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利益，利用他們手中的權力來保護自己。那在這種情況下，當他發(fā)現(xiàn)，按照正常合法的渠道跟乙之間競爭，就永遠不可能競爭得過他，那怎么辦？那就只能靠違法犯罪的現(xiàn)象，靠非正當?shù)那纴砀偁?。但是通過一段時間以后，這個甲發(fā)現(xiàn)乙是有特長的，為什么這樣講？如果它跟乙之間發(fā)生經(jīng)濟糾紛，最后來進行裁判的裁判官就是乙的家人，如果它跟乙之間發(fā)生了司法案件，那么最后來進行司法審判的人就是乙的親友，甚至法院、工商管理部門、執(zhí)法部，所有的權力部門都是乙的家人、親友在控制。生怕自己做得不好，玷污了列祖列宗留下來的財產(chǎn)，對不起全天下的黎民百姓，我統(tǒng)治的合法性會喪失。“寡”指的意思就是說很貧窮落后，財富非常少，蛋糕很小不夠分的，這叫做“寡”；所謂“均”是均平的意思，這個均平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公平，當然就是說財富不要兩極分化，搞得社會不平等現(xiàn)象太加劇，貧富差距太玄虛，有這樣一個含義在里面。所以我想從任人之道方面來講，古人所強調的“為政在人，尊賢使能，俊杰在位”這一套思維和方法，給我們最大啟發(fā)就是人才是要靠自己去發(fā)現(xiàn)，用心去尋找的。既然大家把心思花在做這種事情上，當然也就不可能生成厚重，當然也不一定是有偉大的擔當和神圣的責任感與使命感。特別是一些榮譽頭銜等等，都是可以通過這樣一種方式獲取。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比如說像我在大學里工作，我們每年都要評職稱。指望靠人家主動毛遂自薦，雖然不是沒有成功的例子，但是總體上來講是比較少。應該說毛澤東是比較好的團結了這一大批文官和武官，共同創(chuàng)造了新中國的格局。宋朝中國經(jīng)濟的規(guī)模是全世界經(jīng)濟總量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李世民是極為成功的，主要也是靠這些人。第五個團隊我稱作是李世民的團隊。第四個是劉備的團隊。劉邦應該說是在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以后，真正的把天下統(tǒng)一的格局延續(xù)下去。后來又培養(yǎng)和發(fā)現(xiàn)了一大批極為優(yōu)秀的干臣。也就是晉文公所開創(chuàng)的稱霸天下霸業(yè)的時間，遠遠超過了齊桓公的成績、成就，應當是遠在齊桓公之上，但是這不是齊桓公一個人所代表的，有他和他的子孫們、后世那些晉國的國君們共同維系的一個霸業(yè)。大家如果讀孟子的話，孟子見到齊宣王，齊宣王就問他說“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就是齊桓公和晉文公的事情是否有什么可以告訴我們的經(jīng)驗教訓，有什么值得我學習的地方。我在這里也有一個總結，這些中國幾千年歷史上比較成功的幾個團隊，基本上都是任人有方才取得巨大的成功。（一）任人第一個是“任人”，古人所講的管理思想，“任人”應該怎么來理解。這個精神在莊子那也得到了類似的表達，所以儒家的管理思想和道家的管理思想是有相通之處的。然后子路又說“如斯而已乎”？僅此而已了嗎？孔子就說了“修己以安人”，“如斯而已乎”？孔子又說“修己以安百姓”。而是說能夠得到他人普遍認可的一種外在的成就，稱之為“外王”。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核心內(nèi)容在我看來可以用莊子的一句話來概括，叫“內(nèi)圣外王之道”。但是儒家思想就不這樣，儒家思想幾千年來是具有強烈的治國安邦、經(jīng)世治民的傾向，所以儒家思想一直都是跟管理有非常密切的關系。二、國學思想與創(chuàng)新管理我們今天講這個古代學術思想中有關管理的智慧，這就是所謂的創(chuàng)新管理，國學跟這個有什么關系？應當說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確實跟管理有極大的關系，為什么？因為首先在先秦時期諸子百家爭鳴，這些諸子百家都是想要去游說于各國之間，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抱負，各有一套社會變革的理想和方案，希望能夠達到干政的效果。