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院在這里把成員國的普遍性作為制定聯(lián)合國具有客觀國際人格的依據(jù)。聯(lián)合國的國際人格因其成員國的普遍性而具有客觀性，這一理由能否使之成為一條一般性原則或規(guī)則，是值得商榷的。眾所周知，“條約不及于第三方”。因此，非成員國享有充分自由，以決定是承認還是否認這種人格。不過事實上，除了曾經發(fā)生過前蘇聯(lián)東歐國家拒絕承認歐洲共同體法律人格的情況外，[23]迄今為止，還沒有發(fā)生過非成員國拒絕承認一個國際組織的先例。據(jù)國際組織法專家阿美拉辛荷的研究，國際實踐表明，國際組織的客觀人格同成員國數(shù)目的多少及是否被非成員國承認無關，國際法院的咨詢意見也無意確立關于國際組織客觀人格的一般性標準。他的結論是，國際組織事實上具有客觀法律人格，而不論其成員國多少或是否被第三國承認。[25] 國際組織不但在國際層面，而且也在國內法律秩序中，擁有不同于成員國的自主的法律人格，以便能獨立行使其各項職能。 絕大多數(shù)國際組織的基本文件都正式宣告，組織享有國內法上自主法人的權力，[26]也就是說，國際組織的國內人格主要是從其組織約章中取到法律根據(jù)的。例如，通過多邊條約或議定書，詳細載明或列出組織在國內法律秩序中的地位及特權與豁免；通過雙邊性質的總部協(xié)定。所有這些文件都具體列出了組織在國內法上的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例如訂立合同，取得和處理動產與不動產，進行法律訴訟等。[28]由此也可見，暗含權力理論不僅適用于國際組織的國際人格，同樣也適用于其國內人格。一般說來，各國都有自身的規(guī)則和方法，來決定國際組織的人格是否及如何在本國法律體系中發(fā)生效力。不過，在具體的接受方式上，主張一元論或二元論的國家卻大相徑庭。而在主張二元論的成員國內，往往只有當賦予國際組織以國內人格的國際準則轉化或納入到該國內法之后，這種人格才能被承認。在這方面，英國是一個轉化的典型。美國也制訂了類似的《美國國際組織法》。包括中國在內的相當一批國家，在國內最高權力機關批準了所加入的國際組織的條約后，就視為完成了納入程序，該條約即在國內產生效力，無需再作另外的專門立法了。 問題在于非成員國。一則因為該組織的基本文件對它們（第三國）無約束力，二則也沒有習慣國際法規(guī)則要求非成員國必須這樣做。最突出的例子是，非成員國通過與該國際組織訂立總部協(xié)定或特權與豁免的雙邊協(xié)定，承認該組織在本國的法律人格，如瑞士與聯(lián)合國簽定的日內瓦總部協(xié)定，奧地利與石油輸出國組織簽定的維也納總部協(xié)定等。特別是當出現(xiàn)在非成員國國內法院上的國際組織，其基本文件沒有明確規(guī)定國內人格的時候，非成員國一般都是借助于沖突法來確認的。國內法院將國際組織應適用的準據(jù)法指向屬人法，即國際法。[30]例如，在錫理事會訴AMALGAMET公司案中，美國并不是錫理事會成員國，沒有承認該組織的義務，但紐約法院依據(jù)沖突法規(guī)則，承認了該組織在美國的法律人格，使之能在美國法院直接參與訴訟。[32]在后一案中，英國并非 AMF成員國，但最高法院認為，有跡象表明英國政府已經或準備承認該組織，這一點就足以使英國法院承認AMF的法律人格了。英國的述做法的確有權宜應變的考慮，但它慣常的主要適用沖突法規(guī)則的做法卻多為其他國家仿效。[35] 二、國際組織法律人格的內涵和表現(xiàn)形式 國際組織的法律人格一旦被確認，接下來就必須了解這種人格在國際國內法律秩序中的具體內涵和表現(xiàn)形式，因為它直接關系到這種人格屬性將要產生的法律后果。 在談到國際組織國際人格的內涵時，有兩點是必須重申的。其二，各國際組織的國際人格，因各組織的宗旨、職能、性質的差異，表現(xiàn)出不同的范圍和程度。其國際層面的法律能力通常包括：締結條約、接受和派遣外交使節(jié)、承認國際法主體、提出或接受國際求償、就國際求償訴諸法院、召開國際會議、保存和登記條約、頒發(fā)護照和國際旅行證件、承擔船舶與航空器的注冊，以及使用組織的旗幟、信章和徽識等。同時，個別國際組織，如聯(lián)合國，還擁有比這更廣泛更重大的法律能力，如派出維持和平部隊、對特定領土行使管轄、監(jiān)督成員國的選舉等。鑒于不可能就每一種能力形式都予以具體討論，下面僅以締約權為例進行示范性說明。即使組織約章中沒有明確規(guī)定，也絲毫不妨礙國際組織在實際上享有和行使締約權。 國際組織具有締約權早已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37]不過，這并非表示任何國際組織都可以同第三方締結任何類型的條約。這方面容易出問題的是組織暗含的締約權的行使，即這樣締結的條約有否超越組織或組織內特定機構的權限。[38] 國際組織本身訂立的條約通常不直接拘束成員國，也不強制性地針對它們，而只拘束組織自身。這些都是組織被賦予獨立法律人格的結果。以歐洲共同體為例，它們一般是在有關條約的批準書或加入書中對此作出明確區(qū)分。在后一角色中，國際組織本身通常并不參與締結條約，不構成條約的獨立一方，而只是將經它通過的條約提供給成員國加入。就連聯(lián)合國都不總是能區(qū)別清楚的。