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共和黨在對總統(tǒng)的國情咨文的反饋意見中，眾議員史蒂夫福布斯 (Steve Forbes) 是一位嚴肅的共和黨人，他參加美國總統(tǒng)選舉時就曾這樣煽動他的選民：“如果我當選總統(tǒng)，我們將殺死它，捅穿它的心臟，使它永遠也無法站立起來。確實，我們不能否認美國在個人所得稅制方面的先進性，尤其是在考慮個人所得稅制的公平性方面花了很大力氣。第二、科學地設計個人所得稅制，切記個人所得稅的復雜化。目前我國的《個人所得稅法》的立法技術比較粗糙，法律條文較少，尤其是總則部分的缺失是人們對個人所得稅法的功能存在誤解的主要根源之一。 [48]因此，對于我國目前個人所得稅法的缺陷，應當采取一種辯證的觀點來看待。 [46] 這些損失相對于提高對高收入者的征收的稅收而言，可能更為重要，數(shù)額更大。一旦面臨道德風險，社會就要付出額外的代價，這勢必會加大征稅成本。對低收入者而言，滿足其基本生活需要具有較高的效用；而對高收入者來說，這類消費品的效用卻較低。體現(xiàn)在稅制設計上，累進稅率雖然體現(xiàn)了縱向公平原則,但過高的邊際稅率會導致更多的懶惰行為，最終扭曲縱向公平的效率。 其次，調節(jié)功能過強可能會抑制高收入者的工作熱情, 打擊他們創(chuàng)造財富的積極性，使他們將更多的時間投入閑暇而非工作。它雖然能夠起到調節(jié)收入的作用，使存款多的人多納稅，存款少的人少納稅或者不納稅。目前的規(guī)定是不管存款多少，都按20％扣除，這樣小額儲戶就比較吃虧，大額儲戶不受太大的影響，因為我們現(xiàn)在的儲戶大部分都是工薪階層和廣大的基層群眾，他們存款是以防后患，比如養(yǎng)老、醫(yī)療保障、失業(yè)等，多數(shù)居民的儲蓄具有社會保障的功能。再者，他們雖然在工資薪金方面繳納的個人所得稅不比普通工薪階層多，甚至有可能更少，但他們的企業(yè)所繳納的企業(yè)所得稅當中也包含了他們所繳納的稅收，盡管他們通過各種途徑將自己甚至家庭的開支讓公司承擔，增加了企業(yè)的成本，從而相應的降低了企業(yè)所應繳納的企業(yè)所得稅的份額。 [41] 其實這種觀點有失偏頗；即使要這么說，也應該建立在充分的證據(jù)基礎上。 [37] 例如，外商投資企業(yè)的工作人員、部分私營業(yè)主、部分個體工商戶，通常通過做假賬隱瞞個人收入，或者在企業(yè)賬上有收入?yún)s常年不分配，個人通過借款，轉移企業(yè)收入，從而達到既取得收入又不納稅的目的。另一方面，高薪階層雖然屬于高收入階層，但不等于高收入階層。實際上，人們之所以認為工薪收入的扣除額太低，很可能跟他們感到個人所得稅的稅負太重有關。四、如何看待我國個人所得稅的制度缺陷對于我國個人所得稅的制度缺陷，人們提出了許多不同觀點，但在對薪金所得稅的扣除額上，一般都認為我國目前規(guī)定的800元的扣除額過低，不能有效地調節(jié)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制度設計再好、再合理，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貫徹，或者如果征管成本太高，消耗了它在制度設計中本來應有的公平，那么這種公平的制度設計也就起不到它應有的作用。在稅收征管中，效率和公平都很重要，但是很難同照顧到，很可能會顧此失彼。 [34]另外，造成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是由于個人所得稅的過錯，因此，要求并非造成社會貧富懸殊根源的個人所得稅制度來解開社會貧富懸殊之鎖是很不現(xiàn)實的。 [33] 許多地方財政部門尤其是農(nóng)村地區(qū)的政府部門為了搞到足夠的錢來給這些人員發(fā)工資，只有以各種名目大搞攤派，從而降低了低收入者尤其是農(nóng)民的實際收入。 [31] 另外，國有單位收入分配的另一個問題是分配秩序混亂、失控，平均主義現(xiàn)象嚴重。 [30] 換句話說，如果國家能夠堵住這個漏洞的話，全國人們都用不著繳納個人所得稅了。據(jù)路透社報道，中國商務部估計大約有4000個中國貪官已經(jīng)出逃到國外，席卷非法獲得的資金約60億美元。許多農(nóng)民工辛辛苦苦、加班加點地工作，到頭來連一點微薄的血汗錢都領不到，更有甚者，有些雇主甚至還以各種處罰措施使得有些工人到頭來還欠雇主的錢。