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心的改變。)周恩來很注意聽取和尊重毛澤東的意見，這樣黨的軍事路線就完全改變了。后來，中央常委分工，由張聞天替代博古負總責；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參見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5—6頁?！边@就使敵人的堡壘戰(zhàn)術達到了目的，“使我們的主力紅軍受到部分損失，并離開了中央蘇區(qū)根據地”?！霸谶@種情形下，我們的戰(zhàn)略路線應該是決戰(zhàn)防御（攻勢防御），集中優(yōu)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戰(zhàn)中，有把握的去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徹底粉碎敵人的‘圍剿’。在李德到達中央蘇區(qū)后，博古完全聽從李德的指揮，不僅讓他參與戰(zhàn)略戰(zhàn)術的制定，而且還讓他發(fā)號施令，直接指揮前方軍事，廣昌決戰(zhàn)就是這樣遭致失敗的。因此，遵義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fā)的指導思想。從黎平會議到遵義會議召開，時間雖不到一個月，但敵情有變化，到川黔邊建立蘇區(qū)已不可能，所以才決定紅軍北渡長江，到川西建立新的根據地。例如，黎平會議在否定李德堅持去湘西的計劃后，決定到川黔邊建立新的蘇區(qū)。這樣主觀主義的指導思想，注定是要失敗的。)別的不說，中央蘇區(qū)在1933年第四次反“圍剿”斗爭勝利后進入鼎盛時期的總人口才400多萬，紅軍只有13萬。今后要“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tài)度”，盡可能地在短時間內，實現創(chuàng)造一百萬鐵的紅軍的任務，保證“黨與共產國際路線的徹底實現”。那時，由于錯誤的指導思想和對福建事變的錯誤處理，中央紅軍的反“圍剿”斗爭陷入非常困難的境地。在博古負總責的臨時中央到中央蘇區(qū)后，黨的思想路線的這個錯誤更加突出。（二）黨的思想路線改變了。遵義會議后，毛澤東起到了這個作用。張、王、周，特別是周，對于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對毛澤東，要看大處，希望你能拋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為了打敗蔣介石這個大局。所以在遵義會議上我力主他進入政治局常委，參與軍事領導。從長征開始，我就在想辦法讓他盡快回到軍事領導崗位。毛澤東擅長農民運動，經過井岡山斗爭，總結出打游擊戰(zhàn)、運動戰(zhàn)的經驗，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zhàn)爭，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帥才。你雖然有才華，但不懂軍事，很難領兵打仗。周恩來的談話推心置腹，大意是：我們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統(tǒng)帥。對此，他一直想不通。另一次是遵義會議后的“周博長談”。）隨后這個信息在高級將領中傳開，大家都贊成毛澤東出來指揮。黎平會議后軍委縱隊到達黃平老城東門內橘林休息時，張聞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說：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對改組中央領導核心產生很大影響的，還有兩次重要談話。長征的開始階段，盡管毛澤東是“跟著走”的狀態(tài)，但他不時地向有關領導人提出建議，以改變長征過程中的被動局面。（一）黨中央領導核心改變了。然而遵義會議后，紅軍漸漸由被動轉入主動，使國民黨圍堵之軍疲于奔命。伍修權在《七律這是人民軍隊自創(chuàng)建以后受創(chuàng)最重、犧牲人數最多的一次戰(zhàn)役。所謂“生死攸關”。一、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的三個改變 黨的兩個“歷史決議”都高度評價了遵義會議的歷史地位。這個中間點，既是黨的歷史第一次由“左”的錯誤瀕臨絕境走向正確的轉折點，也是黨的領導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分界線。第一篇：再論遵義會議再論遵義會議——紀念遵義會議召開80周年歷史雖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有時往往令人異常驚奇。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竟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28年歷史一分為二，成為前后兩個14年。重溫這段歷史，深入分析遵義會議前后的若干重要節(jié)點，科學地看待遵義會議前后的兩個14年，對于全面認識遵義會議的歷史意義和民主革命時期的歷史發(fā)展不無裨益。其中，《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遵義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湘江戰(zhàn)役異常慘烈，又損失了3萬多人。廣大指戰(zhàn)員無不對紅軍的前途和命運擔憂。