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首先，「所謂政治的 ── 就是說生活在城邦之中 ── 乃是表示任何事情都應該透過言語與說服來決定，而不是用武力及暴力決定」，用暴力或強制力解決問題是「前於政治」（prepolitical） 的處理方式，只該存在於外邦蠻族，不是希臘文明所認可的生活方式。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pp. 2631. 其次，鄂蘭發(fā)現(xiàn)城邦之中人們彼此平等，而家庭則是極不平等的領域，這也構成兩者的一大區(qū)別。 Ibid., pp. 3233. 正因為城邦是自由公民平等互動所構成的生活秩序，所以它是一種典型的「公共領域」。 在鄂蘭的理論裡，公共領域並不是一個固定不變、觸手可及的實體，而是一個由人們的言行互動所構成的場域。因此，公共領域是一個由人們透過言語及行動（speech and act, or speechact）展現(xiàn)自我，並進行協(xié)力活動（act in concert）的領域。就「顯示一己特性」來講，言行所顯示的「我」並不是「我是什麼」（what I am），而是「我是誰」（who I am）。 Ibid., pp. 179180. 就「平等與人溝通」這一點來講，言行的運用預設了行為者有意願把他人當成平等的客體 ── 否則獨夫式的暴力就足以伸張他的意志了。 有不少研究鄂蘭思想的學者喜歡強調鄂蘭的行動理論存在兩種相互矛盾的模式，其一是「爭勝的模式」（agonistic mode），其二是「協(xié)調的行動」（cooperative mode）。在《人之處境》中，她明白地說：「言談與行動的顯示性特質，只有在人們彼此共同相處、而不是刻意袒護或刻意對抗之時，才會完全展露」?；旧?，鄂蘭相當反對柏拉圖的政治哲學，認為後者企圖以哲學家所掌握的真理作為施政的藍圖，強加真理於意見之上。它不再具有什麼特殊性，因為沒有任何可見的標誌足以分辨真理與意見」。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可以說每一個意見都包含了若干真理的性質。世界的『同一性』（the sameness）、它的『共同處』（monness）、或它的『客觀性』（objectivity）在於下述事實：儘管人們彼此有別、立場迥異、甚至意見不同，但是向我們展現(xiàn)的是同一個世界──『你與我畢竟都是人』」。公共領域由意見所構成，這些意見必須交流溝通，如此我們才能對共同所處的世界有比較完整的瞭解，也才能在各種意見之中欣賞到每個人的特殊性。因此，公共領域究竟可以容許或預設多少理性，仍然有待深入探究。 詳見J252。 在哈伯瑪斯的理論裡，資產(chǎn)階級的公共領域如果要蛻變成一個具有正當性的公共領域，就必須依據(jù)對話倫理的要求，盡量滿足「理想言說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的各項條件。 J252。 另外，哈伯瑪斯也強調這麼修正之後，人們的需要與利益都可以成為道德判斷過程的要素，不會因「純粹動機」的要求而被漠視。言其「超越」，因為對話以徹底普遍化的方式進行，不可能再被轉化為具體的、特定的功能要向。 哈伯瑪斯認為共識的達成，必須假設參與對話的人都是具備理性能力，足以判斷真實性、正當性與真誠性的人。第三、每一個人都必須真誠表達自己的主張，既不刻意欺騙別人，也不受外在的權力或意識形態(tài)所影響。因此，這些條件雖然理想，卻不空泛。但是，我們當然知道現(xiàn)實情況遠非如此。 Habermas, Jus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p. 59. 哈伯瑪斯對理性言說能力的信心顯然遠遠超過鄂蘭，但是公共領域有沒有辦法預設這麼強的理性基礎呢？以下我們從多元主義者的角度來反省這個問題，就會知道事情並不如此簡單。