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把黨風監(jiān)督與黨外監(jiān)督、組織監(jiān)督與法律監(jiān)督、專門機關監(jiān)督與群眾監(jiān)督等有效結合起來，重視發(fā)揮民主黨派、工商聯(lián)、社會團體和新聞輿論的監(jiān)督作用，努力形成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要切實落實黨內監(jiān)督十項制度，嚴格執(zhí)行述職述廉、民主評議、談話誡勉、民主生活會、巡視、領導干部重大事項報告和經濟責任審計等制度，健全和完善質詢制、問責制和罷免制，強化媒體監(jiān)督，監(jiān)督嚴格執(zhí)行黨政領導干部辭職制度，建立健全及時發(fā)現(xiàn)問題和糾正錯誤的機制。二要加強監(jiān)督的制度化、規(guī)范化建設。要扼制腐敗:一要增強監(jiān)督者的責任意識，提高領導干部接受監(jiān)督的自覺性。監(jiān)督機構只對下一級有查處權，中共中央紀委可以查處省部級單位，省部級單位可以查廳局級單位，廳局級單位可以查縣處級單位。二、沒有真正的做好網底防護工程、腐敗的產生是事后發(fā)現(xiàn)，事前預防不到位。紀委查出的問題是保護同志；審計出的問題不會受到重視。從全球來看，凡法制化程度比較高和政治比較廉潔的國家，都十分重視輿論監(jiān)督在反腐敗斗爭中的獨特作用。加快新聞立法，充分利用網路力量輿論監(jiān)督本身是一種“普遍的、無形的、強制的力量。以法制保障反腐在我國反腐敗的歷史上，曾經歷過運動反腐和權力反腐的階段，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歷史上的經驗后，鮮明地提出了“反腐敗必須依靠法制”的重要思想，反腐敗斗爭“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有界線的地方才停止。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沒有監(jiān)督的權力是產生腐敗的土壤。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二、反腐敗的對策以制度建設打開反腐敗局面在我國的反腐敗斗爭史上，經歷過運動反腐和權力反腐的階段，但實踐證明，只有依靠制度反腐，才能使反腐敗斗爭更可靠、更理性?！半[性”腐敗現(xiàn)象普遍存在，勒索型腐敗現(xiàn)象大量上升?，F(xiàn)在的腐敗案件，不少都是左右勾結、上下串通、相互利用，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腐敗同盟。腐敗分子職位越來越高據(jù)統(tǒng)計，全國紀檢監(jiān)察機關查處的給類經濟案件中，在2003年涉及百萬元以上的案件為1780件，其中設計億元以上的有21件。通過認真地對61年的反腐敗歷程加以回顧和總結，探索其中的規(guī)律，不斷深化認識、發(fā)展認識，從而為我國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內的反腐倡廉工作找到切實有效的對策。腐敗是一個普遍性、世界性和歷史性的問題，自國家產生，掌握公共權力的組織和個人出現(xiàn)后便一直存在。[8]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chuàng)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頁。[6]王紹光：《開放性、分配性沖突和社會保障——中國加入WTO的社會和政治意義》，原載《視界》2001年第3輯看，引自王紹光：《美國進步時代的啟示》，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年，第213214頁。[5]社會學理論指出，利益被相對剝奪的群體可能對剝奪他們的群體懷有敵視和仇恨心理。[3]《列寧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3頁?！緟⒖嘉墨I】[1]江澤民：《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頁。因為，不受限制的權力從來就是腐化墮落的溫床?！胺ㄖ巍弊饔玫闹黧w對象在一定意義上講就是“治官”。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要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在具體方式上搞“人治”不行，單純依靠群眾運動的“群治”也收效甚微，最后還必須通過“法治”來實現(xiàn)。如果不堅決、及時地進行改革，勢必難以在體制、制度層面上有效地防止和避免領導干部脫離群眾，蛻變?yōu)槿嗣竦慕y(tǒng)治者。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與改革舊的政治體制在內容上是密切相聯(lián)的。為此，堅持以改革、發(fā)展作為一種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有效方式，必然需要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二十多年來，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五)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堅持“依法治官”。這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公民參政議政的心理欲求，同時又能適時地宣泄掉積累在民間的不滿情緒和心理困惑，從而避免脆弱及病態(tài)心理傷害社會公眾和破壞社會秩序，降低社會管理的成本，改善政府形象，增強公民的社會認同感，促進社會的穩(wěn)定。建立不良情緒的宣泄機制不但可以直接減少因心理因素而引發(fā)的社會矛盾，對其他因素引發(fā)的社會矛盾也有一定的緩解作用。