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方面結合在一起構成完整的計劃法律制度。計劃法的綜合性，首先表現為由計劃本身的綜合性決定的計劃法的內容的綜合性。計劃法的社會本位性特征體現了經濟法追求實質正義的基本價值，因為“經濟法的實質正義要求根據特定時期的特定條件來確定經濟法的任務，以實現最大多數人的幸福、利益和發(fā)展。雖然本來“計劃是為了一個民族而不是為了一個政府而制訂的”[18]，但是應當是社會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在行使職權（包括制訂和實施計劃）的過程中并非沒有任何其自身的獨立利益?！盵17] 　　第二，社會本位性。[16]基于計劃本身的政策性，調整計劃關系的計劃法也具有非常明顯的政策性?！啊摺梢钥醋魇且环N固定的計劃，也就是將來為實現那些決定而作出決策的總方針，……然而，如果決定是針對特殊情況作出的，而又沒有任何諒解或協(xié)議說對將來情況也要以同樣方法處理，那么沒有政策也能訂出計劃。政策性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計劃的一個突出的特點，它表現為計劃不是對經濟、社會的各個領域作出詳細規(guī)定并強制實施，而是通過對企業(yè)經濟活動提供基本的指導方針，為市場機制正常發(fā)揮作用提供良好的外部政策環(huán)境，運用和組織協(xié)調各種經濟政策和手段，對企業(yè)行為實行間接調節(jié)。這些特征也具體地、典型地體現了經濟法的特征。這種用公法的方法調整原本由私法調整的領域，是計劃法具有公法與私法結合性質的主要原因。有人認為經濟法是行政法的私法化的結果，并且指出：認識“經濟法是社會法”的意義不亞于認識“憲法是根本法”的意義。既然計劃法屬于經濟法范疇，那么它也就具有經濟法的基本性質。實際上，在法和經濟法的屬概念的基礎上，計劃法只需要說明它與其他法的主要差別就可以了。因此市場是對包括計劃在內的國家調節(jié)手段的“第一次限制”，而包括計劃法在內的經濟法則是“第二次限制”。其次，計劃法應當對政府計劃調控職權的行使行為進行必要的約束。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計劃法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不可缺少的，應該盡快出臺。各種計劃出自不同的政府部門和具體的工作人員之手，代表著不同部門和地區(qū)以及集團的利益，因此計劃的最終確定往往受到較多的牽制。計劃的制訂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完善、及時的信息，而受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信息的收集、加工、整理以及傳遞往往難以做到完善、及時。而這就離不開法律制度的保障。 　?。ㄈ┦袌鼋洕鷹l件下計劃調控的法律化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計劃的形式主要不是采取以往的指令性計劃，而更多的是采取指導性計劃。要達到所有這些目標，政府就應該，其實也必須預先作好計劃。計劃與財政、金融一起，是宏觀調控中覆蓋最全面、影響最廣泛、使用最經常的三種重要經濟手段，而計劃又是綜合協(xié)調各類調控手段的手段。[⑥] 　　計劃調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如可以迅速調動現有的資源用于重點建設和短線產品的生產；可以進行事前和主動的調節(jié)；可以對社會經濟進行總體性調節(jié)以及對個體利益與整體利益、短期利益與長遠利益進行協(xié)調等。第四，市場調節(jié)具有盲目性。第二，市場調節(jié)的局部性。 　　對市場經濟進行計劃調控的必要性，更在于彌補市場機制內在局限性的客觀需要。 　　對市場經濟進行計劃調控的必要性，首先在于社會化大生產對計劃的普遍需要。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計劃雖然不像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那樣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但它并不是毫無價值的，而是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 　　計劃不是基本社會制度的范疇。計劃作為經濟管理的一般職能，是一個廣泛中性的概念，它普遍存在于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管理體制的國家之中，因而有無計劃不是區(qū)別社會制度和經濟社會屬性的標準。作為計劃法所涉及的計劃，是處于宏觀層次的國家計劃，而且側重于經濟計劃。所謂協(xié)調，是指通過計劃作出事先的協(xié)調，處理好在計劃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的總目標與子目標之間、各具體目標之間、預期目標與時間約束之間、目標與手段之間可能存在的矛盾，促進目標的順利實現。我國古代就有“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的思想。[①] 　　一般說來，計劃是指人們?yōu)榱藢崿F某種目的而對未來的行動所作的設想和部署。