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汽車故障診斷思維方式李東江(已修改)
2025-04-25 05:24 本頁面
【正文】 主持人：李老師給大家講的課是現(xiàn)代汽車故障診斷思維方式，下面有請李老師講課！ 李東江：非常高興今天金奔騰給我提供這次機會，跟來自全國各地汽車維修的高手進行一個交流。我今天給大家講現(xiàn)代汽車故障診斷思維方式，這個內(nèi)容很多，要講大概兩三天時間，我就在這個地方借這次機會跟大家交流一些問題。 我們要想修車，大家天天再修車，我問一下大家，大家在修車的時候面臨的問題是什么？想過這個問題沒有？想過！那你們面臨的問題是什么？故障嗎？很多人會這樣講，面對的是故障，一點不錯，什么故障，各個車都不一樣，比如說車不能啟動是不能啟動的故障，比如說車子發(fā)抖是發(fā)抖的故障，你說變速器不好，這是變速器不好的故障，你說我來一個奔馳，我面臨的是奔馳的問題，來一個寶馬，面臨的是寶馬的問題。從表面上來看，所面臨的問題是錯綜復雜的，什么問題都有。 修這么多年車，發(fā)現(xiàn)自己越來越會修車了，有這個感覺沒有？有！對了，還有人講這個車要到4S店修，這有它的優(yōu)勢，也有他的非優(yōu)勢，也就是說短處所在，4S店有專業(yè)的設備，專業(yè)的培訓、資料，可以給你提供一個專業(yè)的服務。但是我們在非4S店這些優(yōu)勢都沒有，我們有一句話要記得，我們汽車只要最基本的道理沒有改，我們在修車的時候方法應該是多余、共性的東西，就像人看病一樣，醫(yī)生說打針，我就得打，胡錦濤打針怎么打？也是一樣的。所以說我們一定要找問題的共性所在，所以今天我們就來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問題，騎驢說驢我發(fā)現(xiàn)這個問題在現(xiàn)代汽車維修里面非常重要，我們騎驢說驢，這個東西能不能下一個準確的定義，如果能你事情就會做，做好了，如果定義都錯了，后面做什么都是錯的。 我們舉一個例子，舉一個非維修的例子，我們國家新中國成立之后，之后毛澤東當家，這之后當時毛澤東根據(jù)中國的情況，過了一些年，毛澤東給中國當時下了一個定義，他說中國已經(jīng)進入了共產(chǎn)主義。大家可能有的上的年紀都知道，有一段時間在中國是要吃大鍋飯的，那就是毛澤東定義的結果，他說已經(jīng)共產(chǎn)主義了，大家你跟我是一樣的，你吃什么我吃什么，所以一個村一口鍋，大家吃飯都一樣。 絕對不允許誰家冒煙，誰家冒煙當時定義為資本主義尾巴，一定要割掉的，所以在那種時代、狀況下面，你家有能力和本事，也不行，也只能跟著大家一起走，所以這個定義下整個的阻礙了我們國家發(fā)展非常慢，這就是定義的結果。 后來鄧小平上來了，鄧小平上來之后面臨著中國那么多問題，鄧小平也要下一個定義，他下了一個什么定義呢？他這樣說，人家說中國文化大革命沒有多長時間，現(xiàn)在中國還比較落后，經(jīng)濟發(fā)展也不好，你是大老板，你說怎么辦？他一定要下定義，然后鄧小平說了這樣一句話，他說在中國我們要鼓勵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就是鄧小平對中國的定義，他這個定義一下，你有沒有本事，有本事你能不能富，你能富我就支持你，鼓勵你。毛澤東時代是自己家冒煙是資本主義尾巴，到鄧小平時代誰家能冒煙說明這家有能力，有本事，我們一定要支持。 在這樣定義下面，中國的經(jīng)濟怎么樣？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萬元戶就出來了，中國經(jīng)濟就發(fā)展起來了，所以這就是從大方面講一個定義非常關鍵。我們來看一下，其實關于這個問題，這句話不是我最早提出來的，他是管理行當里面的一個問題。今年的2月份（2006年），北大國際出了一個newsletter，在這里面北京大學的馬浩先生，他在這里面寫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名字就是叫騎驢說驢有關定義的問題，這講的是在管理決策當中對問題進行定義的重要性。