不過，近些年來出現(xiàn)了國際組織在較多限制的條件下，成為多邊造法性條約的締約方的現(xiàn)象，有一些國際多邊公約現(xiàn)在開始向國際組織——主要是國際經濟一體化組織，如歐洲共同體——開放，允其加入。[42]但是，這樣的條約畢竟只是一些例外。 規(guī)定國際組織國內人格的基本文件通常都提到以下三類法律能力：訂立合同、取得和處置動產或不動產、提起訴訟。然而，國際組織國內人格的內涵遠不限于此，還包括其他許多法律能力和行為能力。顯然，這些都不是國內法中一般法人所能具備的法律能力，而只是為國際組織這類特殊的人格者所設立的。 國際組織特權與豁免的法律根據(jù)是多種多樣的，既有國際條約、又有國內立法。不過這類條款往往過于原則，通常的做法是再補充一個更為詳細具體的多邊的專門條約或協(xié)定，以便實施、操作，如《聯(lián)合國特權與豁免公約》、《聯(lián)合國專門機構特權與豁免公約》，[43]除了這類多邊條約，還有一些雙邊條約涉及到或專門規(guī)定了國際組織在有關國家內的特權與豁免，如國際組織與總部所在國簽訂的總部協(xié)定，與承辦組織活動的東道國、接受組織技術或經濟援助的受援國簽定的雙邊協(xié)定，以及同接受或參與維持和平行動的國家簽定的雙邊協(xié)定，[44]等等。締約國通常要經由國內立法來實施這些義務，如美國的《國際組織豁免法》（1945年12月29日），英國的《國際組織（特權與豁免）法》（1950年7月12日）。在實踐中，如果缺乏明確的條約規(guī)定，根據(jù)誠信原則，一個國家一旦同意國際組織為某種目的在本國內存在，也有義務給予該國際組織以必要的特權與豁免。用以確保國際組織在其所有活動領域免于任何形式的訴訟程序。[46]當然，實踐中并非所有國際組織的所有活動都絕對地享有管轄豁免，那些從事經營活動的國際組織的具有私法性質的行為，如國際金融組織的融資活動，是不在豁免范圍之內的。 （2）判決的執(zhí)行豁免。當然，特定情況下，某些國際組織也可能選擇放棄執(zhí)行豁免，但必須是明示的。這是國際組織特權與豁免條約或條款中的一項原則。 （4）貨幣和財政特權。此外，組織為公務用途而運入運出的物品免除關稅和進出口的限禁。包括官方往來通訊不受檢查，有權使用電碼、信使和郵袋，享有通訊方面的最惠國待遇，等等。而且這種由職能需要所決定的特權與豁免不僅僅及于組織本身，還擴及組織職員和相關人員。 首先，就國際組織正式職員所享有的特權與豁免而言，不同國際組織的不同級別的職員，享有不同等的特權與豁免。組織行政首長及其副手、助手被賦予完全的司法管轄豁免，而其他官員，只有他們的公務行為才能享有管轄豁免。[50]而歐洲聯(lián)盟的實踐進一步表明，歐盟要為其職員的公務行為造成的損害承擔責任，但不對其私人性質的行為負責。國際組織職員不論是否是總部所在國國民，均得免予薪金所得稅，但少數(shù)組織例外。[53] （3）出入境便利。 國際組織職員的特權與豁免，如同組織本身一樣，具有明顯的職能需要的性質；而且在必要的時候，可經由組織行政首長明示予以放棄。[55]這些特權與豁免是為獨立行使職能所必要的，從根本上講則歸因于國際組織的法律人格。[56]據(jù)此，國際組織有邀請、接納各成員國使團的權利，也有保證各使團成員獨立、平等行使其職能的義務。一方面，國際組織在遭受到不法行為的后果時，不論是在國際還是國內法律秩序中，都有權對行為者提出求償要求，包括在國內法院上提起訴訟。另一方面，國際組織也要對自己的不法或不當行為帶來的后果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聯(lián)合國秘書長就曾指出過，聯(lián)合國為其維和部隊的行為所承擔國際責任的問題，應歸結到聯(lián)合國的國際人格及其承受國際權利與義務的能力上。就國際組織開展活動的領域而言，它至少會在三個層面——組織內部法律秩序、國內法律秩序以及國際法秩序——產生因違反法律規(guī)則而承擔責任的問題。以下依次說明。國際組織內各機構的行為，倘屬不合法行為，不但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還會因其不良后果使組織承擔損害賠償責任。[60]歐洲共同體法院還由此發(fā)展出世所罕見的“共同體侵權法體制”。而某些國際金融組織，如世界銀行，也正在小心翼翼地建立一種用以審查和決定組織機構行為在內部法中的合法性的機制。[62] 不過實踐表明，國際組織在內部法律秩序中的責任，基本上是針對組織職員而言的，從形式上看，主要是損害賠償責任。但凡國際職員在履行職能過程中遭遇意外事故，通常都由國際組織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或代為要求損害賠償，這在國際組織的內部規(guī)則中都有明確的規(guī)定。它必須遵守駐在國的法律，如果有違反法律的行為，必須對該行為的后果承擔法律責任。毫無疑問，如果組織參與訂立的合同可適用國內法，那么組織對合同的不作為或過失行為都要承擔國內法上的相應責任。在西土案中，阿拉伯工業(yè)化組織（AOI）因內部成員的意見紛爭而中止了活動，從而也未能完成與西土公司訂立的合資項目合同。該合同受瑞士法律管轄，AOI中止合同要承擔根據(jù)瑞士法而產生的責任。[65]在這兩個案子中，國際組織在國內法中的責任問題并未受到置疑，也沒有成為國內法庭上的核心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