而在學術界裡，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保守主義與後現(xiàn)代主義、亞里斯多德的信徒與尼采的追隨者之間，同樣也看不出理性溝通發(fā)揮了多大的效果。 所謂多元主義哲學，我們指的是伯林（Isaiah Berlin）、雷茲（Joseph Raz）、格雷（John Gray）等英國政治思想家所陸續(xù)提出、連成一氣的哲學理論。伯林歸納他們的論點，進一步由「文化多元主義」發(fā)展出「價值多元主義」的立場。 Isaiah Berl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2), pp. 714, 7980. 伯林的多元主義後來在英國逐漸成為一種顯學，雷茲、格雷等人就是在他的基礎之上，進一步發(fā)揚了價值系統(tǒng)無法通約共量（inmensurability）的理論。激進的價值多元主義可能會主張價值與價值之間「根本無法比較」，就像候鳥與放射線兩種東西無法進行比較。在激進的價值多元主義之中，所有的價值都可以看成是主觀的價值，並且不可能存在任何普遍性的規(guī)範。所謂客觀性價值，是指人們以之為目的、為了它的緣故而追求的價值」。正因為如此，所以價值也可以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說，「無論在任何時地，它們對全人類都是有價值的」。但是，伯林等人的論証卻顯示了「多元主義──客觀主義──普遍主義」這樣一種聯(lián)結，同時對「一元論──主觀主義──相對主義」大加撻伐。因為人性雖然歧異多變，卻必須保有某些種屬上的特性（generic character），否則就不再稱為人性」。 Berlin, The Crooked Timber, pp. 14, 18, 80. 然而，「你我皆為人類」這個事實究竟能不能推出伯林所力圖捍衛(wèi)的普遍價值呢？另外，如果這些「起碼的規(guī)範」真的放諸四海皆準，那麼價值多元主義（以及文化相對主義）的主張難道不會大打折扣，甚至無法成立了嗎？事實上，比較激進的多元主義者（或伯林等人眼中的「價值相對論者」）正是否定任何普遍價值的存在。伊斯蘭社會視一夫多妻制為常態(tài)，清教徒的國家則抗議這種制度違反男女平等。事實上，自由體制所蘊含的種種優(yōu)缺點並不具有理性上的獨特性或優(yōu)越性。因此，如果多元主義的命題成立，那麼自由主義的主張就不可能為真。其次，他的「暫定協(xié)議」仍然預設了某些「普遍性的最低道德要求」，譬如和平共存、唾棄暴力。其結果或者是無法達成共識，或者是根本沒有言行互動發(fā)生。但是公共領域成員能夠有所共的東西是什麼呢？有人認為共同的歷史、文化、習俗、價值是使大家真正聯(lián)繫起來的基礎，但是也有人完全反對以這類實質性的內容作為共同生活的條件，因為這類東西已日趨分歧，根本不可能復合為一。這個公共空間基本上是無形的，但是它卻是使你我他產(chǎn)生關聯(lián)的媒介。 其次，公共領域形成之後，我們必須假設每一個相關成員都有興趣去瞭解別人的意圖、想法或主張。但是此處所講的「瞭解」基本上只是一種好奇，以及為了下一步行動所不得不先滿足的要求。所謂言語，當然是廣義的言語──包括說話、文字、手勢、表情、聲音、眼神、舉止、裝扮、道具、作品等等具有溝通作用的象徵符號，而不侷限於文字與語言。如果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必須用暴力來進行（這仍然是一種可以表達己方意旨的「溝通」行為），那麼此種關係很難稱為「公共領域」，反而比較接近某種「戰(zhàn)爭狀態(tài)」。我們都知道，有時某些簡單的陳述或沈默的抗議，比起雄辯滔滔的說辭更能打動人心、發(fā)揮說服力。因此，類似格雷的「暫定協(xié)議」，較佳論證所接受的也是一種極「在地化」（local）的判準。它的有限理性雖然在理論上不特別吸引人，但是在實踐上卻可以適用於更多的對談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