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法律制度發(fā)展-免費閱讀
【正文】 從國際組織的發(fā)展史來看，正是國際組織尤其是聯合國的勃興催生了國際公務員，并在實踐中發(fā)展完善了國際公務員制度，而也正是國際公務員來積極促使國際組織尤其是聯合國宗旨和目的的實現，也就使得人類社會在邁向法治的道路上更進了一步。同時，采取適當措施確保人道主義人員以及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的安全和保障，包括：（a）請秘書長尋求、并請東道國著手將《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安全公約》的關鍵條款，特別是關于防止襲擊聯合國行動的成員、確定這種襲擊為依法懲治的罪行及起訴或引渡罪犯的條款，列入今后聯合國與東道國談判達成的部隊地位協(xié)定、特派團地位協(xié)定和東道國協(xié)定中，如有必要也列入現有的這種協(xié)定中，同時注意到必須及時締結此種協(xié)定；（b）鼓勵秘書長按《聯合國憲章》賦予他的職權，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針對人道主義人員以及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的暴力行為而使人道主義援助無法提供的情況；（c）在安理會評估認為情況需要發(fā)出《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安全公約》第1條（c）款 （二）項設想的面臨特殊危險的宣布時發(fā)出此種宣布，并請秘書長在據他評估認為情況需要發(fā)出這種宣布時向安理會提出建議。 2004年8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11次會議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1994年12月9日第49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的《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安全公約》；同時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安全公約》第22條第1款予以保留，不受該款約束。公約還規(guī)定了犯罪的行為方式、管轄權、或引渡或起訴原則和爭端解決機制。該組織的職能保護能力對會員國和非會員國也都可行使。《聯合國憲章》并未明文賦予該組織以在其賠償請求中將被害人或通過被害人而享受權利的人所受的損害也包括在內。不至于此，實踐中也發(fā)生了這樣的案例。隨后，安南秘書長采取行動取消了雅科夫列夫的豁免權，聯合國內部事務監(jiān)督廳與南紐約地區(qū)法院進行了聯系，說他們已經發(fā)現了雅科夫列夫刑事犯罪的證據，并將和法院共享這些證據。外交特權與豁免的理論依據有代表性說、治外法權說和職務需要說三種理論，在《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中兼采職務需要說與代表性說作為現代外交特權與豁免的理論依據?！比欢瑖H公務員特權與豁免則是以國際條約為基礎的，其淵源是本組織的憲章性文件、專門公約或總部協(xié)定。 聯合國成立以后，雨后春筍般出現的各種國際組織與日俱增，以前規(guī)定的享有外交特權與豁免的籠統(tǒng)提法已不能跟上時代的步伐，需要有一種專門適用于國際組織的特權與豁免制度。至于聯合國秘書長候選人的條件，《聯合國憲章》并沒有做出具體規(guī)定，但實踐中形成的慣例是，候選人在外交和國際政治方面有公認的威望及能力，應憑其品質而當選，并且是來自五大國以外的中小國家的公民。實踐一再表明，聯合國秘書長運用這項權力積極推動國際爭端的和平解決。 20世紀30年代，隨著歐亞戰(zhàn)爭危機的加深，國際聯盟基本上停止了運作，并于1946年宣布解散。依據各個國際組織的憲章性文件，其行政首長的法律地位也各不相同[4]（p158）。 冷戰(zhàn)結束以后，國際關系格局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tài)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劇了，這就給聯合國的工作帶來了更多的挑戰(zhàn)。 ，應以求達效率、才干、及忠誠之最高標準為首要考慮?！堵摵蠂鴳椪隆返?00條明確規(guī)定：“，不得請求或接受本組織以外任何政府或其他當局之訓示，并應避免足以妨礙其國際官員地位之行動。通常來講，在秘書機關工作的人員并不是各國派駐國際組織的外交人員，而是國際公務員。他們的身份具有國際性和獨立性，不受任何主權國家的管轄，而由國際組織實行管轄和保護。秘書長及辦事人員專對本組織負責。征聘辦事人員時，于可能范圍內，應充分注意地域上之普及。因此，一個高效廉潔的秘書處對于聯合國來說更是必不可少的。 從歷史上的發(fā)展來看，國際組織行政首長的地位和作用經歷了一個逐步演變的過程。 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后，在戰(zhàn)爭廢墟上建立的聯合國吸取了以往國際聯盟的經驗教訓，為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強化了聯合國秘書長的權力。比如，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積極推動和平解決伊朗人質危機事件，又如，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中東等國際沖突爆發(fā)的地區(qū)，積極開展外交活動，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第三世界的興起，廣大發(fā)展中國家極力主張第三世界人士擔任秘書長，這一主張得到了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的堅決支持，并獲得了成功。此后有關國際組織特權與豁免的條約僅使用特權與豁免這一一般性的提法而避免使用“外交”一詞，因為這可以包括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為履行其宗旨、行使其職能所可能需要的一切特權與豁免；同時，又可以避免預先承擔給予有關人員以外交特權與豁免的責任[6]（p171）。況且，目前并不存在統(tǒng)一的國際公約來規(guī)定國際公務員的特權與豁免，也更無所謂的國際習慣可言。而國際公務員特權與豁免卻更多的采用職務需要說作為其依據，比如，各個國際組織的憲章性文件大多規(guī)定給予其辦事人員獨立履行職責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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