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定匯率之利，痛斥匯率動蕩之害。不同意的理由，不是因為統(tǒng)一貨幣好還是不好，或者固定匯率好還是不好，而是迄今為止歷史經驗可以驗證的邏輯說，人類做不到按照關于實行固定匯率的一紙承諾，就把不斷內生幣值不穩(wěn)定的貨幣 “綁”成一個穩(wěn)定的一體化貨幣。金本位不就曾經是 “一個貨幣”嗎？在嚴格的金本位制度下，不同金本位的貨幣無非就是含金量的不同，只要這些貨幣的含金量不變，它們之間的“匯率”就恒等。它只不是結果罷了——在種種經濟、政治、社會的壓力下，特別是在各國政府為戰(zhàn)爭籌款的壓力下，各國貨幣統(tǒng)一含金的基礎被搖晃了。守不住幣值穩(wěn)定，哪里守得住固定匯率？對弗里德曼來說，匯率浮動不過是合乎邏輯的現實出路。其理論學究天人、自成一家，其方法縱橫捭闔、揮灑自如，其文章如滔滔江水、氣勢如虹”；“他好美酒、好佳人、好古堡、好繪畫、好旅游、好收藏、好世間美景、好思古幽情，課堂上似蘇格拉底，課堂外如閑云野鶴，卻造就一代又一代國際經濟領域的頂尖人才”。當代龐統(tǒng)的連環(huán)策周其仁經濟觀察報 2010年6月14日星期一從經驗上看，固定匯率屢屢釀成大禍。什么意思呢？就是包括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和韓國在內的東亞國家，本來最容易出的錯，就是在各種壓力下濫用自己的貨幣發(fā)行之權，最后導致物價不穩(wěn)定。不知道有意還是無意，世行的總結沒有關注東亞國家匯率盯住美元的經驗。這也難怪，上世紀90年代后期的美元還是全球強勢貨幣。這就是說，美元之錨絕不可能出錯，那些下了美元之錨的東亞之船又一次大搖大擺，問題一定在這些船上！果不其然，一通手忙腳亂的國際救助，再加一通或深或淺的東亞體制改革之后，穩(wěn)下來的東亞經濟重新又與美元掛上了鉤。這很符合固定匯率論者的分析，亞洲金融危機不但與固定或盯住匯率無關，而且只要提升亞洲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強度，擴大高頻盯住匯率的范圍，亞洲和全球經濟一定有更好的表現。可惜又一次遇到“意外”。還是沒什么人問：被邏輯推得頭頭是道的高頻盯住匯率制，為什么還是守不住了？這回人們倒開始關注 “錨”本身的問題，諸如貪婪的華爾街、無比復雜的高杠桿游戲，以及漏洞百出的金融監(jiān)管。如果說亞洲金融危機還不能幫助人們看清這一點，那么本次全球金融危機總可以提醒人們注意其中的關聯(lián)了吧？至少，當年那位美國副財長以率真的傲慢口吻講出來的“名言”——ourmoney,yourproblem(“我們的貨幣，你們的麻煩”)——現在總也應該讓美國人認清，正是他們的貨幣給他們帶來了大麻煩。不是嗎？那么多歐洲國家——發(fā)達的和不那么發(fā)達的——經過協(xié)議形成了一個統(tǒng)一的貨幣區(qū)，使用的是同一個貨幣。不過，無論亞洲金融危機、全球金融危機、還是當下的歐元區(qū)主權債務危機，都沒有降低固定匯率論者兜售“以固定匯率連接統(tǒng)一貨幣”主張的熱情。因為只要現存的安排與理想不一致，他們永遠能夠“論證”，只要采用更理想的做法一定能夠解決所有問題。也許是成功地回避了歷史與現實，他們的“主張”才顯得如此滔滔雄辯。龐統(tǒng)說：“大江之中，潮生潮落，風浪不息；北兵不慣乘舟，受此顛簸，便生疾病。如斯，鐵索連舟，渡江如履平地，還有什么好怕的呢？曹操聽得在理，下令照辦?！辈懿傩闹写笙?，以為必勝之法，然后就回營對酒當歌去了。是的，黃蓋之所以能夠點著曹軍水寨，是因為諸葛亮在七星壇祭來了東南風。我們下周審查，當今世界刮的究竟是什么風？這世界刮的是什么風周其仁經濟觀察報 2010年6月21日星期一火燒赤壁留下的教訓，是對任何一項謀略、戰(zhàn)法和政策，除了進行利弊分析之外，還要特別當心，究竟什么樣的現實條件會使推斷的利弊成為現實。