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與價值判斷的功能，犯罪構成的其它三個方面的構成要件最后都要落腳到客體上，由犯罪客體做出最后的價值評判”。⑶“犯罪客體”揭示了犯罪本質重要的一面，研究犯罪客體對于深刻認識犯罪體質，準確認定犯罪性質，正確量刑，從而達到罪刑法定實現刑法公正價值有著重要的意義”。⑷由此可見，一種行為對犯罪客體的侵犯足可以說明該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程度，也即是可以說明該行為的犯罪性。眾所周知，行賄罪的客體特征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行為人不論是為了謀取正當利益或是為了謀取不正當利益而進行行賄，其行為本身都有已造成了對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廉潔性的侵犯和褻瀆，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符合犯罪的本質特征。行為人之所以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就是因為看中了其所處的地位和手中掌有的權力。國家工作人員公務行為的廉潔性的本質在于其公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國家工作人員為國家所雇用而依法履行公務，其報酬只能由國家以薪金的形式支付。此外，不應當接受其他任何機構和任何個人給予的任何財物。而行為人為謀取正當利益向國家工作人員進行行賄的行為是對其公務行為的收買，對其公務行為廉潔性的破壞，和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的本質特征是一樣的。行為人以正當利益為目的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只能說明其主觀惡性要比以謀取不正當利益目的的行賄行為輕，僅對量刑有影響，有意義，并不影響其嚴重危害社會性的實質。這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受賄罪不應以“當他人謀取利益”及“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作為構成要件，接受了賄賂就是以說明其嚴重的社會危害性。⑸只不過是與行賄罪相比，任何目的（不當和不正當）的行賄行為是從外部對國家工和人員公務行為廉潔性的侵犯，并沒有實質的差異。因此，為謀取正當利益的行賄行為也應規(guī)定為犯罪。當然，我們不能反駁說，因為刑法沒有將為謀取正當利益的行賄行為規(guī)定為犯罪，所以就不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那樣的話就等于什么問題也沒有回答。⑹我們在這里討論的是“實然”與“應然”的問題而已。以上僅就為謀取正當利益的行賄行為對行賄客體的侵犯來說明其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的，這是直接造成的危害。其實，一個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程度還不只是對客體直接的侵犯，還包括間接造成的后果。為謀取正當利益之行賄行為的嚴重的社會危害性還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滋長了行賄行為的進一步發(fā)展，進一步造成了權力的異化變質。行賄與受賄是一對孿生兄弟，是消長同步的。行賄行為的泛濫，必然造成受賄行為的成災，從而更進一步加劇權錢交易的頻度和程度。造成了社會公眾心理負擔。在當前社會中，大多數人都有認定，辦任何事情（正事和非正事，大多數情況下是正事）都需要“送禮”，否則根本辦不成事。其與行為人的經常行賄而刑法對謀取正當利益進行行賄行為的“寬厚仁慈”是分不開的。人們認為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這是“正道”。因此，在大多數人民不富裕的情況下會因此失去很多應得利益的，因為“沒錢辦不成事，其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是不可估量的。”破壞了執(zhí)政黨和國家機關的良好形象。中國共產黨是為人民謀取福利的黨，其宗旨就是為人民服務，作為一名黨員，一名國家工作人員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沒有自己的任何私利，而為謀取正當利益而進行行賄行為嚴重破壞了執(zhí)政黨的形象，降低了其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地位。人們認為其是金錢政府，而不是為民政府，久而久之只能失去廣大人民群眾的信任。阻礙了依法治國進程的推進和發(fā)展。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明確規(guī)定：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坝蟹梢溃蟹ū匾?，執(zhí)法必嚴，違法必究”是我國法制建成設的基本要求，特別是國家工作人員更應該身體力行，做嚴格執(zhí)法、依法辦事的模范，而謀取正當利益的行賄行為促長了國家工作人員對物質的占有欲，從而動搖了其依法行政的信念和觀念。當然，行為人為謀取正當利益而進行行賄到底是無奈還是由于其他原因都有不影響其對國家公務人員職務行為的收買性質。在此情況下，我們可以選擇其他救濟途徑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有學者認為，我國現行刑事立法對社會生活的干預已經過廣過深，我們應當順應當今世界非犯罪化的國際潮流，犯罪化是不尊重刑法謙抑原則的表現。⑺我們認為，刑法對謙抑性并不是讓刑法在新的危害行為面前無所作為。事實上，謙抑是指力求的最少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罰，獲得最大的社會效果，有效地預防和控制犯罪。⑻其要義就在于將刑罰權的行使限于必要的干預，即要求刑法對禁止行為與致任行為的范圍確定具有合理性，將沒有必要用刑法加以規(guī)范的行為犯罪化固然有違謙抑原則，而將有必要用刑法加以規(guī)制的行為非犯罪化也同樣是與謙抑原則背道而馳的。況且非犯罪化是針對度犯罪化的矯正。過度犯罪化現象的存在是非犯罪化的前提。我國與西方國家相比，刑法犯罪化的范圍及其程度究竟如何？有沒有實行非犯罪化的客觀必要，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⑼但至少可以說，我國刑法并不是處處都需要非犯罪化。如果為謀取正當利益行賄行為具有以上所論述的那樣的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并且有繼續(xù)深入發(fā)展的勢頭，在這種情況下要不要動用刑事法？我們認為回答是肯定的。否則，與刑法中犯罪概念實質定義理論不符合。二、“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在實踐中的困惑 從近幾年來我國經濟犯罪發(fā)展趨勢來看，伴隨著官員紛紛落馬成為階下囚的同時，行賄人（包括為謀取正當利益和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大多數都逍遙法外，以致造成了他們僥幸的心理，從而也更進一步加速成了受賄犯罪持為的急劇攀升，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儲槐植教授指出，我國刑法網不嚴主要表現在罪狀設計過多附加目的條件，諸如“以非法銷售為目的”、“以牟利為目的”、“非法占有為目的”、“以勒索財物為目的”、“以出賣為目的”、“以報復為目的”、“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為目的”等達20處之多，數量之大在各國刑事立法中實屬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