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看了《長征》這部電影，我深深的感受到，我們在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質和道德休養(yǎng)水平的同時，還要提高自己承受失敗的心理承受能力，培養(yǎng)自己敢于面對困難、克服困難的勇氣，努力做到智勇雙全，這樣，我們的人生才能夠更加精彩，才能為祖國貢獻我們更大的力量。不可否認當時的共產黨高層領導是人才濟濟的。要運用謀略，領導階層沒有一定深厚的文化功底是不行的。大家知道，國民黨的士兵很多也是被拉壯丁去的，家里也很窮，為什么同是窮人，在紅軍隊伍里就能打勝仗，在白軍隊伍里就只能打敗仗，這個事實不是勝過任何的雄辯嗎？打仗講究的是謀略，一時之勇是不能決定全局的。如果說遵義會議前，紅軍能突出重圍依靠的是不怕犧牲的勇猛精神，那么遵義會議后取得的一連串勝利就得益于中共中央正確的軍事路線路線和方針，應該總結為智謀的勝利。如果說“遵義會議”之前紅軍是有險無驚，那么“遵義會議”之后，紅軍更多的是有驚無險，強度烏江、巧渡金沙江、翻越雪山夾金山、穿越茫茫千里大草原更多的是向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以及紅軍自身的體能極限挑戰(zhàn)，毛澤東軍事指揮上的高明可見一斑。“遵義會議”徹底的糾正了博古、李德的錯誤戰(zhàn)略方針，重新奠定了毛澤東在軍隊中的指揮權。湘江戰(zhàn)役后，紅軍在通道得到了及時的修整，紅軍雖然沒有完全擺脫李德、博古的錯誤軍事路線，但是毛澤東開始重新獲得了發(fā)言權。在一個集體當中，如果戰(zhàn)略指揮出了問題，大家都亂成一團，沒有眾志成城的決心，沒有凝成一股勁的凝聚力，沒有哪怕犧牲個人也要保全集體的信念，那么這個集體決不會走得很遠，而我們的紅軍指戰(zhàn)員就具備有這些優(yōu)良的素質，終于能夠令決策失誤的紅軍起死回生，創(chuàng)造了中華戰(zhàn)爭史上的奇跡。如果沒有五萬犧牲將士為了理想不怕犧牲的精神，（明明知道自己在后衛(wèi)阻擊，生還的可能性很少，但為了整個集體，甘愿流盡最后一滴血）沒有他們的壯烈情懷，也就不可能再有后面八路軍和解放軍的發(fā)展，更不要說建立新中國了。湘江戰(zhàn)役后，紅軍連克國民黨軍隊的四道防線，但是自身的傷亡也非常慘重，八萬之師拼得只剩了三萬之士，雖然是勝利了，但按照這樣的打法別說陜北會師，沒到四川就得全軍覆沒?？赐辍堕L征》后，我在思考：紅軍是憑借什么才能克服種種不利因素，甩掉圍追堵截的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國民黨的軍隊，最終取得了長征的勝利，為中國的革命保留了珍貴的火種？是什么讓本來是執(zhí)行戰(zhàn)略大轉移的一支隊伍，在漫漫的萬里長征中更同時扮演了播種機的角色，把革命的理論散播到中國的大江南北呢？ 《長征》向觀眾展示了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戰(zhàn)略大轉移的歷史場景。戰(zhàn)勝挑戰(zhàn)，就是機遇；被挑戰(zhàn)所壓倒，就是失敗。今天，在歷史的機遇和挑戰(zhàn)面前，我們更加需要這種“艱苦奮斗”的精神。胡錦濤總書記曾指出：“我們講艱苦奮斗，當然不是要人們去過清教徒式、苦行僧式的生活，也不是要否定合理的物質利益，而是要求黨員干部時刻不忘艱苦奮斗，不忘人民群眾，不忘筑牢拒腐防變的防線，永葆黨的青春本色”。大家覺得現(xiàn)在生活水平提高了，沒必要講艱苦奮斗了，因此貪圖安逸、追求享樂，生活高標準、工作低要求?！?長征是我們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是一部史無前例、雄偉壯麗的史詩。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這是被歷史反復證明的真理。缺乏憂患意識，就沒有遠見卓識，在困難和挫折面前就會驚慌失措、陷入被動，甚至導致事業(yè)的失敗。譜寫出一曲曲動人的“永久奮斗”的革命樂章。長征是人類歷史上艱苦奮斗精神的楷模。隨后，紅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繼續(xù)北上，攻克天險臘子口，翻越六盤山，到達吳起鎮(zhèn)與陜北紅軍會師，中央紅軍長征結束。遵義會議后，紅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翻越夾金山。遵義會議的召開證明，作為一個嚴肅的、對人民負責的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出來都是正視自己的錯誤，并注意從自己所犯的錯誤中學習并汲取教訓。會議集中全力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跟隨著歷史的腳步，我們又重溫了這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會議—— 遵義會議。而且這時國民黨已判斷紅軍將沿湘桂邊境北上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戰(zhàn)略意圖，調集重兵，企圖把中央紅軍一網打盡。紅軍長征的路是艱苦的、漫長的；我們回憶長征、紀念長征，就是要更好地繼承和弘揚紅軍長征精神，把紅軍長征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一代一代傳下去，萬眾一心、艱苦奮斗。我很慚愧，在看《長征》這部電影時現(xiàn)場的氣氛有些嘈雜，我們應該以一種嚴肅的態(tài)度，懷著對革命烈士無比崇敬的心情去觀看。電影的開篇就向我展示了氣勢恢宏的戰(zhàn)爭場面，紅軍戰(zhàn)士冒著槍零彈雨奮勇突擊。歷史能夠使人明鑒，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今天，我們要做的，應該是借鑒導致長征戰(zhàn)略轉移的原因、吸取初期黨領導人所犯的錯誤、發(fā)揚遵義會議上黨積極糾正錯誤的精神。長征之前，王明推行“左”傾路線，長征初期，李德又犯逃跑主義錯誤，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