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s標準瑞文智力測驗IGTIowa Gambling Task愛荷華賭博任務GDMSGeneral Decision Making Style決策風格量表BNTBerlin Numeracy Test柏林數(shù)學能力測試MSMaximization Scale最優(yōu)化量表NFCNeed for Cognition認知需求量表“理商”的測量：決策能力量表初步修訂中文摘要隨著人員選拔不斷精細化、崗位分工不斷標準化，傳統(tǒng)的心理選拔工具已經(jīng)不能滿足專業(yè)人員的選拔，開發(fā)有針對性的、有特色的心理測量工具對我國的人員選拔就具有重要意義。進入21世紀，信息的呈現(xiàn)方式不斷增多，范圍不斷擴大，面臨海量冗余信息反而容易使人們陷入真?zhèn)坞y辨的信息洪流中無法抉擇，所以研究個體決策與判斷等理性思維能力就具有重要的意義。自“決策”研究興起，針對其的研究就一直層出不窮，但是我國學者對其研究主要集中理論基礎的探討研究，鮮有應用性研究，更是缺乏相關測量評估的工具，所以本研究試圖在歸納總結國際上決策能力研究的基礎上，修訂適合我國文化背景的決策能力評估方法，為篩選具有高超決策能力和優(yōu)良決策風格的個體從事特殊工作崗位提供一個新的評估方式。主要的研究內容及成果如下：1. 采用翻譯回譯和集體討論的方式將決策能力量表進行本土化修訂，最終形成的決策能力量表包括共134個條目，采用11個分測驗，測量決策能力的六個維度，包括：抵御框架效應（Resistance to Framing,RF）、風險感知一致性(Consistency in Risk Perception,RP)、社會規(guī)范認知(Recognizing Social Norms,SN)、信心不足/過分自信(Under/overconfidence,UOC)、決策規(guī)則的使用(Applying Decision Rules,DR)、抵御沉沒成本(Resistance to Sunk Costs,SC)。2. 信度分析。3. 效度分析。內容效度：經(jīng)過多位心理學行業(yè)專家多輪修訂和審查，結合相關法，驗證結果均表明ADMC具有良好的內容效度。效標效度：決策能力量表中得分高的被試瑞文智力測驗、數(shù)學推理成績更高，通常采用更理智的決策風格，其在賭徒謬誤、大數(shù)定理、比率偏差、協(xié)相關決策偏差任務成績顯著高于低分被試，且決策能力問卷中得分高的被試在認知反思測驗及認知需求量表中的得分更高，表明ADMC有效測量了被試的反省心智。4. 模擬現(xiàn)實情景任務中ADMC效度驗證研究為進一步驗證量表效度，我們采用風險決策任務，研究被試模擬現(xiàn)實情境任務中的不同表現(xiàn)：選取高認知能力被試，排除由算法心智不同導致的決策質量差異，發(fā)現(xiàn)在風險已知的劍橋博弈任務中，高決策能力組決策質量更好，沖動性更低，風險調節(jié)能力更高；在風險未知的愛荷華博弈任務中，高決策能力組在模糊決策中學習能力更強，掌握應用規(guī)則更快。s alpha coefficient of each dimension are ~，the average is 。隨著認知心理學的興起，研究者們進行了許多智商與心理能力的相關研究，發(fā)現(xiàn)它們的緊密性被過分夸大，高智商并不總是伴隨優(yōu)秀的心理能力，不總能產(chǎn)生成功的決策。1998年Stanovich正式提出理性的概念，認為理性是獨立于智力且影響人類高級認知能力的重要因素，但理性與智力的關系卻依舊懸而未決。既然學界將算法心智效率稱為“智商”，Stanovich為反省心智效率命名為“理商”。鑒于Stanovich針對理性的研究多采用決策偏差任務，且其研究的理論也與卡尼曼的“前景理論”“有限理性”聯(lián)系密切。自決策理論引入我國，包括心理學、管理學、經(jīng)濟學等多領域的研究者都對其產(chǎn)生濃厚興趣，從不同角度對其進行了多視角研究，為我國決策科學的發(fā)展創(chuàng)立了一個較為廣泛的基礎。