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２）ｈ :Remedi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 P371.（３）ｈ 參見美國《合同法重述》２版第２２條、２３７條的評論。（１）ｄ 陳安：《涉外經(jīng)濟合同的理論與實務》第２２７頁?！沧髡邌挝唬褐袊嗣翊髮W〕（責任編輯：張學春）（１）ａ ③Wallis (1910).（２）ａ 阿蒂亞《合同法》第１４７頁。另一方面，應考慮違約部分與合同目標實現(xiàn)的關系。一般來說僅僅是部分不履行，債務人是可以補足的。例如，對于季節(jié)性很強的貨物，如果遲延交貨，將影響商業(yè)銷售，債權人有權解除合同。遲延履行是否導致合同的解除，應首先取決于遲延是否嚴重。如果修理、替換沒有達到目的，則買受人可以要求解除合同。不適當履行是否導致合同的解除，在各國立法中具有明確的限制。當然，在考慮違約方拒絕履行其義務是否構成根本違約時，還要考慮到其違反合同義務的性質(zhì)。在此情況下，另一方當事人應有權在要求其繼續(xù)履行和解除合同之間作出選擇。所以，我們認為，在法律上確有必要對解除的行使作出適當限制。但在提貨時，發(fā)現(xiàn)貨已被他人提去。尤其應看到，違約的概念是一個含義非常廣泛的概念，從廣義上理解，任何與法律、合同規(guī)定的義務不相符合的行為，均可以被認為是違約。實踐證明，這種限制對于保證保障解除權人正確行使解除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所以，如果對違約解除情況在法律上無任何限制，也并不利于保護非違約方的利益。根本違約制度的出發(fā)點是：由于違約行為所造成的后果（包括損害后果）的嚴重性，使債權人訂立合同的目的不能達到，這樣合同的存在對債權人來說已不具有實質(zhì)意義，合同即使在以后能夠被遵守，債權人的目的仍不能達到，因此應允許債權人宣告合同解除，從而使其從已被嚴重違反的合同中解脫出來，所以，根本違約制度明確了解除合同作為一種特殊的補救方式所適用的條件。除《涉外經(jīng)濟合同法》的規(guī)定以外，其他的有關合同法律、法規(guī)并沒有對根本違約作出規(guī)定，這是否意味著根本違約的規(guī)則僅適用于涉外經(jīng)濟合同而不適用國內(nèi)經(jīng)濟合同？我們認為，從現(xiàn)行法律的規(guī)定來說，只能作這種理解，［（４）ｄ］但此種情況確實反映了我國合同立法的缺陷。所以在此情況下，僅允許非違約方獲得損害賠償，實際履行等救濟是不合理的。如果一個合理人在此情況下能夠預見，則違約人是有惡意的。所謂“有權期望得到的東西”實際上是指期待利益，即如果合同得到正確履行時，當事人所應具有的地位或應得到的利益，這是當事人訂立合同的目的和宗旨?！笨梢?，違約后“合同的履行對于對方無利益”是決定是否可以解除的標準，這里所謂“無利益”是指因違約使債權人已不能獲得訂立合同所期望得到的利益，這就表明違約造成的后果是重大的。”［（５）ｂ］這就是說，違約違反的條款是屬于條件還是保證條款，主要應取決于該違約事件是否剝奪了無辜當事人“在合同正常履行情況下本來應該得到的實質(zhì)性利益”。條件條款是合同的重要的、基本的、實質(zhì)性的條款，違反該條款將導致合同解除。而按照英國的一些判例，違反條件條款，則構成根本違約或重大違約，將使受害人有權解除合同。本案中，一女演員與劇場約定在歌劇中擔任主角，但在歌劇上演期到來時，未到達劇場，劇場經(jīng)理只得找其他人擔任主角并解除合同。英國法歷來將合同條款分為條件和擔保兩類，“條件”是合同中重要的、根本性的條款，擔保是合同中次要的和附屬性的條款。當事人違反不同的條款，所產(chǎn)生的法律后果是不同的。該女演員在歌劇上演后一周方到達劇場。英國法關于條件和擔保條款的區(qū)分，對于美國法也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３）ｂ］在某些情況下，如果法律規(guī)定當事人必須履行義務（如出賣人應負對產(chǎn)品質(zhì)量的默示擔保義務），違反該義務將構成違反“條件條款”。［（６）ｂ］英國法院已確認了違反中間條款（Intormediate term）的違約形式，即一方當事人違反了兼具要件和擔保性質(zhì)的中間性條款時，對方能否解除合同，須視違約的性質(zhì)及其嚴重性而定?？梢?，德國法的規(guī)定與英美法中的“根本違約”概念是極為相似的。在國際貨物買賣中，它既可以是轉售該批貨物所能帶來的利潤，也可以是使用該批貨物所能得到的利潤，但必須是合同履行后，受害人應該或可以得到的利益。應當指出，在這兩種標準中，客觀標準的意義更為重大，因為此種標準在判斷違約當事人能否預見方面更為簡便易行。至于違約人能否預見，那是一個過錯程度問題，不應影響到解除權的實際行使。根本違約制度作為允許和限定債權人在債務人違約的情況下解除合同的重要規(guī)則，是維護合同紀律、保護交易安全的重要措施，其適用范圍應具有普遍性。同時，由于在許多國家的合同法中，對解除合同的適用情況規(guī)定得極為分散，在各類違約形態(tài)中都可以適用解除合同，這就需要為解除合同規(guī)定統(tǒng)一的、明確的條件，而根本違約制度則旨在解決這一問題。另一方面，要求在任何違約情況下都導致合同解除，既不符合鼓勵交易的目的，也不利于資源的有效利用。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現(xiàn)行的《經(jīng)濟合同法》第２６條修改了原《經(jīng)濟合同法》第２７條的規(guī)定，根據(jù)《經(jīng)濟合同法》第２６條的規(guī)定，“由于另一方在合同約定的期限內(nèi)沒有履行合同”，非違約方有權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然而，輕微違約常常并未使非違約方遭受重大損失，亦未動搖合同存在的基礎，倘若允許債權人隨意解除合同，必將消滅許多本來可以達成的交易，造成許多不必要的浪費和損失。乙方提出，因甲方遲延，乙方不愿蒙受損失，遂將貨物轉賣給丙。如何對一方違約時另一方所享有的解除權作出限制？我們認為，應擴大適用《涉外經(jīng)濟合同法》第２９條的規(guī)定，通過根本違約制度對解除權的行使作出明確限定。當非違約方選擇了合同的解除時，則合同對雙方不再有拘束力。一般來說，合同的目的是與合同的主要義務聯(lián)系在一起的，違反主要義務將使合同目的難以達到，而單純違反依誠實信用原則所產(chǎn)生的附隨義務，一般不會導致合同目的喪失，［（２）ｇ］不應據(jù)此解除合同。大陸法判例和學說大都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