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問題拖成歷史問題誠不可取，畢其功于一役也絕不現(xiàn)實。從辯證法的角度看待我們所處的世界，本身就是一個不斷發(fā)現(xiàn)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希望找到一個總開關，按一下就解決所有問題，肯定是空想。他們的生活要在短時間內超越“綠皮車、編織袋”階段，子女教育與就業(yè)，自身醫(yī)療與住房，十幾年積累的問題要一下解決，即便是奧林匹克山上的希臘諸神，恐怕也無能為力。不過，如果能多點“過程意識”，會更有利于看到主流、形成共識。近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進一步提高重點高校招收農村學生比例。不存在一種簡單化的理念，可以立竿見影搞定所有“中國式問題”。這可以理解，轉型期中國問題一大堆，公眾和輿論更加敏感，未來的改革之路肯定也充滿挑戰(zhàn)。如果說，當年一部《秋菊打官司》的電影，曾讓人們充滿好奇，那么今天，“討說法”已經成為社會口頭禪。與之相伴，“權利意識”的高漲，也為樹立法律權威、培養(yǎng)法治觀念、發(fā)掘公民意識，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成為社會進步的催化劑。這種走岔道的極端方式，將“權利意識”異化為“交相害”而非“交相利”的行為，讓人遺憾，也發(fā)人深思：權利的風帆如何行進，才能抵達文明的彼岸？“在一個多少算得上是文明的社會里,一個人所能夠擁有的一切權利，其唯一的來由是法律。在法律的條款中去尋找依據，權利的主張才能水到渠成；在法治的框架下予以推進，權利的實現(xiàn)才能順理成章。惟其如此，自己的權利才能得到保障，他人的權利才能得到維護，社會的福利才會趨于最大化。那種只問結果不計手段、“以錯糾錯”式維權，看似“高效有力”，卻會讓更多人不講文明、不守規(guī)矩。今天，如果說，“權利意識”的啟蒙我們已經完成，那么“法治觀念”的啟蒙還在路上。一個傳統(tǒng)上如此重視集體歸屬感的群體，又剛從“狠斗私字一閃念”的年代走出來不遠，很多人還沉浸在對“無我”的反思之中。從“主觀為自己，客觀為他人”到“我的地盤我做主”，從“言利未必非君子”到“無利不起早”，個人利益已經成為很多人處理社會關系的出發(fā)點。明確的權利主體和利益邊界，是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的內在要求。辯證法的偉大在于，它永遠提醒我們認識到問題的另一面。如果每個人都想著一己之私的最大化，完全以自身的感受衡量社會進步，“各私其私，絕無國民同體之概念”，不僅難以發(fā)育出良好的社會，也難以長久維持個體的利益。正如諺語所說，你揮舞拳頭的權利止于我的鼻尖。同樣地，在中國進入快速城鎮(zhèn)化的當下，要求取消所有城鄉(xiāng)差別，在教育、醫(yī)療、戶籍制度等方面實現(xiàn)絕對的均等化，不僅是脫離歷史的，也是超越時代的。不要總讓“個體”與“全局”彼此排斥、互相追尾，不要總將對“全局”的考量，放在“個體”的對立面上。誠哉斯言。如果說問題是時代的呼聲，那么批判則是對這呼聲的回應。這樣的態(tài)度，是辯證唯物主義者的態(tài)度，也是歷史唯物主義者的態(tài)度。13億人口的中國，快速發(fā)展的轉型期，有問題，甚至有很多問題，都再正常不過；即便是已經“熊抱”現(xiàn)代化的發(fā)達國家，也不得不承認，“今天，技術的進步已經使得人類可以往返于地球與月球之間，但我們在處理人類事務方面依然捉襟見肘”。但是，復雜的矛盾不會因批判自然遁形，社會的正義更不會因批判自動實現(xiàn)。中國的進步，不只需要“好不好”、“該不該”的判斷，也需要“行不行”、“能不能”的探尋。”令人欣慰的是，在我們的時代，有18名路人漠然而過的佛山街道，也有大學生司占杰傾注愛心的麻風病村莊；有彭宇案莫衷一是的質疑，也有碩士生李英強興辦鄉(xiāng)村圖書館的志向；有郭美美炫富的空虛手袋，也有志愿者行動的樸實守望；有校園里“懷疑的時代還需要信仰嗎”的不休爭論，也有新聞界“我是建設者”倡議的強烈共鳴??