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問題，群眾路線是我們黨優(yōu)良傳統(tǒng)、優(yōu)良作風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中國共產黨在90多年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發(fā)展進程中，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獨有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優(yōu)良作風。毛澤東同志當年曾經指出：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我們黨戰(zhàn)勝困難、戰(zhàn)勝敵人的政治法寶。我們黨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圍繞著這三大重要的政治法寶，形成了一整套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優(yōu)良作風。如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反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作風，一切從群眾出發(fā)，一切依靠人民的作風，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這條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要求的群眾路線。在這其中，群眾路線應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群眾路線和理論聯系實際、批評和自我批評、艱苦奮斗、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真抓實干，不善空談等等是一個有機整體的其中一個 組成部分，它與其他部分之間是互為聯系、互為促進的，而且彼此之間又不能簡單地隔離和分裂。為什么中國共產黨人把群眾路線作為自己優(yōu)良傳統(tǒng)和優(yōu)良作風的一個重要組成內容呢？它是有著理論依據和歷史依據的。從理論上看，工人階級的政黨在自身建設中如何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保持密切的血肉般的聯系，這是工人階級政黨區(qū)別于任何資本主義政黨、封建主義政黨的一個明顯的區(qū)別、一個重要的標志。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推動世界歷史前進的，推動人類歷史發(fā)展的最根本的動力在于廣大人民群眾之中，因為人民群眾是社會物資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直接創(chuàng)造者，正是人民群眾推動了社會利益、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社會利益和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又不斷地要求調整生產關系，生產關系的變更同時又客觀地要求政治上層建筑和與之相適應的意識形態(tài)——思想文化要相應地發(fā)生變化。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認為，歷史是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的。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歷史，從來不否認精英人物或英雄人物在推動社會歷史發(fā)展中的客觀作用。古往今來、古今中外，精英人物、英雄人物在推進歷史發(fā)展的過程當中確實起到過非常獨特的作用。但馬克思主義歷來認為：創(chuàng)造歷史真正的主人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精英人物、英雄人物，只有他們代表了最廣大 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順應歷史的潮流，符合歷史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它才能夠在推進社會歷史發(fā)展的人類社會長河中發(fā)揮自己應有的作用，而精英人物、英雄人物同時又是人民群眾中的一員，它只不過反映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要求和一致意志，所以它才能夠和人民群眾一道把歷史不斷推向進步。中國共產黨人在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和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了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力的這一個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我們黨從小到大、從無到有，之所以戰(zhàn)勝任何艱難困苦，不斷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一個根本的原因是我們黨始終把堅持群眾路線，始終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保持血肉的聯系當做加強自身建設，樹立自己優(yōu)良作風的一個重要標準。所以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群眾路線：一切從群眾中來，又一切到群眾中去，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和中國革命、中國建設相結合的客觀結果。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建設中創(chuàng)造出了在這一條群眾路線，它又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中國是一個2000多年之久的漫長、悠久的封建社會的歷史，從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一直到清王朝的覆滅，在中國占據統(tǒng)治地位的始終是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皇帝和他的一個龐大的皇室家族。但中國封建社會歷史與西方的封建社會歷史有一個很大的不同，中國的農業(yè)社會、封建社會是建立在農業(yè)文明、農耕生產的這樣一個基礎之上的。我們的祖先發(fā)育于黃河兩岸，生長在黃土高原，在戰(zhàn)勝自然，謀取和生存發(fā)展的過程中，從家庭、血緣關系，最后發(fā)展到家國一致的封建天下，它始終是強調著一種注意整體，依靠整體的力量來戰(zhàn)勝自然災害，抵御外敵入侵這樣一種社會歷史發(fā)展軌跡發(fā)展下來的。