要對人民內部矛盾發(fā)生規(guī)律、發(fā)展趨勢進行前瞻性研究、量化分析，建立起預防、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的動態(tài)、長效管理機制。這不僅關涉社會公平、公正的目標和社會穩(wěn)定的大局，也關系到黨的執(zhí)政基礎問題。弱勢群體雖然在市場競爭中、政治表達上、法律保護上是弱者，但同時又是道義上的優(yōu)先者、選舉中的多數(shù)者、變革時的熱心者，是重要的社會力量和資源。如有的困難戶上不了幫困線，有的困難對象實際并不困難，卻能接到發(fā)放的救助“綠卡”；對于確實困難的家庭，幫困的錢往往又不能解決實際問題；一些社會“弱勢群體”要飯吃、要工作的呼聲強烈，信訪不斷。對資本主義國家是這樣，對社會主義國家也是并且更應該如此。早在1930年代，英國的貝弗里奇爵士就在其扛鼎之作《自由社會中的充分就業(yè)》中明確提出：“保護國民免于大規(guī)模的失業(yè)??這必須確定無疑地是國家的職能，就像現(xiàn)在國家保護國民免于來自國外的威脅和來自內部的強盜和暴力的威脅一樣。黨的十六大報告也重申：“再分配要注重公平，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jié)職能，調節(jié)差距過大的收入。改革后的中央將把所得稅增長中多分享的收入，全部用于增加對地方，特別是中西部地區(qū)的轉移支付。這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所在，也是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必然要求。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發(fā)揮市場的作用；二次分配注重公平，調節(jié)差距過大的收入，提高政府汲取能力和轉移支付能力，也加大稅收征管力度。根據(jù)官方及學者估計[7]，在中國入世的1020年時間里，雖然有利于中國經濟總量的增長(這為政府提高汲取能力提供了可能)，但如果僅憑市場力量起作用，中國還將面臨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的壓力(提出了政府提高汲取能力的必要)。在上述改革的第一階段，由于是一種“雙贏搏弈”，政府面臨的再分配的壓力還不很明顯，但改革的第二階段，由于相當一批“弱勢群體”的出現(xiàn)，要求政府加大二次分配的力度的壓力明顯增強。如果說可以用“博弈論”來形容自1979以來人們從改革中的所得與所失的話，那么，可以說，從1979——1993年這段時間，中國的改革基本上是一個“雙贏博弈”(winwingame)，因為幾乎所有群體都從改革中獲益，其差別僅在于得利的多少不同；但自1994年以來的改革，則在一定程度上說具有“零和博弈”(zerosumgame)的性質：一些社會群體獲益頗多，另有一些群體則第一次成為實際上的“輸家”，因為他們的福利水平實際上是下降的(這里面至少可以包括下崗職工、農民以及國有企業(yè)職工)。(二)提高政府汲取能力，加大公平優(yōu)先的二次分配力度。只要改革總體利大于弊，就可以考慮推行，但關鍵要對利益受損者進行補償，可以按照市場運作的，由改革的獲利者對利益受損者進行補償，不能按市場規(guī)律運作的，則應由政府進行補償。但改革本身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又必然引起一定的震蕩，誘發(fā)新的矛盾。現(xiàn)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實際上正是人民內部矛盾的集中反映，它在整體上始終影響和制約著后者，是我國社會所有矛盾的總根源。發(fā)展才是硬道理，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在于依靠自己的發(fā)展。人民內部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之所以存在著大量的有些甚至還很突出的矛盾，最根本的就是因為我國經濟比較落后，生產力水平低，不能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多方面的需要。(一)堅持改革、推進發(fā)展，夯實消解人民內部矛盾的經濟基礎。三、社會轉型期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的應有及可有對策在有關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的文章中，幾乎都提到的幾點是：正確處理好改革、發(fā)展和穩(wěn)定的關系；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推進反腐敗斗爭；加強民主制度建設；加大宣傳力度，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等等。當然，轉型時期我國人民內部矛盾的存在和發(fā)展還有一些其它因素的影響，如一些方針、政策上的失誤和偏頗，在國際分工和政治格局中的不利的地位，以及西方國家對我國意識形態(tài)的滲透和推行和平演變的圖謀等?？梢哉f在轉型時期，古今中外各種思潮、文化觀念，都并存于當代中國社會中。二是保守與創(chuàng)新的矛盾心理。改革使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事實不容臵疑，每個社會個體都希望能夠在此過程中獲得更高的收益，然而由于社會成員在知識素質、地位和背景等方面的差異，人們的經濟實力、社會地位迅速分化。尤其是利益結構的變動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部分群體心理的失衡，引發(fā)矛盾沖突。在市場經濟的強烈沖擊下，社會利益多元化格局日益明顯，社會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