固定匯率把多國、多區(qū)乃至全球的貨幣連成一體，好處自不待言。沒有看到嗎，這世界刮的是財政赤字風！以包括了最發(fā)達國家和影響最大的新興市場國家在內的20國集團為例，%%，而2010年仍將維系在7%以上。截至2010年2月1日。弗里德曼如果地下有知，他或許有理由為他早在1999年作出的“預言”感到高興。我們的這位當年屢創(chuàng)奇跡的鄰居，現在背負的債務應該也是一個奇跡。英國《經濟學家》網站上掛有一幅“全球債務比較圖”，顯示了2010年每個國民平均背負的政府債務：，法國、德國和加拿大各3萬美元，“歐豬五國”（PIICS，即葡萄牙、愛爾蘭、冰島、希臘和西班牙），（見這里）。但是，同樣根據上述網站提供的信息，其中的75%，是早在危機前的2007年就欠下了的。我們都可能要向別人借錢，或為了超前消費，或為了抓住某個投資機會，或為了救急。當然，政府的未來收入基于法定強制征稅的權力，似乎比普通人的未來收入更可靠、更可信。歷史經驗說，高額負債的國家因為承受不了縮減財赤的短期痛苦，很容易傾向通過貨幣貶值來“化解”政府債務。從這一點看，美國、歐盟和日本之所以擁有當下全球最多數量的公共負債，與他們控制著美元、歐元和日元有關。我們講過的，如果連黃金都不足以抵抗國家權力在債務方面的機會主義傾向，那么當下通行的法定不可兌現紙幣，哪里還能構成實質的障礙？況且，現在全球的超級借債國，主要面對的是外國債權人。其中最有深度和難度的，我以為就是人民幣是不是還應該堅持以美元為錨？講過的，匯率問題的復雜性，在于物物交換的經濟里加入了兩只不同的貨幣。美國那方面的情形不同。這里關鍵的區(qū)別，在于美元是美國的國別貨幣，又是國際結算貨幣與儲備貨幣，而人民幣卻只是中國自己的貨幣。把上述邏輯闡述得最有力的，當數固定匯率論的領軍人物蒙代爾教授。讀過蒙氏著述的讀者都知道，蒙代爾教授主張的固定匯率是單向的。為什么呢？因為“至少有一個國家因為太大而不能將匯率固定”，而這個國家就是“美元至高無上”的美國(同上，第75頁)。這就是說，通過大幅度增加或減少本國貨幣的供應量，自動實現國際收支的平衡。人類從此用一個貨幣計價，各國釋放比較優(yōu)勢的交易費用得以大幅度下降，由此刺激全球范圍專業(yè)化分工和收入增長。我認為，蒙代爾有關固定匯率的全套理論分析和政策主張，比較有價值的地方是點明了問題的重點——匯率選擇其實是貨幣準則的選擇問題。這就是，各國各區(qū)域的貨幣都以美元為錨，可美元本身又以什么為錨？難道美元就不是法定不可兌現貨幣？難道美元的幣值就無需可靠之錨也可以實現自動穩(wěn)定？如果各國各地區(qū)紛紛把各自的貨幣單一、單向、固定地與美元掛鉤，而美元本身卻無錨或無可靠之錨，那這個靠固定匯率連接起來的世界，還會不會像固定匯率論者自以為萬無一失的那么牢靠？固定匯率論者從來沒有認真探查過美元究竟以何為錨。中國航船要怎樣為人民幣選擇可靠的貨幣之錨呢？很抱歉，區(qū)區(qū)在下實在拿不出超然之見。1792年美國國會通過的《鑄幣法案》規(guī)定：每一個美元（Dollar），（格令是英美制重量單位，）。很明白，美元來到世上的時候，是響當當的以金銀為本位的貨幣。最早美國政府要“發(fā)行”金幣券，必須在庫房保有等值的金幣，并承諾存款人隨時可按票面值來兌換。1882年后的美國金幣券有。橫豎甲要買乙的貨物，就用自己倉庫存單里的金幣給付，按數劃到乙的倉庫存單里就結了。紙幣應運而生。這就是“自由鑄幣”的由來。美元之錨的歷史變化周其仁經濟觀察報 2010年7月12日星期一美元曾經有過非常可靠之錨。他們或許忘了告訴聽眾，這幅理想主義的圖畫里隱匿著致命的危險：一旦超級巨輪本身搖晃，以它為錨的所有船艦也只能跟著一起搖晃；一旦超級巨輪像當年的泰坦尼克號那樣不幸觸礁下沉，它還可能把本來還可以各自逃生的大船小船一股腦兒地拖到大洋的底部。很明白，這不單單是關于匯率政策的主張，更重要的是關于貨幣準則的主張。最了不起的，是嚴格單向的固定匯率甚至還可以約束財政政策，因為預算赤字引發(fā)投機資本的攻擊，從而威脅本國貨幣的固定匯率。