站在這塊劇烈轉型的不完美土地，有人沉溺于憤世嫉俗，有人習慣于悲觀抱怨，但總有一些人以行動肩起責任，用積極主動的點滴努力，積攢起改造社會的正能量。不僅當一個批判者，也要做一個建設者，每個人的一小步，就是時代前進的一大步。得與失，取與予，風險與收益，付出與回報——在利益的坐標系上，很多人都在自覺不自覺地演繹著價值排序，精準計算著投入產出。馬克思早有斷言：“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表面上看，精致的利益計較未必無益于社會的進步。只在意自己的人不會在意公共問題，只關心物質利益的人不會關心社會福祉。楊善洲圖什么，用利益的邏輯說不通，就斥為“傻瓜”；郭明義為什么，用功利的尺子量不了，就斷言“神經病”。走出了“恥于言利”的時代，難道就一定要拋棄“時刻準備著”的理想？經歷著“利益解放”的大潮，難道就一定要放棄“為了全人類”的信念？拒絕利益主義獨步天下，理想情懷又該何處安放？就像文學家所說的那樣，“理想有如晨星——我們永不能觸到，卻可以借著星光在人生海洋中遠航”。循著理想的星光，我們才能跳脫一己得失，眼界更遠、胸懷更大，找到一個更持久、更深刻的生命出口。斯密，更看重《道德情操論》，也是為什么社會的改革者，既需要現(xiàn)實主義的利益考量，更需要理想主義的勇氣擔當。借用叔本華的一句話，它是對每個時代偉大事物的同一性和連續(xù)性的信心，是對一代代人的變化和衰退的抗議。政府管得越多越好，意味著沒有節(jié)制的去強化政府責任，政府就會變成“全能選手”。政府對什么都能預知，都能計劃，都能調節(jié)，服務范圍就會無限放大，需要的行政人員也會無限增多。于是，腐敗分子可以有理由為了經濟的發(fā)展，去接受權錢色的誘惑，理直氣壯地貪污受賄。全面辯證地認識政府職能轉化是重要的。一個弱化、一個強化是同等重要的，齊頭并舉，彼此呼應，不能顧此失彼、厚此薄彼，忽視和偏廢了一方。因此，轉變政府職能要實現(xiàn)政府管理由微觀把控轉向宏觀調控，從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于是，“地溝油”、“瘦肉精”等惡性食品安全事件變成社會的常態(tài)，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只是少數(shù)有良知人的奢望。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意味著沒有原則的去弱化政府職能，政府就會變成“守夜人”。社會上哪些商品過剩，哪些商品缺乏，哪些商品即將被淘汰，政府比市場更清楚。嘈雜的聲音之下，有冷靜的觀察，也有無意識的圍觀；有務實的分析，也有狂躁的詰問；有理性的思考，也有極端情緒的宣泄。文藝復興時代人文主義的執(zhí)著信念，法國大革命中民主自由的熱烈追求，20世紀初葉席卷世界的紅色狂飆，都曾是導引時代前進的旗幟。構筑精神的高地、留存理想的底色，才有靈魂的原野郁郁蔥蔥，文明的河流碧波蕩漾。甚至一個有理想的人，活在當下，會比別人更覺生存的困難與尷尬?！疤煜挛跷?，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不與實利掛鉤的理想不是“做作”、便是“矯情”，利益于是成為時代價值的“粉碎機”，讓我們的社會只剩誅心之論，難言感動信任。不是嗎？毒奶粉泛濫，地溝油盛行，在唯利是圖的利益盡頭，是良知的出局和底線的崩塌。利益最大化的風輪，很容易鼓蕩物質的城堡遍地開花。對個人也好，對社會也好，都如小平同志所言，“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主義”。只是，當物質的欲望填滿生活，利益的喧囂遮蔽生命的星光，在萬籟俱寂的夜晚，也會惘然惆悵：為什么，我們“兩手滿當當，心中空蕩蕩”？當今中國，利益的正當性早已“除魅”。有聲音批評，本是最富朝氣銳氣、最有權利做夢的年輕一代，不少人卻陷入利益的羈絆，精致利己而老于世故，熱衷實惠而恥談理想。