第三個國學的理解或者說法，是把國學理解為以儒家的經(jīng)典為核心，或者說是以“四部”即“經(jīng)史子集”為核心的一套學術思想體系。中國人在20世紀初把日本的國學概念引進過來，用來指中國古代幾千年那些學術思想。一、何謂“國學”？“創(chuàng)新管理”這個意思比較好理解，主要是管理的方式和方法問題。本課程首先簡要介紹了什么是“國學”，指出我國“國學”主要包括諸子百家的學術思想和經(jīng)史子集的思想。接著，從任人的角度分析了古人的管理思想，舉出齊桓公等幾個例子加以說明。我們簡單說一下“國學”這個概念，應該說我們今天所使用的國學這個概念也是從日本引進的，一開始中國人從沒有把自己的學問當成是國學，或者是不用國學的名詞，可以用道學、儒學、佛學，什么樣的學，但是不會稱之為國學，就像今天的德國人不會把相對論說它是德國學；英國人不會把流動力學當成是英國學一樣。但是國學這個概念，其實現(xiàn)在也并沒有一個普遍統(tǒng)一的定義。凡是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那些學術思想流派，無論是哪一家、哪一派，也都可以稱之為是國學。從這個角度來講，諸子百家的學問絕大多數(shù)都是跟管理有關系的，是為了幫助列國的國君管理好自己的國家，甚至為了讓他們稱霸世界。我們接下來講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的時候，也主要是以儒家思想為基礎，但是從此也會涉及到一部分道家思想，道家思想并不是完全出世，并不是跟管理完全沒有關系?！皟?nèi)圣”是說一個人內(nèi)在的自我、內(nèi)在的世界如何改進和提高，達到圣人的境界，所謂“外王”是說在外部世界有所作為，得到他人的認可。莊子的意思就是說圣人之道的核心，就是“內(nèi)圣外王之道”，就是通過自己的修養(yǎng)和完善來達到治國安邦、管理他人。這里我們就涉及到一個修己、安人、安百姓的問題，“修己以敬”就是通過以前進的方式來修煉自己，提升自己的人格，在這樣一個基礎上，才可以安定別人、安定百姓。接下來我就想說古人的管理思想，我們從今天的角度來講，可以從不同的方面來看，我接下來總結了10個方面，想要幫助大家來說明古人的管理的思想?！墩娼?jīng)》里面講“為政在人”。我在這里舉出的有齊桓公團隊，我們知道齊桓公是春秋五霸之首，他在管仲的輔佐之下，稱霸天下30多年時間?？梢娫趹?zhàn)國時期，齊桓公和晉文公是被普遍當成成功的管理典范。這個霸業(yè)之所以時間遠遠超過了齊桓公的團隊所創(chuàng)造的霸業(yè)，原因就在于晉文公團隊里的人才可以說是非常之盛、非常之多。所以晉文公死了以后，他手下的這些人能夠再接再勵，把晉國的霸業(yè)延續(xù)下去，稱霸天下的時間遠遠超過齊桓公團隊稱霸天下的時間。劉邦主要是靠張良、蕭何和韓信這幾位大將，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重要人物，共同的輔佐之下，才成立了大漢稱霸天下的霸業(yè)。劉備在歷史上，我們通過《三國演義》，大家也都知道這個人主要是靠諸葛亮、關羽、張飛、趙云等一大批人，另外其實還有像法正這些人。“貞觀之治”大家都很熟悉，我們待會兒有時間也可以講一講李世民的一些典故。再有一個團隊，我們稱之為宋朝的團隊，趙匡胤和他的后繼者們，當然這不是指趙匡胤一朝，而是說宋朝整體上來講，因為有“不殺士大夫”的祖訓，文治是極為昌盛和繁榮，歷代的文人學士當中，宋朝居多。宋朝的城市人口，中國的城市人口是全世界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宋朝的經(jīng)濟也是非常繁榮和發(fā)達。我們前面講到了這幾個成功的團隊，從齊桓公、晉文公到劉邦、劉備、李世民、宋朝趙匡胤等人，以及毛澤東的團隊都體現(xiàn)出任人方面的特點。因為一個真正有才能的人，往往也是比較有個性，一個比較有個性的人，他傾向于得到領導真正的器重，如果他主動去求領導來承認自己，他自己的身價也就大幅度下跌，在領導心目當中的位置也就不會很高，所以也就不一定能夠真正的施展自己的抱負和才能。實際上評職稱也就是發(fā)現(xiàn)人才的過程，但是我們評職稱的基本方法，說穿了就是靠個人自己吹。既然職稱對我們每一個人一生如此的重要，大學老師們也就展開了一場艱苦卓絕的追逐榮譽、追逐成果、追求發(fā)表，這樣一個急功近利的捷徑，誰在這條捷徑上跑得更快，誰評上職稱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領導最后能發(fā)現(xiàn)什么人才？