兩者相比較，我認為，與其減少高收入者家庭的收入，不如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據(jù)世界銀行的測算?；嵯禂?shù)值越小，就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基尼系數(shù)值越大，就表明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兩者之間的差異就在于絕對公平忽視的是初始化條件的差異性，追求結果的平等，即所謂的“不患寡而患不均”，體現(xiàn)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上就是搞平均主義。如果對于稅前福利水平相同的人在稅收上給予不同待遇，使得閑暇偏好強的人納稅少，而閑暇偏好不強的人多納稅，這樣，閑暇偏好不強的人的稅后福利狀況就比閑暇偏好強的人要差，因此也不符合橫向公平要求。很明顯，具有相同預算線的人（根據(jù)收入標準，這兩個人是相同經(jīng)濟地位的人）可能對閑暇的偏好程度不同，因而其福利水平也不同。 [20] 20 世紀20 至 30 年代，瑞典學派的林達爾在其專著《課稅的公平》中專門論述了稅收公平問題，并提出了橫向公平和縱向公平的稅收思想，經(jīng)過后人補充進而確定了橫向公平和縱向公平的含義：所謂橫向公平，是指對同等經(jīng)濟地位的人同等待遇，即有同等支付能力的人同等納稅；所謂縱向公平，指對不同經(jīng)濟地位的人實行差別待遇，即收入多的人多負稅，收入少的人少負稅。稅收公平也不例外?！?[17] 哲學家凱爾遜則面對公平發(fā)出無限感慨，他說：“自古以來，什么是正義這一問題是永遠存在的。因此，關鍵的問題是我們應當如何看待稅收公平，對社會財富再分配的差異抱著一種什么樣的心態(tài)。雖然世界各國在開征個人所得稅時都規(guī)定了一個抵扣額或者免征額，對于未達到該標準的人不征稅，從而在客觀上起到了調節(jié)人們收入懸殊的作用。美國在1862年開征的個人所得稅只征收了10年，于1872年停征。隨后越來越寬，稅率也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越來越高。我國北洋政府最早在1914年頒布《所得稅條例》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而在此之前，我國國內已經(jīng)長期處于戰(zhàn)爭之中。1994年實行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對原來的個人所得稅制度進行了全面改革，將原來按照納稅人的類型分別設立的個人所得稅、個人收入調節(jié)稅和個體工商戶所得稅合并為一個統(tǒng)一的個人所得稅，并從納稅人、征稅項目、免稅項目、稅率、費用扣除等方面加以完善，從而使之成為一部比較完整統(tǒng)一的個人所得稅法。同時，為了進一步調節(jié)個人收入，防止社會成員收入差距懸殊過大，1986年9月25日，國務院發(fā)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收入調節(jié)稅暫行條例》，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根據(jù)這部法律，征稅所得包括工資、薪金、利息等六大類。中華人民共和國于1949年成立，但是在它成立后到1980年的三十年時間里，我國并沒有建立獨立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其主要原因在于國家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jīng)濟，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較低，個人收入分配制度簡單，收入來源單一，個人收入水平較低，收入差距不大。1935年，國民政府重又提出《所得稅法案》，次年立法院通過《所得稅暫行條例》，行政院頒布《所得稅暫行條例細則》，個人所得稅制即行實施。 [14] 加拿大、日本、韓國的經(jīng)驗更是說明，個人所得稅的功能應該是組織財政收入，而不是為了調節(jié)人們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 [12] 1890年，三縣有朋首相的《外交政略論》和《軍事意見書》在內閣獲得通過，確立了主權線和利益線的概念，后來被發(fā)展為“滿蒙生命線”和“大東亞共榮圈”。