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查委員會，又據(jù)專家參加原來選出比較可供選擇的五種國徽圖案，另外擬制了兩種，其中一種，仍然取法原來五種造意，而于形式上略加變更。另補一種則造意略有不同，著重于中國民族形式的表現(xiàn)。現(xiàn)將這兩種新擬的圖案，連同原來的五種，一并送請審核并請?zhí)岢?交 )全國委員會全體作最后決定。 附送國徽圖案七種， 召集人 馬敘倫 1950年 6月 1日 報告中“原來選出”的五種是上面提到的張仃、鐘靈設計的五個圖案，“著重于中國民族形式的表現(xiàn)”的是林徽因、莫宗江的方案，而“仍然取法原來五種造意，而于形式上略加變更”是張仃、周令釗等設計的另一個有天安門的圖案。 1950年 6月 10日政協(xié)第五次常務委員會討論了第 6小組送審的七個國徽圖案， “議決采取國徽為天安門圖案。里邊設計過程可讓他們作報告” （馬敘倫傳達） 6月 11日國徽小組開會討論常委會的議決。 梁思成（國旗國徽初選委員會顧問身份）發(fā)言，對這個“采用天安門式”的方案發(fā)表了意見： “我覺得一個 國徽并非是一張圖畫 ，亦不是畫一個萬里長城、天安門等圖式便算完事，其主要的是表示民族傳統(tǒng)精神，而天安門西洋人能畫出，中國人亦能畫出來的，故這些畫家所繪出來的都相同。然而并非真正表現(xiàn)出中華民族精神， 采取用天安門式不是一種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是要用傳統(tǒng)精神或象征東西來表現(xiàn)的。同時在圖案處理上感覺有點不滿意，即是 看起來好像一個商標，顏色太熱鬧庸俗，沒有莊嚴的色彩， 又在技術方面： ， 、均勻， 一個大使館門前雕塑，將在雕塑上不易處理，要想把國徽上每種顏色、形狀表現(xiàn)出來是不容易的， 。由于以上這幾點意見貢獻這次通過決議案 (天安門為中華人民共國國徽 )的國徽圖形上修改的意見?！? 隨后張奚若、沈雁冰發(fā)言，表示贊成國徽采用天安門圖形。張奚若 說： “ 我今天所談的僅把設計過程談談。我個人感覺用天安門是可以的，從其內(nèi)容上來說： 它代表中國五四革命運動的意義，同時亦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地。 ” 會議最后“原則上通過天安門圖形”。 6月 11日下午國徽小組會議后，周恩來約請了梁思成先生 。這件事可從 6月 15日晚召開的“全委會第二次會議國徽組第一次會議” 的會議記錄中知道 , 會議記錄全文如下： 全委會第二次會議國徽組第一次會議記錄 時間：六月十五日下午八時 地點：全委會后花廳 出席人：馬敘倫 張奚若 沈雁冰 鄭振鐸 陳嘉庚 李四光 張 沖 田 漢 梁思成 周恩來 主席：馬敘倫 記錄：萬仲寅 梁思成報告：周總理提示我，要以天安門為主體，設計國徽的式樣，我即邀請清華營建系的幾位同人，共同討論研究，我們認為國徽懸掛的地方是駐國外的大使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要地方，所以他必須莊嚴穩(wěn)重。因此，我們的基本看法是： (1)國徽不能像風景畫 國徽與圖畫必須要分開，而兩者之間有一種可稱之為圖案。我們?nèi)蝿帐且蕴彀查T為主體，而不要成為天安門的風景畫，外加一圈，若如此則失去國徽的意義，所以我們要天安門為主體 , 須把他程式化 ，而使他不是風景畫。 (2)國徽不能象商標 國徽與國旗不同，國旗是什么地方都可以掛的，但國徽主要是駐國外的大使館懸掛，絕不能讓他成為商標，有輕率之感。 (3)國徽必須莊嚴 歐洲十七八世紀的畫家開始用花花帶子，有飄飄然之感。我們認為國徽必然是莊嚴的，所以 我們避免用飄帶 ，免得不莊嚴。至于處理的技術，我們是 采用民族形式的 。 田漢：梁先生最要避免的是國徽成為風景畫，但也不必太避免。我認為最要考慮的是人民的情緒，那一種適合人民的情緒，人民就最愛他，他就是最好的。張仃先生設計的與梁先生設計的頗有出入，他們兩方面意見不同，非常重要。梁先生的離我們遠些，張先生的離我們近些，所以我認為他們兩位的意見需要統(tǒng)一起來。 