傳統(tǒng)的人員心理選拔主要考察了反應時、注意特征、記憶、邏輯思維、空間認知、心理運動等心理能力，而對與人類密切相關的決策與判斷能力鮮少提及。近年來，隨著決策領域研究的不斷深入，決策能力的結構和成分逐漸清晰，國外研究者開發(fā)了不少測量決策個體差異的量表或實驗范式，但是多數(shù)還未在中國背景下采用中國被試進行驗證。由Fischhoff領導的課題組，基于決策領域專家West，Tversky，Kahneman等人多年的研究成果，開發(fā)而成的決策能力量表 (Adult Decision Making Competence，ADMC)在總結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決策能力進行了定義及理論建構，提出了決策能力的四項基本核心決策技能集，并探索出了對其進行測量的基本方法[13]。已經(jīng)有多國進行試用和檢驗，更加證明其在不同國家及社會文化中都具有良好的適用性。文獻回顧對決策問題的研究一直是經(jīng)濟學、管理學、心理學等諸多學科關注的焦點問題。半個多世紀以來，決策的研究經(jīng)過以理性經(jīng)紀人假設為基礎的規(guī)范性理論發(fā)展至以有限理性假設為基礎的描述性理論，現(xiàn)在又發(fā)展出試圖糾正人們實際決策中出現(xiàn)的違背邏輯與理性偏差的指導性決策理論[4]。Fischhoff指出將決策的加工過程孤立地加以研究，這樣追求“深度”的研究會導致忽視個體的決策技能與其他認知能力或其他個體變量的關系[2]。盡管Daniel Kahneman 等人的研究揭示了人類認知思維中固有的“認知節(jié)省”傾向，這一傾向使得大多數(shù)人決策時都難以避免落入直覺“陷阱”[6], 但隨著決策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研究者發(fā)現(xiàn)人們在許多決策偏差任務上的表現(xiàn)與性別、年齡、人格、教育程度、認知能力、認知風格等個體差異變量存在不同程度的相關[7]。隨后周正、張家喜等人又從算數(shù)能力、數(shù)量表征、概率推理能力以及數(shù)學認知啟發(fā)式等方面論述了數(shù)學能力也是導致決策的個體差異之一[9]。1 理性思維能力智商（IQ）曾被用以代表人們聰穎或愚笨程度，并以此判斷個體未來走向，而智商測驗則是用來評估人們智力高低的具體手段，長久以來智商及智商測驗不斷被神圣化，但是隨著認知心理學的興起，人們逐漸意識到，許多智商高的個體也常常做出錯誤的決策，許多傳統(tǒng)意義上的“聰明人”也總是做“傻事”。Stanovich于1989年就參照學習障礙的概念，定義了新的詞匯：理性障礙（Dysrationalia）指是那些擁有足夠智商但缺乏理性思考和行動能力的人。Stanovich認為高智商者之所以犯錯是因為負責慢思考的系統(tǒng)2具有惰性，這種惰性思考是一個理性錯誤是導致理性障礙產(chǎn)生的重要原因。三重心智模型的提出，為科學家長久以來對智力、智商效用的爭論開辟了新的思路，將理性與智力概念嚴格的區(qū)分開來，挑戰(zhàn)了長久以來學界信奉的“智商”，Stanovich根據(jù)智商的定義，提出了代表人們理性思維能力水平的概念“理商”。近五十年間，行為決策研究發(fā)現(xiàn)人們存在各種不同的決策偏差(Decisionmaking Deficit)，也稱為啟發(fā)式偏差(Heuristic Bias)，如代表性啟發(fā)式偏差、合取謬誤、框架效應、稟賦效應等。2 決策能力 決策能力概念決策能力（Decision Making Competence）的概念提出，源于人類的決策觀念從“絕對理性”到“有限理性”的演化及認知心理學的興起。人被視為“絕對理性”，決策也被視為絕對理性的判斷。隨著上世紀五十年代認知心理學的興起，研究者開始將決策作為人類特有的高級的智力過程納入認知的框架重新認識。