蒙代爾不斷用巴拿馬、中國香港、阿根廷、中歐以及東歐轉型國家的經驗說明，只有嚴格的固定匯率——而不是 “釘住匯率”——才能“創(chuàng)造一個穩(wěn)定的國際通貨體系，以某種方式將各國貨幣‘錨’住，以防止通貨膨脹”（《蒙代爾經濟學文集》第4卷，第39頁）。他多次區(qū)分“固定匯率(fixedrates)”與“釘住匯率（peggedrates）”,認為兩者的調節(jié)機制有原則上的不同。他的原話是這樣的：“美國就不能實施固定匯率。后來蒙代爾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又不遺余力地建議人民幣與美元固定掛鉤。加上資本流動和投機炒作，匯率浮動可能帶來多倍放大的困擾。當年Alchian講國際貿易，說過一句“內貿用車、外貿用船”，意思是內外貿沒有太大差別就是了——這從美國看是至理名言。因此，人民幣對美元的匯價一旦有變，所有關于成本收益的計算和預期跟著都要變，做出口生意的麻煩——交易費用——也就增加了?；乜慈龂?，當曹操聽信了龐統(tǒng)之策把大小戰(zhàn)艦連成一體時，可謂萬事齊備，只欠諸葛孔明的東風。這樣，由貨幣控制帶來的高額政府負債，反過來就以貨幣貶值威脅貨幣體系的穩(wěn)定。最起碼，“財政虧空貨幣補”在短期內似乎還行得通。更嚴重的是，靠不斷增加的公共負債來“兌現”福利承諾的慣性一旦養(yǎng)成，就非常難以擺脫——這是最近希臘主權債務危機提供的新鮮教訓。關鍵是我們歸還債務的能力——未來的收入、可變現的財產以及過去履行債務合約的信用記錄。愚見以為，任何人、任何機構、任何國家只要能像當今發(fā)達國家那樣借得到巨債，都不容易拒絕過這樣的 “幸福生活”。也不要以為，發(fā)達國家的公共債務是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結果。現在多少了呢？192%！幾周前，%時，我正在參加東京的一個會議。要是這兩點得到嚴格執(zhí)行，歐元的確如弗里德曼預言的那樣度不過此次危機，而歐元聯(lián)盟也沒過10年就已經解體。歐盟各國的財政赤字平均占GDP之比也飆升到了7%，累積的政府債務則從 GDP的 65%提升到85%。其中，當代最發(fā)達的國家平均累積的政府負債差不多要占到GDP的100%。因為我們也要正確判定當今世界的風向，才有把握知道固定匯率之利究竟能不能真的壓過其弊。究竟利弊孰重孰輕，邏輯推演幫不上多少忙，關鍵要考察一項現實的約束條件——那就是風?？陀^衡量，用固定匯率把多國貨幣連成一體，正如用鐵環(huán)把多個搖晃的船只連成一體，當然有很多好處。曹操是何等人物，怎么會中龐統(tǒng)的連環(huán)計？原來龐統(tǒng)授計之后，曹操手下即有謀士提醒，連環(huán)策固然可以穩(wěn)船，但要防備對手火攻。北軍在船上，踴躍施勇，刺槍使刀。江中風浪不穩(wěn)，客觀條件無法更改；北兵不慣坐船，一時也變不過來。說的是曹操帶大軍在三江口與吳國決戰(zhàn)，卻苦于北軍戰(zhàn)士不習水性，在搖搖晃晃的船上無法發(fā)揮戰(zhàn)斗力。對策也簡單——更大范圍、更長時間、更可靠的承諾和更固定的匯率就是了。不過，在美元、歐元一起大搖大擺的歷史關頭，還希冀“實現美元、歐元、人民幣的穩(wěn)定關聯(lián)”，以此“終止這種大幅度變動匯率的不穩(wěn)定”，卻可能是過度自負的表現了。對于固定匯率論者來說，歐元的試驗當然比亞洲的高頻盯住匯率“更高級”。這就是歐元的實驗。我倒是欣賞有人提出的一個問題：世人可以痛罵華爾街的酒鬼喝得個爛醉，但是，那么多的酒究竟是從哪里來的呢？2008年危機之中筆者為文指出，倘若沒有脫離金本位的自由美元，沒有美國過于寬松供應出來的美元，僅用貪婪的猖獗和監(jiān)管不當不能解釋美國的次貸、以及為什么美國的次貸之火可以燒向全球市場(見《中國做對了什么》，117頁)。此次危機的爆發(fā)地點是美國，也就是那個為全球、亞洲與中國提供穩(wěn)固的貨幣之錨的國家。