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生一種除了對古代圣賢的敬意，同時也會產(chǎn)生一種自我激勵的動力。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和厚重的文化積淀，為今天執(zhí)政黨的自身建設(shè)提供了豐富的養(yǎng)料。我們共產(chǎn)黨人要做到“權(quán)為民所用”，不僅要加強選人用人的制度建設(shè)、加強紀律建設(shè)，還要加強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機制建設(shè)。在黨內(nèi)監(jiān)督制度不斷完善的同時，每一個共產(chǎn)黨員特別是領(lǐng)導干部都應(yīng)該加強自身的修煉，實踐“為民執(zhí)政”。第三篇：論《貞觀政要》的政治思想論《貞觀政要》的政治思想蔣峰 池州學院歷史與社會學系摘 要:唐代史學家吳兢編纂的《貞觀政要》是值得重視的一部古典文獻。它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唐太宗作為杰出的政治家與魏征等諍臣在貞觀年間的歷史面貌?！敦懹^政要》一書中蘊涵著豐富的政治倫理思想，如以仁義為本的民本思想、求諫兼聽得為君思想、防貪鄙的廉政思想、居安思危的遠慮思想等在當代仍然具有重要研究價值。關(guān)鍵詞：《貞觀政要》；李世民；魏征The leaders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zhenJiangFeng chizhou colleg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societyAbstract: WuJing pil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historians zhen dignitaries “is a classical literature deserves is fully reflect the emperor taizong of outstanding statesmen and as WeiZheng etc in the history of the zhen admonish official and his book, ”the political zhen contains the rich political steal ideas, such as in righteousness for this peopleoriented thoughts, suggestion and listen for the word of the leader, and the TanBi honest view, in time of peace prepares for war of selfmunion view and so on in the contemporary still has an important research words: “paper” : li shimm zhen dignitaries。WeiZheng前 言《貞觀政要》是唐代史學家吳兢編撰的一部史學著作，也是一部政論性的歷史文獻。它分類編撰了貞觀年間唐太宗和身邊大臣魏征、王珪、房玄齡、杜如晦、褚遂良、虞世南、溫顏博等四十五位大臣的政論、奏疏及重大政治措施等。全面反映了唐太宗君臣論政的主要內(nèi)容，系統(tǒng)的總結(jié)和全面的介紹了貞觀之治的歷史經(jīng)驗，具有豐富的政治理論思想。它不僅把從先秦到唐代以來的政治倫理思想進行了總結(jié)，而且在實踐的基礎(chǔ)上，上升到了理論層次，對同世從政者的政治倫理思想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本文將從以?仁義?為本的民本思想，求諫納聽的為君之道，防貪鄙的廉政之思，居安思危的憂慮觀等方面展開論述，并發(fā)掘其有效的研究價值進行探究。一、以“仁義”治天下的民本思想?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經(jīng)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1]反映出唐代社會中有識之士的民本思想，這種思想是對中國自先秦以來的民本思想的繼承與發(fā)展。春秋戰(zhàn)國時期，孔子曾曰：?養(yǎng)民以惠。?[2]主張執(zhí)政者廣施濟眾，統(tǒng)治者與民眾之間是魚與水的關(guān)系，離了水魚兒則會滅亡，這正是所謂的?