怎么樣定義問題，在這個文章當中他這樣講：第一句話，他講到問題的定義是決策的起點，一個問題你面臨的所有的問題，任何一個問題，你對他進行準確的定義，是你的決策的起點，什么叫決策呢？就是干什么？怎么干？你如果問題都定不準，你后面所有的決策都是錯誤，不可能對的。 所以說他是講了是決策的起點，這個可以為決策者營造某一種聲勢或者氣氛，提供一個行動的前提和依據(jù)。馬浩先生說對同一個問題不同的人，很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問題是一樣的，是客觀的，給不同的人去做，給不同的人他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下一個不同的定義，因為他看法和理解不一樣，所以給同一個時間或者現(xiàn)象，由于你的經(jīng)驗，由于你的閱歷，由于你的認知，由于利益等等，這些因素的影響，我們引用一句古詩我們可以看待，古詩里面有一個描述廬山的。廬山是客觀的，是不會變的，但是這句詩寫得很形象，他橫看成嶺側成峰，這說明廬山是死的，橫看像山嶺，側著看是一個個山峰，這就是同一個問題不同的人看是不一樣的。 以前盲人摸象，他摸腿說是柱子，耳朵是扇子，這就是說你的想法和理解就對這個問題是否準確。馬浩先生說在一個組織當中，一個問題一旦被組織的當權者，給出一個官方的正式的定義，對于問題的這種定義在很大程度上就叫給問題定了性，我們大家知道什么是定性，我講毛澤東講你家不能冒煙，這就是定性了。到了鄧小平時代，他又對問題定性了，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你有本事就可以先富，鼓勵你家冒煙，誰家冒煙越多，說明越有能力，說明當權者給問題定義了，定性了，這種官方的定義對你，對這個問題的定義在很大的程度上面，就決定了你干什么？怎么干？并決定了你為這個問題的解決收集什么信息，誰去收集，全部定下來。所以說這就是說怕給問題定性，馬浩先生他提出來了，他說這種問題定性之后，人員的參與采取的程序直接就受約束于問題的定義。他又說對問題的定義，藍色的字，貫穿于整個決策過程當中，在問題的決策過程當中一直要不斷的定義，并不是說我一句話就把這個東西給定死掉了，他是一個動態(tài)的，隨著你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可以不斷的變化，不斷的完善。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你比如說我拿鄧小平說事，鄧小平一開始定義了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鄧小平把這個問題定性了，你有本事先富，我支持你，我給你政策，資金，什么都給你，但是別人問他，問鄧小平，你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底怎么富呢？他說我也不知道，所以鄧小平出了一個很經(jīng)典的理論，他說你問我怎么富，我也不知道，他說管你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我不管你怎么干，只要你能富我就支持你。 后來他想這樣也行，所以投機倒把的都上來了，富起來了，不管怎么樣他富起來了，帶起一片，后來說這個可以，怎么抓老鼠，他說我也不知道，怎么走不知道？鄧小平還有一個說法，我不管你怎么做，你只要能富，一切辦法都可以，怎么走我不知道，摸著石頭過河，這些東西是隨著不斷的往前發(fā)展一步一步推進，到最后才形式了鄧小平理論。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慢慢形成的。從這里面我們看到對問題的定義并不是一錘子定音，而是隨著對這個問題慢慢的認識，慢慢的深入，使這個定義逐步的完善。這些觀點當時就是馬浩先生在他文章里面提出來的這樣一個問題，這樣一個觀點。我們在汽車維修里面怎么樣對問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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