討論決定： 將 梁先生設計的國徽 第一式與第三式合并，用第一式的外圈，用第三式的內(nèi)容，請梁先生再整理繪制。（散會） 張仃等人在 6月 15日 也提交了他們的修改方案，其設計說明書如下： 天安門從斜透視改為正透視，匆忙中畫成 10開間 6月 17日清華大學營建系國徽設計小組在梁思成、林徽因的領導下提交的方案和《國徽設計說明書》。 國徽設計說明書 設計人：國立清華大學營建學系 圖案內(nèi) 以國旗上的金色五星和天安門為主要內(nèi)容 。 五星象征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與全國人民的大團結(jié)；天安門象征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fā)源地，與在此宣告誕生的新中國。 以革命的紅色作為天空，象征無數(shù)先烈的流血犧牲。底下中為一個完整的齒輪，兩旁飾以稻麥，象征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nóng)聯(lián)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以通過齒輪中心的大紅絲結(jié)象征全國人民空前鞏固團結(jié)在中國工人階級的周圍。就這樣，以五種簡單實物的形象，藉紅色絲結(jié)的聯(lián)系，組成一個新中國的國徽。 在處理方法上， 強調(diào)五星與天安門在比例上的關系，是因為這樣可以給人強烈的新中國的印象 ，收到全面含義的效果，為了同一原因， 用純金色浮雕的手法，處理天安門，省略了繁瑣的細節(jié)與色彩，為使天安門象征化， 而更適合于國徽的體裁。 紅色描金 ，是中國民族形式的表現(xiàn)手法，兼有華麗與莊嚴的效果，采用 作為國徽的色彩 ，是為中國勞動人民所愛好，并能代表中國藝術精神的。 一九五零年六月十七日 盡管政協(xié)常委議決“采取國徽為天安門圖案” ,要求國徽以天安門為主體來設計，但 清華 的方案卻是，“ 采用天安門為國徽主要內(nèi)容之一而設計的”，“圖案內(nèi)以國旗上的金色五星和天安門為主要內(nèi)容”。 天安門在這里只是主要內(nèi)容“之一”，不是“唯一”，而且不是“第一 ”，“第一”是“國旗上的金色五星”。 方案中天安門圖形并未撐滿整個畫面作為唯一的“主體”，而是“ 強調(diào)五星與天安門在比例上的關系 ”，把一個正立面的、程式化的、浮雕式的 天安門置于國旗的五顆金星之下 。把國旗上的五顆金星引入國徽圖案是林徽因先生 1949年 10月 23日的國徽方案中首創(chuàng)的。 國徽采用金紅兩色浮雕造型，極富中國特色。 紅的底色配上五顆金星，正是一面滿天空的五星紅旗，這一點設計人開始也未意識到，而是被參加國徽評審會議的 李四光先生一語道破 的。用國旗以及國旗映照下的天安門來表達新中國的政權特征顯然比只用天安門要好得多。這是梁思成、林徽因領導的清華大學營建系國徽設計組對國徽設計的最大貢獻，也是國徽主題的最重要的創(chuàng)意。 對于設計過程，朱暢中先生生前曾回憶道： 6月 12日上午，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在清華大學新林院 8號家中召集營建系教師莫宗江、李宗津、朱暢中、汪國瑜、胡允敬、張昌齡一同開會，組成國徽設計小組。梁先生還傳達了周總理要求國徽圖案內(nèi)容除增加天安門外，還要增加稻穗。 林徽因先生讓我去畫天安門的透視圖，她要我去系里資料室找出以前中國營造學社測繪天安門的實測圖作參考。當我看到實測的天安門建筑立面圖時，感到它中軸線左右對稱的布局，本身就顯示出一種莊嚴雄偉的氣勢，而且在視覺上有一種深遠感。趕緊向梁、林兩先生報告，建議改用天安門立面圖。這建議得到梁、林兩先生和小組全體向志的贊同。 林徽因先生提出了“國徽”和“商標”區(qū)別問題，進行討論。林先生向我們展示了一些國家的“國徽”和家族“族徽”，以及一些商品的“商標”，作了分析比較。 張昌齡先生接受研究齒輪形式的任務，他特意去找清華機械系的老師請教繪制標準機械齒輪圖的原理和方法。 清華大學營建系國徽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