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程加快，教育對 象不斷擴大，人學資格逐漸放寬。元代有回回國子學授波斯文）、明代有四譯館（教授西域及緬甸、逞羅等地語言文字）、清代的俄羅斯學堂（教授俄文）等。 第五，對學生的思想控制不斷加強。明清還大興 “文字獄”，以鞏固其封建專制統(tǒng)治。元代亦是路、府、州、縣，各令立學，各學還附設小學。明代地方行政分省、府、州、縣四級，邊疆置邊、衛(wèi)（所）二級，府以下設府學、州學、縣學、衛(wèi)學等。宋以前地方 官學由地方長官兼管。明代分別設立提學御史和提學官，為管理地方官學的最高行政官員。明代地方教師有 9 年任滿的規(guī)定，任滿以后進行業(yè)務考核和升學率考核（即學生科舉考試成績和升學人數）。元承宋制，經費固定，所設學田，荒年還可減租。清代設立苗學，招收瑤族兒童人學，在臺灣所設各學亦有一定發(fā)展。在這一時期，由于鐵犁和牛耕的逐漸使用，生產力大大提高。封建私有制在奴隸制的母胎里發(fā)生發(fā)展，新興地主階 級逐漸在一些諸侯國里取得了政權，這就促進了奴隸制解體，于是“學在官府”的壟斷形式失去了原有的經濟支柱和政治依據，造成“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左傳這時在鄒魯地區(qū)出現了一批“搢紳先生”，穿戴著峨冠博帶，常在貴族交際酬 酬酢及舉行冠、婚、喪、祭等禮儀時出面， 他們熟悉“六藝”知識和各種禮儀，號稱“師儒”，也就是“士”。 由于不同階級利益的驅使和學術資料源流之不同，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形成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陰陽家等學派，史稱“諸子百家”，開創(chuàng)了“百家爭鳴”的新局面。 第二，私學不傳遞官府法定的典章制度和文獻，而以本學派的政治與學術主張教授弟子，寄望他們推行本學派的政治主張。 第四，受教育對象擴大，突破了王族、貴族的限制，各家私學基本 上都本著“有教無類”的原則，吸收平民人學，擴大了學校教育的社會基礎和人才的來源。 第六，私學的興起，造就了一大批閃爍著智慧光芒的私學大師，這是自由講學帶來的成果。漢代高等私學一般稱“精舍， .“精廬”。馬融傳》）。著錄弟子，是列名某一經師門下，有師弟子之名分，沒有授受經學之實。馬融“門徒四百余人，升堂進者五十余生，乃使高業(yè)弟子，以次相傳，鮮有人其室者”。唐宋時期有村學、村塾、冬學等名稱。 《史籀篇》是著錄于史冊的最早的蒙學教材，據說是“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漢書蒙學教材內容可分為六大類： (1)綜合類：綜合各種常識的識字課本，以《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最有影響。 (5)博物自然類：《名物蒙求》等。這不是指識字教育和某種技藝的傳遞，而是一種專門學術的傳授，漢代已相當流行。書法有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為了維護、鞏固本家族的勢力，族長家長們都很重視對本族子弟的教育，如 江州義門陳氏，運用家族的經濟力量，既設私塾，對本家族的子弟進行識字、倫理教育，又立更高程度的“東佳書堂”，培養(yǎng)本族優(yōu)秀弟子，科舉應考，進人仕途。 三、中國古代書院制度的發(fā)展和演變 （一）古代書院制度的起源 宋以后科舉和官學教育趨于形式化，造成了人才的危機；五代以后，雕版印刷被廣泛采用，印書、藏書之風廣為流行；宋代形成了新的理學教育思潮，一些著名的理學家和知名學者，效法佛教徒于山 林名勝之地修習講經制度。北宋初的書院，基本上屬于官立，多數由地方官吏動用地方經費興建或修復起來，有的直接由地方官署管轄。清代書院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各省的書院。書院辦學的目標，首先是要求士子學做人，追求封建人格之完善，而不是像官學那樣以科舉人仕為主要目 標。 第四，教學以自學、獨立研究為主，以答疑形式進行教學。明代書院，從會講發(fā)展為“講會”，即將會講制度化，形成組織，并訂會約，類似今天的民間學會。學生也參加管理。學生有日記冊。 第四，經費自主。每個書院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內容。 第三，人學“門戶開放”，不受地域限制。 明末的東林書院，師生共同講論學術，激勵氣節(jié)，諷議朝政，裁量人物，結成深厚的感情。 四、中國選士制度的演變及其對教育的影響 （一）從漢代的“察舉”到魏晉的“九品中正制” 漢代選官取士制度叫“察舉”，是由地方官根據一定的科目和標準考察選拔，層層推薦，最后向朝廷薦舉，經皇帝親自策問，按成績高下授以不同的官職。其科目繁多，主要有賢良方正、孝佛力田、孝廉、秀才（東漢時改稱茂才）、明經、明法及其他臨時規(guī)定的特殊科目。東漢順帝陽嘉元年（ 132)從尚書令左雄建議，規(guī)定年到四十以上方得察舉孝廉，“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自此察舉制度由重名聲，又增考試，這種轉變雖不能根本改變選士制度的固有弊病，但在當時卻收到了一些效果，并為后世的科舉考試開創(chuàng)了先例。