我們現(xiàn)在很多單位評職稱幾乎都是采取這種讓大家去自我吹捧的方式。我們不要把市場經(jīng)濟的那一套管理方法盲目地引用到人才選拔的機制中去，用一種競爭性的思維方法來理解人的選拔，用那樣一套思維方法來理解人，有時候是要出大問題的，雖然有時候也是有一定的價值和成效，這是第一個方面。所以我們講“均”，可以用今天的話來講，是更加公平合理。但是就像我們這么勤勤懇懇的工作，盡最大努力來治國安邦，為什么咱們國家還是問題層出不窮？特別是違法犯罪現(xiàn)象愈演愈烈，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的？”董仲舒在給漢武帝上《舉賢良對策》里邊，他就是這樣跟漢武帝講，他說“其實咱們這個天下今天之所以搞得這么糟糕，出了這么多的問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咱們國家的官僚集團、權貴階層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利益群體，這個權貴利益群體，現(xiàn)在想盡辦法跟老百姓爭奪利益。那在這種情況下，甲可能就會覺得我跟乙之間再怎么樣的競爭，也是競爭不過的。所以就會出現(xiàn)坑蒙拐騙的行為，就會出現(xiàn)各種尖銳的、奸詐、卑鄙的手段來謀取利益。老百姓也不是傻瓜，特別是老百姓當中那些膽子比較大的，敢于鋌而走險的人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然后我們現(xiàn)在講這個核心價值，我也在很多場合下聽到朋友在那罵，其實咱們現(xiàn)在這個核心價值觀，二十四個字，有那么老多的，記不住，那核心價值太多了就變得沒有什么用處了。恰恰因為它是在一個自然生長和發(fā)展的過程當中形成的價值觀，所以具有非常深厚的社會現(xiàn)實基礎。這些價值觀有人說好，有人說不好，褒貶不一。這一套價值觀念它有力量，它和亞洲人的生活方式都根深蒂固的聯(lián)系，也不是哪一個政府或者哪一批優(yōu)秀的學者能夠發(fā)明出來，強加給人們的。這個價值觀就有非常深刻的基礎，我覺得我們現(xiàn)在討論核心價值觀不能夠脫離中國人幾千年來的文化生活基礎來談論，不能夠基于一種抽象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即使在今天，我們依然需要考慮這個公平與合理的問題，作為引導我們這個社會進步和發(fā)展最重要的動力。比如說儒家經(jīng)典《大學》里面講“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孟子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孟子曾經(jīng)講了這么一個故事，就說他到魏國去訪問，見到了魏國的國王梁惠王，梁惠王就問孟子，說“老先生，您不遠千里而來，將有以利吾國乎？”你是不是有什么高明的政策、策略，能夠有利于我統(tǒng)治這個國家嗎？孟子就這樣回答梁惠王，他說我到你們這個國家來，發(fā)現(xiàn)了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就是說你們國家的國王希望我怎么樣有利于他的統(tǒng)治；你們國家的士大夫希望我怎么樣有利于他的家族、他的地盤的穩(wěn)固；你們這個國家的老百姓希望我怎么樣有利于他發(fā)財。我認為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提出的這套理論，是有特定的時代條件所決定的，有他支撐強大的合理性，確實也創(chuàng)造了世界體系。無論是政府機關還是學校，無論是企事業(yè)單位還是私營單位，大家都想盡一切辦法來掙錢，誰錢多誰就是老大，金錢成為衡量人們成就唯一的標準，所以有所謂的“笑貧不笑娼”。可以說這種賺錢方法也是非常的高妙，那這是結合他自己行業(yè)的特點，每一個行業(yè)都有自己賺錢的辦法。但是我前一段時間到一個全國非常重要有名的蘋果生產(chǎn)基地去考察，把我給嚇了一跳。也有人說，再過幾十年中國各種惡性腫瘤、癌癥會呈井噴式的發(fā)展，當然不管這個預言是不是正確，但是我想今天我們這個社會一切向“錢”看，經(jīng)濟利益決定一切，是與國家在改革開放之初，大政方針上的偏差是有關系的。引起了整個社會極為強烈的公憤。某一些省份、某一些地區(qū)的自主企業(yè)、自主產(chǎn)業(yè)就可能倒閉，GDP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失業(yè)人口也可能會大幅度增加，會帶來很大的困擾。