這個名稱一直到1949年才被新的《所得稅法》所取代。1939年個人所得稅大約只有10億美元，1988年收入額達到1000億美元，1996年個人所得稅收入為6564億美元。同年底，國會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后的第一個個人所得稅法，從此該稅種在美國迅速發(fā)展。但是，由于當時的美國憲法規(guī)定，“除與已進行的人口統(tǒng)計的數(shù)字成正比例的直接稅外，不得課征其他直接稅。一年后，美國國會又通過了一部所得稅法，并且得到了實施。但是戰(zhàn)爭開始后，龐大的軍費開支迫使聯(lián)邦政府開始尋找其它財源。但是皮爾反對對富人實行高稅負政策，認為這將使富人停止經(jīng)營業(yè)務，甚至逃往國外。1803年，英國國王埃廷頓又開設了一種新的所得稅，采取了按照來源將所得分類的方法。尤其是我國千百年來一直受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社會公眾對收入分配差距的承受力比較有限。因為除了個人所得稅之外，沒有哪種稅是能夠針對所有的人征收的，而只能針對某一類人征收，因而將國家所有稅負施加于這一部分人身上，顯然是不公平的，違背了稅收公平原則。 [5] 其理由主要包括：1. 社會財富的分配嚴重不公，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到少數(shù)人手中；2. 我國“以流轉稅為主，所得稅為輔”的稅制結構決定了個人所得稅的收入再分配功能；3. 在征管中可能對“稅源穩(wěn)定、易于控制和征收的工薪階層以及其他城市納稅人多征，而對稅源多樣化、不易征收和難以征收的中高收入階層則在事實上少征”。 [3] 不過，從總體上看，第一種觀點似乎占了上風。近年來，有關個人所得稅的話題成了人們討論最激烈的稅收話題之一。中央財經(jīng)大學法學院幾乎沒有誰能跟個人所得稅斷絕關系。 [2] 此外，還有人認為，個人所得稅除了這兩個主要功能外，還具有穩(wěn)定經(jīng)濟的功能。 [4] 正是這種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使得個人所得稅成為一種“富人稅”，其中的“劫富濟貧”作用使其成為稅種中的“羅賓漢”，并因此作為一種“良稅”在世界上廣泛推廣。但是，只要仔細一想就不難發(fā)現(xiàn)，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對于強化個人所得稅調節(jié)功能的呼吁越來越高，希望能夠設計出一套完美的個人所得稅制，并通過強化個人所得稅的征管達到縮小社會財富分配差距的目的。 1802年，這項稅就取消了。1842年，皮爾又一次臨時引進所得稅，以解決遺留的財政赤字。美國在南北戰(zhàn)爭以前沒有開征個人所得稅，其聯(lián)邦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關稅和消費稅。但是由于這部法律的表述不夠清楚，因此一直未能實施。 [8]1894年，由于國際貿(mào)易量下降，對進口貨物征收的關稅和消費稅隨之減少，美國財政收入告急，于是美國國會再次通過了一部個人所得稅法，規(guī)定對4000美元以上的所得征收2%的個人所得稅。 [9]1913年，美國對憲法進行了修正，賦予國會征收個人所得稅的權力。戰(zhàn)爭結束后，美國迎來了經(jīng)濟發(fā)展的黃金時期，其世界頭號經(jīng)濟強國的地位得到鞏固和加強，個人所得稅收入也隨著經(jīng)濟的增長而持續(xù)上升。甚至其個人所得稅法的名稱就叫做《戰(zhàn)時所得稅法》(Ine War Tax Act)。它不僅包括軍事占領北京、南京等地的作戰(zhàn)計劃，還特別建言乘戰(zhàn)勝之機將中國分割為六塊，以最終滅亡中國。在當年頒布的八部基本稅法中就包括了所得稅法。1914年，中國民國即頒布了《所得稅條例》，但是由于討袁護國戰(zhàn)爭爆發(fā)未能真正實施。1943年，國民黨政府公布了《所得稅法》，其中就包括個人所得稅的內容。1980年9月10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