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重點已經從航空領域逐漸轉移到航天領域，因為他認識到工業(yè)基礎薄弱的中國更適合優(yōu)先發(fā)展導彈，而不是飛機。這是錢學森的第三次改變專業(yè)方向。人無志不立，非立志無以為君子。錢學森在選擇專業(yè)方向時必以國家利益為重，以人民利益為重。他將赤誠的愛國情懷融入到學習和工作中，將個人的興趣愛好與祖國的迫切需要緊密結合，三次改變專業(yè)方向都是為了更好地報效祖國。沖破羅網毅然回國錢學森曾經說過：“我從1935年去美國，1955年回國，在美國呆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學習，后十幾年是工作，所有這一切都是在做準備，為了回到祖國后能為人民做點事?！甭妹榔陂g，他時刻思念著多災多難的祖國。當時，錢學森在將風洞原理用于風車發(fā)電的實例計算中，所選取的高度是從海平面起到海拔八千米以上。這正是祖國的自然條件，其愛國熱情可見一斑。正是因為錢學森心中充滿了對祖國和人民的愛，當新中國召喚他回國效力時，不論是豐厚的物質待遇和優(yōu)越的科研條件，還是牢獄之災和長期軟禁，都不能動搖他的決心。1949年春，中國的解放事業(yè)勝利在望。此時，錢學森也正處于事業(yè)的第一個巔峰。他在這年成為加州理工學院終身受聘的“戈達德教授”，并擔任“古根海姆噴氣推進中心”主任。，這在上世紀50—60年代的中國已屬于“高工資”。錢學森還兼任美國海軍軍械研究所顧問和美國航空噴氣公司顧問等職，美國海軍軍械研究所當時是搞火箭導彈的。錢學森每個星期到這些單位去一次，指導他們解決工程中的難題，并得到一筆裝在信封里的美元。他們一家的生活，在當時一般美國人眼里是優(yōu)越的，就是在美國科學界也是上乘的。然而，錢學森根本就沒有準備長期在美國生活。1989年，他在國防科工委和中國科協祝賀他獲得“小羅克韋爾獎”時的講話中說：“我在美國那么長時間，從來沒想過這輩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這么說是有根據的。因為在美國，一個人一參加工作，總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險公司，以備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國期間，有人好幾次問我存了保險金沒有，我說一美元也不存，他們聽了感到奇怪。其實沒什么奇怪的。因為我是中國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國住一輩子?！?949年5月20日，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美中區(qū)負責人葛庭燧轉來了中共黨員曹日昌于5月14日寫給錢學森的信，轉達了即將解放的祖國召喚他返國服務，領導新中國航空工業(yè)建設的殷切希望。錢學森興奮地開始準備回國。為此他要求退出美國空軍科學咨詢團和辭去美國海軍軍械研究所顧問的職務，但他的要求直到1949年底才得以實現。1949年中秋之夜，莊逢甘、羅沛霖等中國留學生圍坐在錢學森周圍，共度傳統佳節(jié)，熱烈商討歸國計劃。同年，在看到香港《大公報》關于新中國的相關報道后，錢學森以兒子永剛的名義購買了500美元的勝利公債。1950年8月，由于朝鮮戰(zhàn)爭的爆發(fā)和麥卡錫主義的迫害，已經買好回國機票的錢學森被禁止離開美國。9月7日，錢學森遭到美國司法部的無理逮捕，被關押在特米諾島聯邦調查局監(jiān)獄長達15天。期間，錢學森收到非人的折磨，不僅瘦了15斤，還暫時失去了說話能力。錢學森在被朋友保釋出獄后仍無人身自由，在美國羈絆達5年之久。聯邦調查局和移民局繼續(xù)對他進行監(jiān)視和跟蹤。錢學森每月必須到移民歸化局去報到一次，以證明他沒有逃離美國。他的活動范圍被限制在洛杉磯，想到其它地方必須向移民局申報。期間，聯邦調查局和移民局為查清錢學森是否是共產黨員，多次舉行所謂的“聽證會”。在一次聽證會上，錢學森鄭重聲明：“我是中國人，當然忠于中國人民。”。1955年6月15日，錢學森機智地給時任人大副委員長的陳叔通寫了求援信，告知自己迫切期望回國參加建設，但遭美國政府阻撓、有國難歸的困境，希望中國政府給予幫助。在祖國的關懷下，錢學森在8月5日終于接到可以離境的通知。得知最快啟航的克利夫蘭總統號只有三等艙船票，他決定馬上購買，只求能夠早日回國。9月17日，錢學森登船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很高興能回到自己的國家。今后我將竭盡全力，和中國人民一道建設自己的國家，使我的同胞能過上有尊嚴的幸福生活?！?“十一”過后，克利夫蘭總統號上的歸國人員商議過港時應該向新聞界發(fā)表一份書面聲明，錢學森參與并領導了這一活動，發(fā)表了《向祖國致敬》一文。10月8日，在香港九龍火車站候車室里，有一個香港記者用英語提問，錢學森說：“我想每個中國人都應該講中國話！”記者解釋說：“我只會講廣東話和英語?！卞X學森回答：“我想普通話在中國用得很普遍，而你是中國人，應該學會講普通話!”這段對話深刻地反映了錢學森多么看重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這一天，錢學森一家人終于抵達了深圳海關，回到了祖**親的懷抱。為了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錢學森在美國整整斗爭了五年。在一千八百多個日日夜夜里，他的拳拳愛國之心猶如一盞明燈，刺破籠罩在周圍的黑暗，照亮了漫長而艱難的回國之路。自力更生艱苦創(chuàng)業(yè)回國后不久，錢學森被中國科學院安排去東北考察。當他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參觀時，學院院長陳賡大將問道：“錢先生，您看我們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導彈來？”錢學森不假思索，脫口而答：“有什么不能的，外國人能造出來的，我們中國同樣能夠造的出來，難道中國人比外國人矮一截不成！”陳賡聽到這句話，開始十分驚異，繼而十分高興，他握住錢學森的手說：“好！錢先生，我就是要您這句話！”當時中國的經濟水平、科技水平都很低，黨中央知道錢學森是一個世界知名的火箭專家，所以向他咨詢中國到底能不能自己搞導彈火箭？歷史的重擔壓在了錢學森的身上。他敢于非常確定地說可以，一方面是基于他對科學技術的深刻認識，另一方面是因為愛國主義思想賦予了他無窮的動力。此后，在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領導關懷下，錢學森很快就投身于中國的導彈和航天事業(yè)中。周總理讓他寫個意見書，談談具體怎么干，要多少人力、物力。在那個百廢待興的年代，要白手起家地搞導彈，難度可想而知。然而，錢學森對此充滿了信心，精心起草了《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yè)的意見書》。面對巨大的壓力和殷切的期望，他滿懷愛國熱情，勇于承擔責任，保證完成任務。經過努力爭取，蘇聯在1957年10月15日同意幫助中國仿制四種導彈。不料，隨著中蘇關系劇變，蘇聯在1960年7月16日突然撤走了全部專家，給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導彈仿制工作造成了一定困難。黨中央果斷決定，要自力更生地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