不要把批判的自由留給自己，卻把創(chuàng)造的權利讓給別人。鞭撻黑暗時，點亮蠟燭；蔑視貪婪時，拒絕同流；痛斥冷漠時，伸出雙手??我們不僅要做提出問題的共同體，更要做解決問題的共同體。社會的每一根毛細血管，都不能放棄對肌體健康所負有的責任。問題是，如果人人都坐而論道，誰來為我們解決問題？與解決問題相比，做個“批判家”并不難，對照理想，現(xiàn)實的缺憾俯拾即是。他們懂得，當批判精神異化為“為批判而批判”，不加分辨地否定昨天、鄙薄今天、懷疑明天，結果只能陷入歷史的虛無：昨天一無所有，今天一無是處，明天一無建樹。然而，僅僅有批判精神，混沌的世界是否就一片澄明、叢生的問題是否就迎刃而解？比批判更進一步，費爾巴哈貢獻了唯物主義的思想武器，哥白尼勾畫出太陽系運行的真實圖景。沒有哥白尼的批判精神，就沒有神學大廈的坍塌，也就沒有我們所生活星球的真相；沒有費爾巴哈的批判精神，就沒有對黑格爾哲學的揚棄，也就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登場；沒有共產黨人的批判精神，就不會有社會主義中國的撥亂反正，也就沒有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如果說，個體意識和權利意識的覺醒，只是公民意識成熟的第一步，那么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好，還需要每一個人更多秉持目光四射的全局觀念，更多承擔力所能及的社會責任。這個過程也是作為個體的公民重新進入社會的過程，是意識到權利之上還有社會責任的過程。社會的發(fā)展，將個體的尊嚴和福利推上了空前的高度，但也要看到，超乎歷史條件和時代環(huán)境的個人主張，可能成為國家之痛。如果我們承認權利和利益的多元多樣，歡呼由此帶來的文明進步，那么也必須承認這樣的事實：不同的利益都要尊重，個體與整體必須協(xié)調。一邊抱怨霧霾遮天，一邊不愿安步當車節(jié)能減排；一面痛罵就醫(yī)難買房貴，一面又都想掛專家號住豪宅，這樣的“通吃心態(tài)”，不止是在初級階段的中國行不通，在這個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地方，恐怕也都會碰壁。只有集體沒有個體的時代一去不返。觀念的演進，源自奔流的實踐。有什么必要在肯定個體意識的同時，強調全局觀念的“也要”？這正是社會治理的復雜性所在。既要“權利意識”，也要“法治觀念”，二者彼此砥礪、相互促進，才能讓法治精神融入社會治理和社會生活，使“權利意識”成為構建現(xiàn)代公民人格、建設民主法治社會的基礎?！澳睦餂]有法律，哪里就沒有自由。一邊是權利意識已經成為人們的慣性思維，一邊是法治觀念尚未成為人們的生活方式，其間的落差，很容易造成社會生活的失序。這些常識的背后，是對個人權利的清醒認知——沒有什么權利是絕對的。邊沁的結論一針見血。正如《社會管理藍皮書——中國社會管理創(chuàng)新報告》指出的，“一部分人只注重享受權利，不注重履行自己的責任和義務，由此導致公眾權利意識強與社會責任意識弱并存這一現(xiàn)象的存在”。毫無疑問，這是一個走向權利的時代。既有“問題意識”，也有“過程意識”，才能讓改革者有更多回圜余地，才會對未來更有信心。風雨多經人不老，關山初度路猶長。醫(yī)療改革既需協(xié)調利益魔方，更需面對海量剛需和分布不均的現(xiàn)實；收入分配改革“分好蛋糕”理念明確，具體調整卻是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中，非戶籍人口占三分之一強。用辯證法的方式考量社會進程，才能還原事件的真實意義。比如，農民工問題。一年一度的春運最為典型，一個多月34億人次出行，而人均擁有的鐵路，還不到一根香煙長度。面對各種問題，不切實際的空頭支票，超越階段的夸張口號，或是“一招就靈”的萬能良藥，不是天真幼稚，就是輕浮狂躁。今天的中國，發(fā)展很快，矛盾高發(fā)，問題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