歷史轉折》詩中嘆道：“強渡湘江血如注，三軍今日奔何處？”國民黨軍隊前堵后追，中央紅軍幾乎陷入絕境。同一支軍隊，局面完全兩樣，之所以產生如此巨大的變化，主要在于遵義會議實現了三大改變。此前的中央領導核心是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形成的，毛澤東在這次全會上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但沒有進入中央書記處，不參與中央決策。紅軍在湘江戰(zhàn)役受到重創(chuàng)后，周恩來主持召開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都采納了他的意見，這個時候毛澤東實際上參與了中央決策，可視為他在遵義會議上進入中央常委的前奏。一次是遵義會議前的“張王橘談”。（耿飚：《張聞天對遵義會議的特殊貢獻》，《人民日報》1994年 12月 18日。這為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作了輿論準備。遵義會議上嚴厲批評博古，推舉毛澤東參與中央核心領導，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在紅軍一渡赤水到達“雞鳴三省”村子進一步改組中央時，周恩來同他有一次長談。我雖然長期做軍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yè)務的人，不合適做領袖，當統(tǒng)帥。寧都會議后，他離開了軍隊，但紅一方面軍不能沒有他。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領紅軍走出困境。你的講話不檢討軍事路線錯誤，遭致很多人不滿，是因為大家憋了一肚子話要說。這一席談話，使博古解開了思想疙瘩，服從革命事業(yè)的需要，順利實現了史稱的“博洛交權”，張聞天成為一把手。毛澤東這時不是一把手，為什么說他成了領導核心呢？還是如周恩來對博古所說的：誰做“書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誰掌軍權，誰來領導打好仗，只有在戰(zhàn)爭中不斷得到軍隊擁護的人，才能真正成為黨的領袖。正是基于此，我們可以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從20世紀20年代后期始，黨內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思想傾向大量出現。1934年1月通過的黨的六屆五中全會決議等文件就是一個典型。五中全會上的報告和總結全然不顧這個困難形勢，仍照搬共產國際對于形勢的分析，不承認中國革命遭到嚴重挫折，硬說“蔣介石第五次‘圍剿’的原有計劃是失敗了”。（參見《目前的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4—1935）第 10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348頁。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召開時，中央蘇區(qū)已丟失一些區(qū)域，還要擴紅100萬，這顯然是不可能的。遵義會議后改變了這個狀況。所以，遵義會議的第一個議題不是討論第五次反“圍剿”的路線問題，而是審查黎平會議到川黔邊的決定。隨后，北渡長江也不行了，這才有四渡赤水出奇兵。遵義會議后，戰(zhàn)爭局面完全改觀，蔣介石的幾十萬大軍被紅軍牽著鼻子走，紅軍掌握了戰(zhàn)爭的主動權。（三）黨的軍事戰(zhàn)略方針改變了。遵義會議決議指出：敵人在五次“圍剿”中，采用堡壘主義戰(zhàn)略戰(zhàn)術，企圖逐漸消耗我們的有生力量與物質資財，尋求我主力決戰(zhàn)，以達到消滅我們的目的。然而在反對五次‘圍剿’戰(zhàn)爭中，卻以單純防御路線（或專守防御）代替了決戰(zhàn)防御，以陣地戰(zhàn)堡壘戰(zhàn)代替了運動戰(zhàn)，并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zhàn)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防御的戰(zhàn)略路線。這條路線是完全錯誤的，“同我們紅軍取得勝利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的基本原則是完全相反的”。)遵義會議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取消長征前成立的博古、李德有最高軍事領導權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 355頁。中央紅軍在周恩來、朱德和毛澤東的正確指揮下，不僅二渡赤水后搶占婁山關、重進遵義城，取得長征以來的第一個大勝利，而且南渡烏江、佯攻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改變了國民黨軍隊前堵后追局面，實現了中央紅軍由被動到主動的轉變。有了這個改變，才有思想路線和軍事戰(zhàn)略方針的改變，從而使遵義會議成為黨的歷史的第一次偉大轉折。2002年7月和2003年3月以后，筆者在做現場考察的“長征行”時，了解到黨中央在隨中央紅軍的長征途中，召開了許多重要會議。這就有一個如何認識遵義會議與這些會議的關系問題。那時，國民黨政府在湘西集結近20萬軍隊。中央領導對于紅軍的進軍方向發(fā)生了爭論。博古同意可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