眾所周知認知包括認知風格與認知能力，那么同樣，決策也包括決策風格與決策能力。由于長期以來決策能力的定義及結構問題懸而未決，導致許多學者過分關注認知功能(如數(shù)學能力、邏輯推理能力和概率能力等)的獲得，同時把這些能力作為決策能力的核心成分。現(xiàn)有的研究針對決策能力的結構，不同學者專家根據(jù)其研究重點闡述不同見解：Hodne認為決策能力至少應該包括理解與認知決策目的、行動程序、潛在風險、替代方案、可能結果；Mann則認為決策能力是一個涉及社會和激勵因素以及應對問題的模式，決策者要盡量避免認知錯誤和認知扭曲，要注意不準確的信息、信息的誤用以及拒絕信息[14]；Byrnes則認為決策能力的關鍵在于評估選項可能帶來的結果，以及什么選項能使結果接近既定目標，什么選項能使結果遠離既定目標。決策能力對應決策的四個步驟有著不同的體現(xiàn)，如設定的目標要適合，采用必要的求助策略，分析每一種方案的利弊得失等[15]。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認為決策活動是具有多維度特性的，其受情感因素、社會文化、認知能力、個人價值觀、動機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所以決策能力不能采用傳統(tǒng)的認知能力（智力、邏輯推理能力、選擇識別或后果預測的能力）來簡單預測，而決策者也會因其所處的環(huán)境不同，受到社會文化及規(guī)則的影響。Fischhoff等研究者發(fā)現(xiàn)在這些決策技能集上有缺陷的個體，在生活中更易表現(xiàn)出偏好反轉、忽略基線比率、事后偏見，陷入沉沒成本誤區(qū)以及對自身水平缺乏有效判斷[1]。在正式測量決策能力的工具未出現(xiàn)前，研究者常采用決策偏差任務來衡量個體決策能力，這些可以看做是決策能力量表的雛形。Wolfe 和 Grosch報告過分自信（Overconfidence）受個體差異的影響，與社會認知以及認知能力相關[18]；Finucane 等研究指出個體年紀越大，發(fā)現(xiàn)決策相關信息并作出一致判斷的能力就會越強[19]；Crawford 和 Stankovich發(fā)現(xiàn)個體在智力測試中的過分自信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20]。但是，要形成一套準確的、行之有效的心理測量工具，必須有相應的理論并能夠提供一套可供參考評價的標準。事實上，在關于決策能力如何測量的問題上，研究者們也進行了不同種類的研究，有的研究者嘗試采用游戲范式測量個體決策行為，如愛荷華博弈任務、延遲折扣任務、氣球爆破任務、劍橋博弈任務等；有的研究者采用情境測驗范式研究決策能力，如Lewis情境測驗等；多數(shù)研究者采用的方法是考察直覺和決策偏差相關問題的個體差異，這些啟發(fā)式偏差任務大多來自于過去人們研究直覺和決策偏差現(xiàn)象時所設計的經(jīng)典的決策與判斷問題[21]。為此，有研究者采用決策者在一系列啟發(fā)式?jīng)Q策任務中的表現(xiàn)，并試圖將被試在這些任務上的成績做簡單的疊加來體現(xiàn)個體決策能力的高低[13]。Fischhoff等在整合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提出采用四項核心決策技能集代表決策能力，包括：信念評估(Assessing Beliefs)，即決策者是否能有效感知事件發(fā)生的概率；價值評估(Assessing Values)，即決策者評估后果選項時，是否對決策相關信息敏感而對決策不相關信息不敏感；整合能力(Integration)，即決策者是否能夠準確快速掌握決策規(guī)則，理性決策者應該迅速發(fā)現(xiàn)決策規(guī)則且能夠按照規(guī)定的決策規(guī)則進行推理、判斷，而非任憑個人喜好；元認知(Metacognition)，即決策者清楚知道自己知識量能否應對當前任務，既不盲目自信，缺乏自省力，也不因為信心不足而猶豫不決，對自己的能力有清楚的認知與判斷[3]。