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人，失了良楊；一個禮賢下干，得建大功，兩種截然不同的看人的態(tài)度，得出了兩種截然相反的結果。劉備待之以上賓之禮，虛心求教，臨別之際依依不舍，潸然淚下。誰知張松軟硬不吃，反將曹操奚落一頓。誰知張松到許者不得幸見，等候三日，賄賂相府近侍方得見操。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是因其獨具慧眼，只有慧眼才能識良才。推而廣之，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知道什么樣的人是君子。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 常言道，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此話不無道理。至于賽場的概念，如果只理解為各種臨時組織的對抗性場面，是狹隘的。當今世界已進入信息時代。這一識別評價方法，很容易造成對人才鑒定的公式化、概念化一旦評價信息傳遞環(huán)節(jié)過多，則失真率必然增在。這一歷史教訓是值得認真記取的。蕭何又說：拜大將是件大事，不可潦草，要鄭重地選擇吉日，齋戒沐浴，修筑將臺，舉行儀式，既表示對韓信的信任，也說明你禮賢下士，天下人才才會望風而歸！劉邦采納了蕭何的意見，筑了將臺，拜韓信為大將此舉不僅使韓信大為感動，而且也鼓舞了天下人才。后來投奔劉邦，開始只做了治粟都尉，管管糧草。古人不是也有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的感嘆嗎？其二，主觀認識上可能存在片面性，即使有機緣，伯樂相中的良馬，并不見得都能經受時空的檢驗。然而，筆者以為：當今社會仍靠伯樂相馬式選人才法，很難適應形勢需要。日觀其德，月課其藝，賢邪非一時之賢，久居而不變，乃其賢也；能邪非一時之能，歷試而職一，乃其能也。就是用來說明事物的真?zhèn)巍⑷瞬诺膬?yōu)劣必須經過長時間的考驗。三皇五帝之所以能立大功名，就在于他們善于博采眾長。意思是說，多方訪問群眾，有才能的人就會得到引薦升遷；沒有清規(guī)戒律，正直之士的道路就打開了；不親近小人，誹謗奉承之徒就會疏遠；不受文時俗的限制，格守職責者就會明辨是非，踏實辦事；不責難人的微小過失，有才能的官吏的志向就能得以充分地體現了。他們復任后，努力工作，政績更著。循吏傳》記載：興化丞周舟經過考察以政績最優(yōu)，朱元璋立即升為吏部主事。（《明太祖實錄》卷232）在這里，朱元璋特別強調：征求對所要用的人意見，選擇所問的人很重要，如問于小人，對君子必多毀謗，對小人必私其黨而譽之；只有問于君子，君子出于公心，必作出毀或譽的正確回答。所以，他說人主要善于知毀譽的真?zhèn)?，他說：人主能知毀者果然為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于受抑矣。辨邪正》）朱元璋認為要能辨邪正，必須明于知毀譽的真?zhèn)?，不然，將會以賢為佞，以會為賢。吏部官員說：人之邪正，實亦難一人惡之，未必邪也。雖然孟子是尊重人民的意見，但是在個別情況下，國君左右、諸大夫、人民都說賢，來賢，不一定對，而最能決定賢、不賢還是經過認真考察后，用事實做出的結論。孟子是主張民貴君輕的，他將賢不賢交人民來審查，便是這種思想的發(fā)揮，也說明他十分尊重人民的意見。（孟子）曰：39。關于知人要兼聽論問題，孟子有精辟的論述。二、由州郡去審查確認后，缶朝廷推薦。從杜如晦的話中，可以知道當時這方面的工作是較粗的，既無制度，也缺乏辦法，每年選拔人才，前來的有數千人之多，德才如何很難盡知，審議用人也就馬虎，用不得其人的也就不可避免。如何又獲善人？如晦答道：兩漢取人，皆行著鄉(xiāng)閭郡州現貢之，然后入用，故當時號為多士。當然，制度要利于選拔人才，如有妨礙的，應予以改革，或靈活掌握。英明之主為治國安民選拔人才，故能任用賢才；亡國之君所選拔是從順已意出發(fā)，必然任用助其享樂的佞臣。為考察人才，吏部每季要將官員情況上報，這就可使朝廷及時了解官員的好壞，準確地予以升降。年六十以上的，年老多病不能從政的，發(fā)給俸祿一半讓他退休回鄉(xiāng)。他還提出推薦和考察人才功過的具體辦法：其待以不次者，宰執(zhí)具才行功實以聞。曹望之傳》有記載。林則徐很重視對官吏的考察，他說：立政之道，察吏為先。建立考察、獎懲制度也很重要。顯學》提出了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將必發(fā)于卒伍的用人原則。有完整的推薦、考察、監(jiān)督、獎懲制度，對于選拔人才將會起保證作用。