所以經(jīng)常說，如果要讓我說今天中國應當以什么作為核心價值？我想很簡單，就是“公平正義”。一個人如果自己不端正的話，要想安定別人是不大可能的，因為按照我們今天的說法，就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既然你認為他們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你就不應當在他面前蒙混過關，就不應當去忽悠他們。如果自己的身子不端正，雖然下達了命令也沒有用處。實際上我們大家也很清楚，道德教育還有另外兩個非常重要的領域。社會教育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顯然，他們是敏銳地感覺到一個國家的政治家們、官員們和這些領導階層們，他們集體的行為方式對整個社會道德風氣的影響是多么的巨大和強烈，這就是說一個社會教育。我們今天到世界各地去看一看，可以發(fā)現(xiàn)，就拿歐美國家來講，即使是在人口非常少的偏遠小鎮(zhèn)，哪怕只有幾百人的小集鎮(zhèn)、小城鎮(zhèn)都會看到三五座風格不同的教堂，絕大多數(shù)當?shù)氐逆?zhèn)民從小可以說都是在教堂的關需下成長起來的。比如說臺灣，我們可以說是所有華人世界當中保持中國傳統(tǒng)宗教、民間宗教最完備的一個地區(qū)；在臺灣你可以發(fā)現(xiàn)，這個宗教組織和宗教機構發(fā)揮的作用也是非常之大，你到臺灣任何一個偏遠的地方，尤其小鎮(zhèn)，小的村落，甚至我去過有的地方，當時是2006年去的，當時還不通電，就有好多不同風格的這些宮、廟，每逢周末，每逢節(jié)日、假日就會有大批的信眾到這些廟里去。陳水扁當臺灣總統(tǒng)的時候，因為“去中國化”的目的，曾經(jīng)下令把臺灣所有蔣介石的銅像、壽像全部拆除。這就體現(xiàn)出這個民間宗教在社會道德教育方面所能發(fā)揮得一種特殊的作用，因為在一個社會文化程度不高的基層，社會的底層老百姓，你對他們講了一些崇高的道德理想， 講了一些高深莫測的、形而上學那些道德原則，是沒有用處的，你要求他們思想境界多么的崇高是不大現(xiàn)實的。我現(xiàn)在想為什么宗教組織對一個社會的道德教育發(fā)揮的作用很大？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些宗教組織經(jīng)過過去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發(fā)展演變過來，它成了一套比較成熟的教化體系，而且這些宗教組織整體上來講，也能夠在行為方式上約束自己，有一定的說服力。在這種形成下，教育者本人還沒有來得及感化自己，就想去感化別人，也是不大可能的。另外一個導致今天整個社會道德風氣敗壞的原因，就是文革以來，通過非常激進的社會運動，把所有民間宗教組織和宗教機構全面的打垮、摧毀。我想這些都涉及到孔子所講的“正己”的問題。想當初幾十萬、上百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滿懷熱情，充滿了無限的革命理想，投身于一種時代的洪流，等到文革結束以后，他們發(fā)現(xiàn)自己過去的十年是被徹底荒廢的十年，他們的人生必須回到十年前的起點，跟比自己小十、甚至十來歲的娃娃們一起，在同一個起跑線上重新開始，他們內(nèi)心深處作何感想？我想他們當中有一部分人，可能會產(chǎn)生這樣的想法，那就是在這個社會上，沒有什么東西是可以信得過的，除了我們自己之外，誰也不能隨便相信。在那樣一種特定的政治環(huán)境下，不允許自由的討論和批評，如果你對大政方針、如果你對政治教條有半點質疑，你就“反革命”。那像這樣一種在任何政治潮流當中都永遠高舉緊跟，都走在最前面的人，可以升官發(fā)財，得到單位的重任，到現(xiàn)在依然過著非常安逸的生活，得到的好處是最多的。這樣一種風氣給整個社會所造成的是精神的墮落，是靈魂的欺騙，也是道德的淪喪。宗教問題同樣也是涉及到要有好的宗教領袖，宗教不能夠簡簡單單的把它一筆抹殺，把它完全否定，都是迷信，看不到它所能夠發(fā)揮積極的作用。古人曾經(jīng)有這樣一些說法，比如說1993年在河北省江寧地區(qū)出土的一批竹簡，這個內(nèi)容是儒家思想，代表了公元前三世紀一些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