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魚也。?[3]孟子也曾說過統(tǒng)治者要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4]即施仁政。所以，他提出了?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5]的思想。統(tǒng)治者要想更好的安邦定國，首先要考慮的就是讓百姓安居樂業(yè)。《貞觀政要》開篇就記載了唐太宗對國君與百姓的看法，他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他認為老百姓是君王和國家存在的前提和基礎(chǔ)，正因如此，唐太宗才會把君與民之間的關(guān)系看作舟與水之間的關(guān)系，即《貞觀政要〃論政體》中所說?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唐太宗君臣是從亂世中奪得政權(quán)，他們親眼目睹了民眾的巨大歷史推動力，為了汲取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唐太宗多次召集群臣探討反思隋朝滅亡的真正原因，反復告誡群臣要他們隨時?為朕思隋氏滅亡之事?。[6]用隋朝滅亡的事來教訓提醒和告誡大家，所以唐太宗君臣在政治統(tǒng)治中繼承和推崇傳統(tǒng)的民本思想，注重民心之所附。把民眾視為國家之根基。他們認為只有百姓衣食無憂，安居樂業(yè)，君主和國家才可能穩(wěn)固統(tǒng)治。唐太宗君臣在政治統(tǒng)治中繼承和推崇?以仁義為治??！敦懹^政要〃論仁義》中記載貞觀初年，唐太宗說：?朕看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者，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一時，敗之亦足，既見前王成事，足是元龜，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為治，望革近代之淺薄也。?唐太宗認為隋王朝的短命天亡，是由于片面實施嚴刑峻法的結(jié)果，因此唐朝采取以仁治天下?！敦懹^政要》一書中還深化了這一民本思想，唐太宗君臣也提出了相應(yīng)措施。一是?養(yǎng)民以惠?以?使百姓安樂?。貞觀二年，唐太宗對侍臣王珪說：?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饑乏。是時倉庫盈盈，豪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7]所以唐太宗認為隋朝之所以滅亡，正是由于仁義不修，不愛戴百姓。而天下怨叛是也。二是要任用賢才。唐太宗君臣認為天下安定之時必須任用德才兼?zhèn)渲?，太宗?guī)定縣令需要五品以上的官員保舉，刺史則需要皇帝的直接選拔。同時，太宗還完善了自隋朝以來的科舉制度，廣泛的選拔人才。因此唐太宗年間，太宗身邊是人才濟濟，為其天下大治也奠定了雄厚的基礎(chǔ)。三是明德慎法。針對前朝的嚴刑峻法而激起民變的教訓，唐太宗認為應(yīng)該實行仁政，強調(diào)明德慎法。貞觀元年，唐太宗對侍臣說：?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wù)存寬簡。?又道：?大辟罪，皆今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議之。如此，庶免冤濫。?[8]到了貞觀四年，判得死刑者，天下僅29人。百姓安居樂業(yè)、賢才的任用及明德慎法，最終出現(xiàn)了國富民強的貞觀之治。這些都是以?仁義?治天下的具體實施的方針政策，它奠定了唐王朝的繁華富強，為其發(fā)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礎(chǔ)。這些措施對現(xiàn)今社會的發(fā)展也起到了一定的借鑒作用。二、求諫納聽的為君思想馬克思認為，人類社會進入文明狀態(tài)的國家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亞細亞的古代方式?，一種是?古典的古代方式?。中國就屬于?亞細亞的方式?，氏族貴族直接轉(zhuǎn)變?yōu)閲业慕y(tǒng)治者，因此，在中國古代，統(tǒng)治者還保留著古代氏族首領(lǐng)的遺風，非常重視自身的道德修養(yǎng)，注重吸收下屬或旁人的建議?！敦懹^之治》中的求諫納聽的為君之道則豐富并發(fā)展了這種廣開言路政治倫理思想。作為君主要廣開言路，諫聽納下。唐太宗曾問過魏征，何謂明君？何為昏君？