隨后Parker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行為決策相關任務，并根據(jù)Fischhoff所提出的決策核心技能集理論對相關偏差任務進行分類，初步形成了完整及標準的決策能力評估工具，這一評估工具測評的即為Fischhoff所提出的核心決策技能集（Core decisionmaking skills）[2]。價值評估(Value Assessment)利用兩個任務進行測量，即抵御框架效應能力與抵御成本沉沒效應能力。能力的元認知(Metacognition)利用一個任務進行測量，即過分自信/信心不足。根據(jù)這六個分量表Fischhoff與其團隊歷時數(shù)年，收集、編制、修訂完成決策能力量表，最終完成134道題目，11個部分，共6個分量表，測量4項核心決策技能集的決策能力量表。是國際公認的目前測量決策能力最先進的工具。當然這些決策技能集各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shù)還遠低于很多傳統(tǒng)心理測量工具的一致性系數(shù)指標，所以有研究者解釋這種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可能是由于決策技能集并不存在一個所謂的“G”因素，而是由多個相互獨立維度或因素組成，這些維度雖然不盡相同，但是都與決策與判斷緊密相關，是決策能力不可缺少的成分[22]。研究發(fā)現(xiàn)，在YDMC上得分低的被試在隨后回訪中的確更多出現(xiàn)了藥物濫用、輟學、暴力等不良行為；那些在YDMC中得分較高的被試在實際生活中表現(xiàn)出較少的風險行為、更不易沖動、受更高等的教育、并且更多來自于完整的家庭環(huán)境。成人版的研究同時也發(fā)現(xiàn)，在ADMC上得分低的個體社會地位更低、經(jīng)濟收入較差，受教育水平較低，且更多發(fā)生墮胎、酗酒、藥物濫用等行為[2]；還發(fā)現(xiàn)ADMC得分低的個體在現(xiàn)實生活中經(jīng)歷更多糟糕的決策事件，產(chǎn)生更多的后悔情緒，心理問題更嚴重，幸福指數(shù)更低[23]。國外學者還在繼續(xù)對決策能力量表的有效性進行評估，已有研究發(fā)現(xiàn)執(zhí)行功能、認知能力、認知需求等與決策能力量表各分量表及總量表均有高度相關[25]。 決策風格的測量工具對決策的測量不僅要關注決策能力、決策本身，還要關注決策風格，決策風格不僅可以影響策略性決策過程，對決策結果也有重要影響[22]。決策風格的研究雖然種類繁多、應用領域廣泛，但是其以應用和實證研究為主，理論建構工作較少，而且心理測量學指標難以推廣，所以20世紀90年代后，研究者基于信息加工對相關研究進行了理論整合?；谛畔⒓庸そ嵌鹊难芯繉Q策風格看做個體在進化過程中形成的決策策略，并將其分為兩類：基于決策過程中的雙加工理論劃分；基于決策中后悔的研究[27]。還有研究者將后悔引入決策風格模型，綜合了后悔與雙加工模型，將決策風格分為了分析型、直覺型與后悔型，并開發(fā)了相應測量工具決策風格量表（Decision Making Style Inventory，DMI）。能力和風格有非常緊密的關系，心理學家Sternberg認為能力與風格的主要區(qū)別在于：風格是個體運用能力的一種偏好和動機，能力決定人們任務完成質量的好壞, 而風格則決定人們偏向何種方式完成任務。既然對決策能力的研究不能獨立或凌駕于決策風格之上，而應將其作為一個整體中的部分進行研究，所以本研究采用決策風格作為評估量表有效性的方法。 風險與決策研究人類面臨的各類風險隨著人類的復雜性不斷地增多，認識與發(fā)現(xiàn)風險的變化規(guī)律就變得越來越重要。國內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