在中國封建主義的文化中，封建主義的糟粕確實有很多，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傳統(tǒng)的封建主義的三綱五常，比較濃烈的人治思想、專制思想，這些都是中國文化中不健康、非文明的這一套東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構建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的進程中，我們當然應該吸收傳統(tǒng)民族文化的精華，而拋棄民族傳統(tǒng)文化中的糟粕，但中國封建主義文化中確實與中華民族的生存、中國農耕文明的一些特有的特定相適應，形成了一些直到今天也具有人類文明成果的，符合社會歷史發(fā)展要求的那一部分思想文化。如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和今天馬克思主義講的“歷史是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的這個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是存在著一定差別的，但兩者之間也有著一些相似的地方。唐太宗的時候就曾經說過：“民可載舟，亦可覆舟?！崩?百姓能夠讓你這個船乘風破浪、勇往直前，他也能夠讓封建統(tǒng)治階級頃刻之間土崩瓦解，覆舟，所以封建統(tǒng)治階級內部也曾經有過這樣的看法。“民為重，君為輕，社稷次之。”老百姓才是最重要的，君主和他比起來還是輕了很多，那江山社稷就更不需要說了。這些民本思想盡管是跟封建主義的一些思想、道德、政治傾向緊密地捆綁在一起，但相對于西歐的封建社會而言，它有一定的合理內核，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長治久安，延緩中國農業(yè)社會發(fā)展的歷史過程起到了一個的作用。中國共產黨人在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既堅持人類文明的一般要求，又實事求是地從中國國情實際出發(fā)。中國的國情大家都知道，鴉片戰(zhàn)爭以后，我們由單一的封建社會轉為或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這個社會里，由于民族資本相對地薄弱，我們的產業(yè)工人相對較少，而反動派的政治統(tǒng)治主要集中在一些大中城市，在廣闊的農村，反對派統(tǒng)治由于受力量的牽制，它不可能覆蓋得非常嚴密，這就為工人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奠定了一個空隙，提供了一個空間。而中國產業(yè)工人由于民族資本比較少，所以產業(yè)工人相對也比較少，跟西歐、北美比較起來，而中國人口大量是農民，農民分布在中國遼闊的土地上，又恰恰是在反動派統(tǒng)治力量比較薄弱的地區(qū)。所以我們黨堅持在依靠工人階級的同時，更加注重團結依靠廣大的農民群眾，組織他們形成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形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力量，正是在這個進程中受中國歷史上傳統(tǒng)民本思想的啟發(fā)，當然共產黨人不是簡單地照抄照搬或簡單地模仿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民本思想，而是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賦予了它完全新鮮的內容，這是我們黨在革命和建設中形成的黨的群眾路線，一切為了人民群眾，一切依靠人民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我們黨為什么特別強調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原因也在這里。第三點，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進而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其深刻的社會基礎和力量的源泉是來自于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我們的性質決定了我們的宗旨，這個黨沒有自己的私利，個別人員有自己的私利，但作為一個政黨，整個政治組織來說，它沒有任何自己的私利，它一切都是為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它的努力、它的奮斗、它的犧牲都是為了成千上萬的最廣大的人民群眾能夠在經濟上獲得富裕，在政治上獲得民主，在文化上獲得提升，真正使中國成為一個獨立、富強、文明、民主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國。正是我們黨有著自己一整套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優(yōu)良作風，正是我們黨在這些優(yōu)良傳統(tǒng)和優(yōu)良作風中形成了一條一切從群眾中來，又一切回到群眾中去，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群眾路線，在長期的革命中，在長期的建設中，我們才贏得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愛戴，因而黨和人民團結一致、同甘共苦、患難與共、共同奮斗，才不斷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二）堅持群眾路線是黨不斷取得勝利的政治保證 下面，我想談談第一部分里邊我想講的第二個問題，歷史充分地證明，什么時候我們黨堅持了群眾路線，我們黨就能夠轉危為安，不斷勝利。歷史無可辯駁地告訴我們，無論是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只要我們黨堅持我們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優(yōu)良作風，始終堅持黨的群眾路線，我們就能夠獲得人民群眾最廣泛的擁護和支持，我們就能夠戰(zhàn)勝一切困難，最終獲得勝利。我們的黨已經走過了90多個年頭，其中有28年的時間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長河中度過的。為了反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為了讓億萬人民群眾真正過上幸福的生活，為了使中華民族能夠真正獨立富強，鴉片戰(zhàn)爭以來無數仁人志士前赴后繼，流血犧牲，一代又一代追求的是上述這些理念。但無論是“戊戌變法”，還是“辛亥革命”，舊民主民主革命都沒有解決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根本問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聯合起來成為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在這樣一個國度里實行民主革命，它的任務是非常艱難的，它的道路是相當曲折的，沒有一個善 于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一個整合各種整合動員各種政治資源的政治領導核心，中國的民主革命要想獲得勝利和成功，幾乎是不可能。