即靠有用人制度以選拔人才，靠國法以監(jiān)督官吏。一旦國家失去了賢才就會滅亡。從樂毅出面燕壞，種蠡入而越霸可以看出，為大廈，要棟梁，為國失賢則亡。按現在的話來說，治理國家最緊要的事莫過于有答，而了解人辦法，圣賢是能辦到的。是知人善任，還是不知人善任，其結果直接關系到國家、民族的興衰存亡。這對我們今一天來講仍是有借鑒意義的。杜甫大詩人就曾這樣說：如今豈無衷與驊騮，時無王艮伯樂死即休。據《資治通鑒》記載，唐太宗李世民令封德彝舉賢，時間過了好久，也不見動靜。比喻出以公心看待一切事物 ，就會心明眼亮，一切者看得清楚。宋人王令《暑旱苦熱》一詩中道：清風無干？昆侖之高有積雪，蓬萊之遠常遺寒?，F在可用來比喻，做領導只要緊緊地依靠群眾，依靠人民的，便能立于不敗之地。為官從政必須立心對公，立身為民，因為魚失水則死，失魚猶為水也。這里無表示：勿、不要。我國宋代學者胡宏在《胡子知言我國古代著名哲學家孟子在《孟子他們保護、關心他人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牖》中曰：大其牖，無光入；公其心，萬善出。讓位薦賢，也是人們之所難的事。這是因他把事業(yè)視得高于一切，為了成大事，其他都在所不計。掌握選拔人才之權者，受到他人的干擾是不中避免的，如來自上面的壓力和下面的利誘等等，屈服于此，則不能公正選拔人才，必然會使真正的人才遺漏，而使用權無能之輩、投權取巧者濫竽充數。人不受感情的影響，并非易事。政事在于人材，舍人材而言政者，必無政。既然身定國安天下治，幾必賢人，即人民生活安定，國家安全，天下大治，必須依靠賢才。如果得到了賢才，那么沒有什么事情不能辦理。這就是說，有國由來在得賢，莫言興廢是循環(huán)。特別是平世理亂，非才無以室其業(yè)。正因為為政的人處理政務最要緊的是用人得當，假如用人不對路子而是用非其才，國家必然難于走向安定。正因為他的胸懷廣寬，視野寬闊，所以提出了集古今中外立政之結晶的名言：立政之道，察吏為先。但就是在這彎彎曲曲之中，卻為我們在更高水平上識人積累了許許多多寶貴的經驗。當然，識人的歷史長河發(fā)展到今天，也經歷了彎彎曲曲如同黃河之水流入在海有九道彎一樣。立政之道，察吏為先 睜開眼睛看外國，在中國近代史上要數愛國將林則徐為先。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方，必難致治。這就是說，把天下讓給人容易，為治理天下而得到人才就比較困難了。自古以來，凡是取得國家政權在于得到賢人的輔佐，不要說什么國家的強大或衰敗是往復循環(huán)上天安排的。自古以來國家的興隆與衰亡，完全在于使用人。所以，國家的強盛，必須多得到賢良的屬臣百官；家族的興盛，必須多出一些賢良的子弟。爭天下者，必先爭人。至公，則內不受感情的影響，外不受他人所干擾，如此則心平而正，量人則準。有鑒于此，英明之主以天下為已任，以事業(yè)為第一，只要有利于天下和事業(yè)，雖仇也用；反之，雖親不用，故能知人得人而得天下。何以心公則易于知人？因為心公則不受私情的影響，以整體利益為重，用人不計恩仇，讓位薦賢，公正取人：不計恩仇，這非一般人之所能，只有有宏量的舉大事者才能做到。此外，唐太宗拔魏征于仇虜之中，努爾哈赤用曾射傷已者鄂爾甲尼，非有卓見雅量者不能如此，這也是他們之能得人以成大事的重要原因?！哆d志齋集這種類型的人具有獻身精神。他們是一批溫和、善良、不自私、寬宏大度的人。這里窮指窮困沒有出路，達是指通達有地位。意謂人應當胸懷天下，胸不未來。阿拉伯人說：針給別人縫制衣裳，而自己裸然一身，以針暗喻以公忘私的高貴品格。剝：卦名；山附于地受日曬，風吹，雨淋，雷震，大氣侵襲，澗水洗滌，其沙士礫石無日不在剝落之中，但不致崩倒的原因，就在于依附于庶民。即使是西方的大企業(yè)家們，也是以事業(yè)為立身之本的。私則如燈，只有一面，光不能遍照也。唐太宗李世民在識人用人問題上提出過，以銅為鏡，整衣冠；以人為鏡，知得失；以史為鏡，明興衰。無論哪個時代都是英才輩出，就怕沒有識才的眼光。縱觀歷史可以看出，國有三不祥：天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如果有賢才不去及時發(fā)現，甚到視而不見；或者是能夠識別到了賢才，就是放在一旁而不用；或者是既識別到了賢才，又有所用，只大材小用，這對國家和社會的發(fā)展也是存在的。原因在于為治之要，莫先用人；而知人之道，對賢所能也。越王有兩個大臣文種的范蠡，勾踐在他們倆人的輔佐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轉弱為強，終來吳稱霸。得人者得天下，失人者失天下，而得人之道，在于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