魏晉之際，門閥世族勢力日益膨脹，中正官幾乎全被盤踞朝廷的士族大官所壟斷，而品第士人的標準也就逐漸舍棄才德，不論賢愚，專講家世門第了，甚至發(fā)展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程度。”并明確提出了十科舉人的科目：孝梯有聞、德行敦厚、節(jié)儀可稱、操履清潔、強毅正直、執(zhí)憲不撓、學業(yè)優(yōu)敏、文才美秀、才堪將略、替力曉壯。 科舉考試把錄取和任用權完全集中在中央。這是中國古代選士制度的一大分界線。唐代參加科舉考試的考生有兩種，即“生徒”和“鄉(xiāng)貢”。吏部復試包括“書、判、身、言”四個方面（“書”即書法，試其“楷法遒美，’；“判”即另一種文體的文章，試其“文理優(yōu)長”；“身”即試其“體貌豐偉”；“言”即試其“言辭辨正”）。宋代不需要經吏部考試，而且科考及第后授官的級別也有提高，確立殿試制度也是提高科舉地位的重要措施?？脊僮拥芎陀H屬赴考，考官必須回避?！比绻麌医獭B(yǎng)、取、任有道，則人才用之不窮。學生不僅要讀圣賢之書，還要掌握國家法令制度。頒布《三經新義》作為經義考試的標準，其目的在于以經書施于世用。 第二步稱為“鄉(xiāng)試”，是省一級的考試。在鄉(xiāng)試后的 第二年，即丑、辰、未、戌年之春季（農歷二月）在京城舉行，故又稱為“春鬧”或“禮鬧”。 明清科舉考試采用排偶文體，稱為“八股文”。 科舉制比較詳明嚴密地開創(chuàng)了考試取士的規(guī)模，具有一定的客觀標準，多少要憑才學，與察舉和九品中正制相比較，它是比較公正、比較合理、比較符合歷史發(fā)展要求的制度，對當時的社會發(fā)展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一些具有先進思想的知識分子，從中國缺乏經世致用人才、處處落后挨打的教訓中，看出了以科舉考試制度選拔人才的弊病，于是在提倡開辦新式學堂的同時，提出了改革科舉考試內容，遞減科舉取士名額，廢止科舉考試制度的主張。同治元年（ 1862)，清政府在北京設立同文館，這是中國政府自行創(chuàng)建的第一所近代新式學堂，標志著中國近代新式學堂的誕生。 中國近代的留學教育始于 1872 年，最早提出建議的是容閡(18281912)0 1871 年 9 月，曾國藩、李鴻章等在容閡“教育計劃”的基礎上，上奏《選派幼童赴美肄業(yè)辦理章程折》，擬選送幼童，每年 30 名， 4 年計 120 名赴美留學， 15 年后每年回華 30 名。 到 19 世紀末，新式學堂仍屬開創(chuàng)時期，其特點是：學校尚無完備的教育計劃，更無完備的學制；學校大都為一級制，上無繼續(xù)研究機構，下無預備學校；重視西文、西藝學習，忽視引進西方的政治及科學教育；富家子弟因受舊教育影響，輕視軍事教育；師資、設備缺乏，難達成近代學校的目標；軍事學校設于通商口岸，難收軍事訓練效果；學生多屬于舉貢生員，仍未 脫離封建“治術”教育的案臼；派遣軍事學校優(yōu)等生出國學習，開創(chuàng)了留學教育的先聲。據統(tǒng)計， 18601875 年，教會學校總數約800 所，學生約兩萬人。美國基督教各差會開辦的教會學校最多。在這次大會上，各教派聯(lián)合組成了“學校教科書委員會”，負責為教會學校編寫、出版教科書，并規(guī)定以宣揚基督教為編寫的“最重要”原則。③地質學、礦物學、化學、植物學、動物學、解剖學和生理學。⑦語言、文法、邏輯、心理哲學、倫理科學和政治經濟學。當時曾先后編輯了算學、泰西歷史、地理、倫理、教會三字經、耶穌事略五字經、福音史記課本、舊約史記課本等教科書，除了供教會學校之用外，也贈送各地傳教區(qū)私塾應用。這次大會決定將“學校教科書委員會”改組為“中華教育會”。他說英文如同拉丁文在古羅馬時代一樣，“可以作為感化野蠻民族的工具”。 （二）清末新教育制度 — 壬寅癸卯學制的建立 甲午戰(zhàn)爭后，掀起維新變法運動。 清光緒二十八年（ 1902)，清政府頒布了由管 學大臣張百熙制定的《欽定學堂章程》，史稱“壬寅學制”。 癸卯學制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指導思想，以尊孔讀經為教育宗旨，內容比壬寅學制詳備。師范學堂分為初級和優(yōu)級；實業(yè)學堂分為初等、中等、高等。首先，癸卯學制的形式仿自資本主義國家，靈魂卻是中國封建階級的，它特別注重讀經，排斥女子受教育權，給畢業(yè)生以相應 的科舉功名。 （三）南京臨時政府的教育改革與壬子癸丑學制 辛亥革命后，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成立了中華民國教育部。 7 月，中華民國教育部召開了臨時中央教育會議，討論并通過了新的教育宗旨，于 9 月頒布實施。 在中華民國教育部召開的中央教育會議上，議決重訂學制，擬訂了一個新的學校系統(tǒng)，并于 1912 年 9 月 3 日公布，史稱“壬子學制”。橫的方面有師范教育和實業(yè)教育兩個系統(tǒng)。但對教育與國情、教育與社會經濟發(fā)展、教育與兒童身心發(fā)展等問題尚未能顧及。變有錢階級獨占的教育為平民大眾共享的教育，使教育更接近社會經濟、更實用，成為那一時期各種教育思潮和實踐的主 旋律。學制各階段間銜接不直接，等等。1919 年全國省教育會聯(lián)合會第六屆會議，再次提出修改學制問題。在學校系統(tǒng)總說明中提出：學制分期大致以兒童身心發(fā)達時期為根據，采 取縱橫活動主義，教育以兒童為中心，顧及學生個性及智能，高等、中等教育之編課采用選科制，初等教育之升級采用彈性制。 