歷史告訴我們：這個政治領導核心是中國共產黨。但中國共產黨無論在革命還是建設中，它都不是一帆風順地走在前進的道路上，在它為中國人民謀取解放和幸福的歷史進程中，從過去到現在，它面臨著無數的艱難險阻。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失敗以后，蔣介石所代表的國民黨右派徹底撕下了包在身上的偽裝，露出了他們反革命的面目，背離了孫中山“聯蘇、聯共、輔助工農”的三大路線，但革命失敗以后，中國革命處在一個非常迷茫的社會歷史發(fā)展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只能在這個時候承擔起挽救中國革命，把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進行到底。所以，中國共產黨人用毛澤東同志當年所說，他們掩埋好了同伴的尸體，揩干了身上的血跡，勇敢地站起來又一次地投入了戰(zhàn)爭，為了人民的解放，民主的富強，國家的獨立，開始了一場新的進軍。中國革命要走出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首先要立足于農村，第二要有自己的武裝。毛澤東和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相繼組織了“秋收起義”、“南昌起義”和各地的起義，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為了中國人民解放的最初武裝力量——中國工農紅軍。中國工農紅軍經過三灣整編走向了羅霄山脈的終端，走向了井岡山，是要靠這支革命的武裝力量，一開始的點點的星星之火最后發(fā)展到整個中國大地封火燎原。早在井岡山時期或秋收起義以后不久，為了使中國工農紅軍真正建設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切為了人民解放和人民幸福的武裝集團。毛澤東同志親自為我們這個隊伍制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一條——“不拿群眾一針一線?！蔽覀兪冀K要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不傷害人民的絲毫利益，正因為我們的革命是為了億萬工農大眾，正因為我們黨所領導的人民群眾在其發(fā)展壯大的過程中始終依靠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始終圍繞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我們打土豪，分田地，讓窮苦農民耕者有其田，推翻了資本主義的封建專制統(tǒng)治，使億萬翻身農民在政治上獲得了自由和解放，這些都是人民群眾支持我們、擁護我們。所以從井岡山到后來江西瑞金的中央紅色根據地，地域跨到了江西、福建、湖南三省，而且其他地方也都陸續(xù)建立了一些革命根據地，原因在哪里？國民黨前四次圍剿絲毫沒有擊潰我們。二萬五千里長征，那樣艱難困苦，我們每到一地，不傷 害人民群眾的利益，幫助人民群眾解決他們的燃眉之急，獲得了人民群眾的支持，無論是搶（巧）渡金沙江、四渡赤水，人民群眾把自己家里的門板拿來為我粱鋪橋架粱，很多貧苦農民家庭的老人把自己將來準備做壽用的棺材板都主動地貢獻出來了，幫助我們獲得戰(zhàn)爭的勝利。而這一個前提是我們堅持了群眾路線，始終想著人民群眾，一切為了維護人民群眾，同時又一切依靠人民群眾，人民群眾才把共產黨人和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看成是自己的人，應支持和擁護的人，我們才在艱難困苦的條件下爬雪山、過草地，不斷地轉危為安，最后勝利地實現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了陜北，建立了新的抗日根據地。抗日戰(zhàn)爭時期，盡管國共為了共赴國難又一次聯合，但國民黨在各方面始終是限制、牽制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有的時候制造軍事摩擦企圖消滅共產黨的軍事力量，有的利用他們當時所占據的政府地位在物質資源、裝備保障上處處遏制我們，使得我們對八路軍、新四軍的在給養(yǎng)保障、武器裝備上都處于非常尷尬、困難的境地。為什么我們在陜干寧邊區(qū)根據地開展大生產運動？是由于上述種種原因，我們要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這是毛澤東同志說的話，我們在陜干寧邊區(qū)不能過多地從人民群眾那里收取糧食，拖累廣大的百姓，所以我們不得不拿出一支部隊，同時發(fā)動邊區(qū)全體干部戰(zhàn)士依靠人民群眾的支持墾荒種地，實現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黨同樣是依靠我們黨的優(yōu)良作風、優(yōu)良傳統(tǒng)，依靠我們黨的群眾路線不斷地取得了人民群眾的支持的。新中國建立以后，盡管在前進的道路上，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征程中，我們發(fā)生過不少錯誤。甚至有些錯誤很嚴重，類似于“文化大革命”這種全局性的錯誤，但即便如此，我們黨始終還是堅持自己的群眾路線的，把一切依靠群眾、一切為了人民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當成我們黨克敵制勝，獲得勝利的根本保障和政治法寶。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圍繞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在全黨深入開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著力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提高做好新形勢下群眾工作的能力。這是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準確把握國際國內形勢，妥善應對考驗、化解風險，運用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加強黨的建設的重大舉措，對于我們進一步加強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進一步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促進黨員干部做到求真務實、清正廉潔，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我們要準確把握中央關于教育實踐活動的部署和要求，將其作為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一項基礎工程，切實抓緊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