本文擬就這一經濟法領域的“非熱點”問題做一初步的探討，以作拋磚引玉。而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計劃法與計劃一樣備受冷落，或者雖有關方面仍然提到計劃法，但沒有或不愿去進一步探究。相應地，計劃具有三個主要特征：（1）它必須與未來有關；（2）它必須與行動有關；（3）必須有某個機構負責促進這種未來行動。常識告訴我們，工作的內容越是復雜，參與實施計劃的行為主體和涉及的環(huán)節(jié)越多，越需要計劃性。所謂有序，是指因為有了明確的目標以及為此而確定的步驟、重點、分工等，可在實現過程中分別輕重緩急，保證重點，為全局奠定基礎，有條不紊。 　　計劃主體是多層次的，計劃的對象也是多層次的，因此計劃有個人計劃、家庭計劃、企業(yè)計劃和國家計劃等。一般認為，經濟管理具有計劃、組織、指揮、協(xié)調、控制等職能，在這些職能中，由于計劃職能反映了管理者的決策意圖，決定著管理行為的方向，制約和決定著其他管理職能，因而被人們視為經濟管理的首要職能。在這一過程中，不乏有因為計劃經濟的弊端而排斥、否定計劃本身的，但是理性的審視和現實的需要又使得計劃在市場經濟中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⑤] 　　同時，計劃本身也不是特定經濟體制所特有的范疇。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于把計劃的作用過于夸大，反而使計劃的宏觀調控作用未能顯示出來，因為那時的計劃已是無所不包，而不僅僅是在宏觀上進行調節(jié)和控制的手段。許多實行市場經濟國家的實踐說明，國家計劃具有承擔這種社會中心協(xié)調經濟聯(lián)系的重要功能，是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市場信息是經濟運行中已經發(fā)生不平衡之后的信息反饋，因而市場機制的調節(jié)是在事后，這種事后性往往造成社會經濟資源的浪費和經濟發(fā)展的不穩(wěn)定。市場提供的信息在時間上是短期的，一般只反映眼前的供求關系和價格狀況，不能反映以后時期供求和價格的變化，這就使市場調節(jié)只適應于短期的調節(jié)。因此，市場經濟客觀上需要政府進行有意識、有計劃的宏觀調控，而國家計劃就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⑦]從這個意義上說，計劃也是經濟手段?！盵⑧]“在現代世界里，政府完全可以很好地從事廣泛的經濟活動，包括調整收入和財產的分配，處理外部經濟和外部不經濟，對付結構上的不可分性，維持經濟的普遍穩(wěn)定?！盵⑩] 　　計劃調控對于我國這樣的發(fā)展中國家實現社會穩(wěn)定和經濟的超常規(guī)發(fā)展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但計劃作為對市場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其在我國的經濟生活中實際作用的發(fā)揮程度還要取決于計劃調控本身的合理與科學。這主要表現在：首先，受信息不完全性的影響。第三，受不同利益的牽制。 　　為使計劃調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fā)揮出其應有的作用，盡可能減少在這方面發(fā)生“政府失靈”的情況，國家應當將計劃加以法律化，使其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上，以此作為國家進行宏觀調控和引導市場運作的依據。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計劃法首先應對計劃進行正確的定位，依法界定計劃的性質和計劃的范圍，保證計劃真正是建立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的宏觀調控手段，而不能讓計劃越位，擠占了本應由市場機制發(fā)揮作用的領域，也不應讓計劃在應由其發(fā)揮作用的領域缺位，并保障政府計劃職能的充分行使。當市場的內在缺陷于條件具備或變化而凸現、以至于市場失靈而“自身難?！睍r，包括計劃在內的宏觀調控等調節(jié)措施的介入，恰恰是為了盡可能彌補或消除市場的缺陷，此時，就需要從法律的角度來嚴格地制定與實施計劃，力圖將計劃的缺陷限制在最小的范圍之內這就是計劃法。二、計劃法的基本理論概述 　?。ㄒ唬┯媱澐ǖ母拍詈托再| 　　按照給部門法下定義的傳統(tǒng)“模式”，計劃法就是調整計劃關系的法律規(guī)范的總稱，或者說是調整在計劃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發(fā)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guī)范的總稱。 　　計劃法在性質上屬于現代經濟法的范疇。我們也認為經濟法屬于公法與私法結合的社會法，只不過其中的公法因素更多一些，因為經濟法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確認和規(guī)范政府干預經濟生活即權力干預權利的因素。本來，市場經濟活動本身應該屬于企業(yè)競爭自由、營業(yè)自由的范疇，屬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