新學制注意到了制定學制與中國的國情、經濟發(fā)展需要 、兒童身心發(fā)展規(guī)律及人民生活水平之間的關系。再如新學制以心理學理論為根據，按照青少年心理、生理發(fā)展規(guī)律，將原學制中小學、大學年限縮短，中學年限延長。 3．漢代太學的特點。 7．書院的起源及在組織管理和教學上的特點。 194 孫培青主編、中國教育史、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2 第二章中國教育思想的發(fā)展和演變 一、孔子的教育思想 （一）關 于教育的作用和地位 第一，教育和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的關系。 第二，教育與人的發(fā)展關系。 （四）關于教育內容 孔子重視思想品質和倫理道德教育。但孔子忽視自然知識的傳授，鄙視生產勞動知識和技能的教育。“不憤不啟，不徘不發(fā)，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為政》）“能近取譬”。（《為政》）“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第四，由博返約，主要解決教學的廣度與深度的矛盾，或者解決知識的廣博與專一的矛盾。“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衛(wèi)靈公》）；“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罕》）；“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 第二，自省自克，道德教育貴在培養(yǎng)道德自覺。 第四，改過遷善，發(fā)揚優(yōu)點、長處和克服缺點、錯誤往往是相輔相成的，關鍵在于對待缺點、錯誤的態(tài)度?！懊渴聠枴保ā栋饲　罚弧懊舳脤W，不恥下問”（《公冶長》）；學無“常師”（《子張》）；“三人行必有我?guī)煛保ā妒龆罚? 第二，熱愛學生，對學生無私無隱?！薄安荒苷渖?，如正人何”（《子路》）；“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陽貨》）。盡心上》，以下凡引《孟子》只注篇名）認為人人都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 充之矣”（《公孫丑上》）。認為教育并不是要自外注人一個人本來沒有的東西，而是在于啟發(fā)一個人恢復天賦的道德觀念，保持對固有的善性的自覺，使之發(fā)揚光大，而成為圣賢，“人皆可以為堯舜”（‘告子下》）?！吧起B(yǎng)吾浩然之氣”（《公孫丑上》），而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配義與道”的。孟子提出“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離婁上》）。孟子鼓勵人們改過自新，積極學習別人的善行（《離婁上》），贊揚“聞過則喜”，“見善則遷”，“與人為善”（《公孫丑上》）。強調在教學中發(fā)揮學生的主動精神，他說：“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離婁下》），“梓匠輪輿，能與人規(guī)矩，不能使人巧”，“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盡心下》）。 第三，啟發(fā)引導。如同流水，“盈科而后進”（《離婁下》）。即說人的本性是惡的，其善良則是后天人為培養(yǎng)教育的結果。 孟子認為教育的作用在于發(fā)展本性，荀子認為教育的作用在于改變本性。 （二）關于教育目的與內容 荀子說： “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始乎為士，終乎為圣人”（《勸學》）。 荀子還提出“積微見著，積善成德”（《勸學》、《修身》）、 “虛壹而靜，專心有恒”（《解蔽》、《勸學》）、“解蔽救偏、兼陳中衡”（《解蔽》）等重要的學習方法和思想方法。他對教師也提出了嚴格的要求（《致士》），他的“非我而當者，我?guī)熞?”（《修身》）及“青取之于藍而青于藍”（《勸學》）的觀點也是有積極意義的。 （二）《中庸》中的“天命之謂性” 《中庸》開宗明義就指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為此就要摒 棄外物，潛心修養(yǎng)，做向內的“慎獨”工夫，去把握先驗的“理”，達到“誠”和“至誠”的境界，這就是教育的主要任務。在學習上q 別強調個人的主觀努力，“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R 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 強”。 《學記》在綜合各家長期教育、教學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總結了一套教育教學的原則和方法，這是《學記》的精華所在。認為尊師才能重道，要重道必須尊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