魏征說君主之所以為明君，則是因為其求諫納聽，廣開言路；之所以為昏君，則是因為其獨斷專行，偏聽偏信。而且魏征還以秦二世偏信趙高，梁武帝偏信朱異，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身死國滅來論證?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9]唐太宗也很是贊賞魏征的意見，太宗在總結(jié)隋朝滅亡的原因教訓是也曾說過，隋煬帝心性暴虐獨斷，大臣們沒有敢于上諫勸阻的，所以導致隋煬帝不知自身的過錯在哪，這也是隋朝滅亡的原因之一。所以唐太宗認為，賢明的君主應(yīng)該思考改善自身的缺點而發(fā)揚自身的長處；昏君則是掩蓋其自身的不足，往往是只能變得更加昏庸無道。因此唐太宗也被稱之為是?聞過即改，從善如流?之人。貞觀二年，為了求諫，唐太宗還像杜如晦提出保證，對于大臣們?yōu)榱丝锝趟倪^錯而上諫的意見，將?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10]由此可見唐太宗的難能可貴之處不只在于其廣開言路，求諫納聽，更是因為他主動的要求大臣納諫，唐太宗曾當眾表示，你們等可以正詞直諫，對國家百姓統(tǒng)治都是有益處的，與我自身也是很有幫助的可以使我更好的執(zhí)政，你們正詞直諫不用擔心會觸怒與我被我指責。唐太宗曾曰：?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長久，國無危敗，君有違失，臣須極言。朕聞卿等規(guī)諫，縱不能當時即從，再三思審，必擇善而用之。?[11]可見，為了求得?君臣長久，國無衰敗?唐太宗一面要鼓勵大臣大膽上諫，不要怕會觸怒君顏，應(yīng)該要大膽地盡情的納諫；而另一方面則有要堅定的保證不會因直言納諫而妄加誅責眾人，一定會再三考慮，擇其有用之處而盡情用之。據(jù)《貞觀政要》記載，貞觀八年，唐太宗對侍者言：?朕每閑居靜坐，則自內(nèi)省，恒恐上不稱天心，下為百姓所忽。但思正人匡諫，欲令耳目外通，下無怨滯。?[12]這句話則充分反映了唐太宗發(fā)揮諫官的作用，對勸諫者均已是有身份待之。太宗甚至向魏征詢問過，為何大家常常不愿意上諫，魏征說：?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不能言；疏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懷祿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俯仰過日，?由此，唐太宗也明了，?人臣欲諫，輒懼死亡之禍，與夫赴鼎鑊，冒白刃亦何異哉?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竭誠者，乃是極難。?[13]因此唐太宗對于勸納者抱有極大的寬容之態(tài)，以師友身份相待之。同時他對于百官的奏折都是非常認真的閱讀，總是為處理政事而夜夜批奏并且是孜孜不倦。因而唐太宗年間出現(xiàn)了眾多中國古代歷史上著名的諫臣，例如魏征、房玄齡、杜如晦等等一批人，也為唐初年貞觀之治的國富民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chǔ)。由于唐太宗君臣在進諫、納諫方面都持有積極態(tài)度，唐王朝領(lǐng)導集團內(nèi)部形成了寬松進取的氛圍，君臣在為政治國的重大問題上，各抒己見，相互切磋，集中眾人智慧，能夠做出比較符合實際受百姓歡迎的決策，也保證了政策的可行性，及時發(fā)現(xiàn)并糾正杜絕不良政策對國家及人民的危害與影響。三、防貪鄙的廉政思想記得唐代詩人李商隱詩云：?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儉來敗由奢。?唐代君臣一向都是以史為鑒，特別重視防貪鄙，防貪污，廉潔奉公。唐太宗總結(jié)隋亡的教訓，認為隋朝的滅亡除了無法勤政愛民之外還有就是在于君臣的貪鄙。貞觀四年，他對侍臣說：?隋煬帝志在無厭，唯好奢侈，所司每由供奉營造，小有不稱意，則有峻罰嚴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竟為無限，遂致滅亡?。[14]同時又指出，貪圖錢財輕則家毀，重則國滅，為了錢財而犧牲家國天下這實在是不值得呀。唐太宗在貞觀二年時也曾說過，?朕嘗謂貪人不解愛財也。至如內(nèi)外官五品以上，祿秩優(yōu)厚，一年所得，其數(shù)自多。若受人財賄，不過數(shù)萬，一朝彰露，祿秩消奪，此豈是解愛財物?視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儀休性嗜魚，而不受魚，其魚長存。且為主貪必傷其國；為臣貪，必亡其身。?