東亞經濟沒有因為那場危機而雄風不振，更因為中國在1997年之后維系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不變，“中國奇跡”甚至比當年的東亞經驗更為耀眼。這里所謂的“高頻率盯住匯率”，就是按每日或每周名義匯率變化——而不是按每月或每季那樣所謂低頻率——做出來的統(tǒng)計回歸，可以看到亞洲各國在金融危機之后，不但沒有擯棄危機前的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反而更加穩(wěn)固地盯住了美元。沃爾克效果”，即美國國內物價的長期穩(wěn)定 (這是與黃金脫鉤后的美元，由一個負責任的央行行長充當了貨幣之錨的結果，這點容我以后向讀者講述)，另一方面1991年的海灣戰(zhàn)爭和前蘇聯(lián)垮臺，在全球范圍壯大了美國的國威。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導火索，不就是泰國、韓國、馬來西亞和印尼等國的貨幣紛紛“跳水”嗎？很奇怪，盯住美元的匯率固若金湯，為什么守不住了呢？人們紛紛到這些出了麻煩的國家里尋找其內部的原因。好是好，也的確好了很多年。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背景，就是東亞貨幣在此前的十多年里一直采取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不玩弄匯率”可以，但總要以“不玩弄貨幣”為前提吧？當現實世界露出了它極為不理想的一面，即沒有力量在事實上阻止有人玩弄貨幣的時候，我想請教蒙代爾師徒的是，人們還要為了理想而堅守那根本守不住的固定匯率嗎？小結一下。書名很搶眼：《不要玩弄匯率——一位旁觀者的抗議》（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如果連黃金那樣堅硬的物理特性都抵擋不住動搖貨幣幣值的人間壓力，那又如何指望一群國家的政治代表在一個森林里開開會、簽下一紙承諾就可以長期維系貨幣的穩(wěn)定呢？果不其然，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壽命比19世紀的金本位的壽命還要短暫。傳統(tǒng)中國舉國使用銀塊或銀元，不同貴金屬貨幣的載體之間也許有“匯率”問題，但云南與廣東之間就并沒有、也不需要“匯率”的安排。在貨幣與匯率的關系上，貨幣穩(wěn)定是因，匯率固定是果。甚至在希臘主權債務危機引起歐元動蕩的情況下，這位“歐元之父”還是不改初衷，要求“實現美元、歐元、人民幣的穩(wěn)定關聯(lián)”，希望通過“三方的緊密合作”“終止這種大幅度變動匯率的不穩(wěn)定”。這表明，弗里德曼并不反對蒙代爾的理想——只要真的存在這樣一個理想的一體化貨幣制度就好。正是在匯率辯論中，弗里德曼屢次強調“固定/釘住匯率”與“一體化貨幣”的區(qū)別。理由也簡單：弗里德曼分析的出發(fā)點是現實世界，即戰(zhàn)后剛剛實行了以美元為中心、用固定匯率把歐美連成一氣的新體系所遭遇到的矛盾與困難；蒙代爾理論的立足點卻是一個理想——同一個世界、同一種貨幣——而惟一能夠走向他那個理想天國的惟一路徑，就是堅持用固定匯率把全球連成一體的經濟學家主張。困難還在貨幣與匯率這兩元。以至于后來言必稱蒙代爾三角蔚然成風。當時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元掛黃金、各國貨幣以固定匯率掛美元——似乎如日中天，但1950年弗里德曼發(fā)表的“浮動匯率論”卻直指該體系的要害，即固定匯率會傳遞通脹，引發(fā)危機。當尼克松總統(tǒng)在1971年8月15日干脆宣布關閉美國的黃金窗口時，山姆大叔“千諾不值一金”的做派徹底搖動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固定匯率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