法。首先且最重要的是，新公共服務要求公共行政人員不要單獨制定決策。進一步而言，這些影響公務員的制度和標準，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和公務員的行為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系。如同威爾遜所寫的那樣：政策將會不再有官僚作風的污點。其次，政府必須對公民的需求和利益做出反應。政府同樣也為那些等待服務的人提供公共服務，為那些可能需要服務但并沒有積極尋找服務的人提供服務，甚至為未出生的、為直接服務接受者的親戚、朋友等諸如此類的人提供公共服務。政府不能創(chuàng)造社會，但是政府，特別是政治領袖，可以使這一基礎性工作成為有效的和負責任的公民行為。而不是簡單地對不同聲音分別做出承諾，公共管理者應當把市民組織起來使他們可以更好地相互理解他人的利益，從更廣泛的領域和范圍認識社區(qū)與社會的利益。 新公共服務的提倡者認為，需要建立社會的遠見和洞察力，而不僅僅需要被選出的政客和被任命的行政人員具有遠見。在這一過程中，政府的角色由原來的控制者轉變?yōu)樽h程的安排者，選擇真正的“參與者”，安排和提供各種相關的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打破了以往對公共問題處理的壟斷權，現在通常通過聯合公共部門、私營組織和非贏利機構來共同解決。政府所賦予的建構和指引社會與政治生活的公共服務項目和政策導致了許多不同組織與群體之間的互動作用乃至于沖突，混淆了不同的觀點和利益。當后公共行政學理論家懷疑公共參與的傳統(tǒng)方法，似乎他們一致認為需要通過公眾對話來復興官僚體制，重建公共行政領域的合法性認識。提出要想恢復公共官僚機構的活力，重建公共行政領域的合法性等都需要促進公眾對話。盡管美國社會中的多樣性不斷地增加，也許正是因為如此，社區(qū)被認為是產生整合和融匯各種思想的主要途徑。而且，與功利主義者要求更高的效率相反，柯因和斯締文斯認為公共管理者應當追求更高的責任心和增加對公民的信任。（三）新公共服務理論產生的基礎理論　1．民主社會的公民身份理論：認為國家與公民之間關系的主導模式是建立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之上的，即政府的存在就是要確保一定的程序（如投票程序）和公民權利，從而使公民能夠根據自身利益作出選擇。新公共服務對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主要體現在： （1） 新公共服務呼吁維護公共利益，“ 當公民能夠根據公共利益去行動時,社會的廣泛利益才能從一個獨立的、孤立的存在中脫離出來,并轉變成一種美德和完整的存在,向社會奉獻的過程最終使個人變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