[15]這也可以看出唐太宗對貪鄙危害的認識及理性的思考。為了防止官員貪聚錢財，見利忘義，貪得無厭。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唐太宗強調(diào)自律自制在防貪鄙之中的重要性?！敦懹^政要〃貪鄙》中記載：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日：?古人云：‘鳥棲于林，猶恐其不高，復巢于木；魚藏于泉，猶恐其不深，穴于窟下。然而為人所獲者，皆由貪餌故也?！袢顺际苋?，居高位，食厚祿，當須覆忠正，蹈公清，則無災(zāi)害，長守富貴矣。古人云：‘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為貪冒財利，與夫魚鳥何以異哉?卿等宜思此語為鑒誡。?此話反應(yīng)唐太宗認為高棲樹林的鳥與深藏泉窟的魚為人所獲，皆由貪這個字引起。由?魚、鳥?推知?人臣?，唐太宗看到了行賄對于領(lǐng)導者的腐蝕作用，所以他格外強調(diào)領(lǐng)導者的自律自制。居于高位，食厚祿者的?人臣? 應(yīng)該?忠正?、?公清?，才能?無災(zāi)害?，?長守富貴?。才能使國家繁榮安定。因此行賄利誘之人只能算是一些外因，而貪圖錢財，見利忘義才是最最根本的內(nèi)在危害。因而要想更好的防貪鄙，貪污，見利忘義最重要之處就是在于為人臣的要時刻自律自制，才可以真正的防貪鄙。其次，唐太宗崇尚勤儉節(jié)約。貞觀初年，太宗謂侍臣道：?朕今欲造一殿，林木已具，遠想奉先皇之事，遂不復作也。?還言道：?至如雕鏤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驕奢，則危亡之期可立待也。?他做出規(guī)定：?自王公已下，第宅、車服、[16]婚娶、喪葬、準品秩不合服用者，一切禁斷。?因此其在位二十年間，風俗簡樸，百姓官員富人皆衣著樸素，財帛富饒，無饑寒之苦。同時，唐太宗對于各級官吏的貪婪，即使不足訴諸刑法，也要嚴厲斥責。貞觀六年，右衛(wèi)將軍陳萬富，自九成宮赴京，違法取驛站麩數(shù)石。太宗賜其麩，令自負出恥之。[17]貞觀七年，太宗幸蒲州，刺史趙元楷修樓建閣，令當?shù)馗咐戏S紗單衣相迎，又暗飼羊百余、魚數(shù)千，將饋貴戚。太宗批評他：?此乃亡隋弊俗，[18]今不可復行。? 所以，貞觀年間出現(xiàn)了魏征、岑文本、溫彥博等清正廉政的好官員。唐太宗倡導廉政，節(jié)儉，防貪鄙等一系列的廉政思想也為貞觀之治的繁榮打下了基礎(chǔ)。唐太宗在廉政建設(shè)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是相當成功的，他并沒有像明太祖朱元璋那樣嚴懲貪官污吏，而是建立一個廉潔奉公、遵紀守法的中央領(lǐng)導班子、重視地方長官選舉，當時朝廷中不少卿相家境貧困，溫彥博、戴胄、于志寧、魏征、張玄素等等，再加上良好風氣的宣傳和行政監(jiān)督，及時預(yù)防了官員犯錯，因此當時的官員多能奉公守法、廉潔自律；太宗本人也比較注意節(jié)儉，不濫用民力、注意與民休息，當時社會形成了一種樸素求實的作風。太宗自身也在防貪鄙，廉潔，自律，節(jié)儉等方面做了一個很好的表率。四、居安思危的遠慮思想?居安思危?是唐太宗君臣的一種德治心理，是其推行民本觀、為君之道的心理基礎(chǔ)。因為親自目睹統(tǒng)一環(huán)宇、甲兵強盛的大隋王朝短命而亡，為了確保來之不易的唐王朝，唐太宗君臣持有一種居安思危的心理情愫。貞觀十年，唐太宗與房玄齡、杜如晦等人討論創(chuàng)業(yè)與守成的關(guān)系。他謂侍臣道：?帝王之業(yè)，草創(chuàng)與守成孰難??房玄齡認為，天下大亂之時，群雄并起，攻城乃降，戰(zhàn)勝乃克。由此觀之，草創(chuàng)為難。魏征則認為，帝王之起，必承衰亂，群雄相互較量，到四海歸命，天授人與，這并不難。難在既得之后，帝王志趣驕逸。國家日益衰弊，禍由此起。以此而言，守天下則難。太宗評價道：?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chuàng)之難也，魏征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比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成之難也。今草創(chuàng)之難，既已往矣，守文之難，當思與公等慎之。?[19]經(jīng)過討論，唐太宗君臣得出了守業(yè)更比創(chuàng)業(yè)難的共識，也說明了太宗當時的居安思危的思想。從?守勝之難?很自然地引出居安思危這一思想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