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平打電話把我叫到他家里。他跟我說，他決定要下基層、回農村去工作。他還說，他向耿飚談自己的打算時，耿飚曾經挽留他說，下基層鍛煉是好事，也可以到野戰(zhàn)軍去嘛。但他還是堅持要到地方上去。習近平跟我說，他之所以要下到農村地區(qū)去做基層工作，主要是出于兩個考慮。一是國家已經步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在地方上會比在軍隊里接觸的事物更全面，更接近民生民情，對自己的全面鍛煉更有利。二是他自己在陜北干了七年，知識和工作經驗最豐富的積累，還是從農村來的，而且農村目前正處在改革的前沿，還是到農村去才更能發(fā)揮他的優(yōu)勢。說了這些想法之后，他還說了幾句話，我至今記憶猶新。他說：“這次下去，干得好，將來成就一番大事業(yè)，干得不好，就在下面給老百姓做些實事，也沒什么?！甭犓f這番話，我很感動，但一點兒也不覺得意外。選擇從政道路的人誰都明白，雖然都希望在這條路上能不斷進步，逐漸承擔更多的責任，開創(chuàng)更大的事業(yè)，但能否如愿不光取決于自己的努力，還有各種外在的環(huán)境因素和機遇因素制約，這是一條充滿不確定性的路。當時由于十年**對干部隊伍和大學教育的摧殘，干部隊伍青黃不接，有一批高干子弟通過特殊途徑得到快速提拔，被稱為火箭式的干部，比起下基層，這似乎是一條不確定性較小、快速占據制高點的路。但習近平不愿意走捷徑，他覺得自己雖然做過大隊支部書記，但積累的到底是最基層的工作經驗，歷練和視野還不夠全面，從縣一級起步會打下更堅實的基礎。雖然這樣做，前面的路不確定性很大，但這里又一次顯示了習近平在人生道路抉擇和自我設計上的不同常人之處，因為不管從政道路的前景如何，在基層為群眾做實事的權利總是不會被剝奪的。只要有這一條墊底，而且為群眾做事又是自己的樂事，那么個人前程的不確定性也就算不了什么了。我看他下去的決心已定，就對他說：“那好啊，你既然已經決定要下去，我給你帶一個人來，給你介紹一下農村改革的情況?！蔽艺f的這個人是我在北大的同班同學鄧英淘，他當時是農村發(fā)展研究組的成員，這個研究組主要由在農村插過隊的在校大學生組成，他們已經在全國各地農村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給中央提出過很多好的建議。習近平同意后，第二天我就和鄧英淘從學校騎自行車又到了習近平家里。那天，鄧英淘跟習近平談得很投機，給他分析了農村改革的形勢，提了很多建議，習近平聽了覺得很有幫助。三十年之后，2012年習近平和我見面時，還跟我提起這件事。當時鄧英淘剛剛去世，習近平表達了惋惜之情，并告訴我，他還讀過鄧英淘寫的書。習近平去正定后不久，我也從北大畢業(yè)了，被分配到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理論組工作。幾個月后，我記得是夏秋之際，習近平有一次從正定回北京辦事，又把我叫到他家里去，和我聊他在正定工作的情況。當時我看他情緒很好，談起正定的各種事情帶著一種興奮的語調。雖然去的時間還不算長，但他已經對推進正定的經濟文化建設形成了很多設想，其中之一是在正定建一座榮國府，那次回京就和推動這個事情有關。1992年我去福州看習近平時，他和我說起過他在正定任職時的一件事。那是在他擔任了正定縣委書記之后，有一次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邀請了三個縣委書記去他那里座談，這三個書記都是從北京下到農村工作的年輕干部。會上三個人分別匯報了所在縣經濟改革的情況和各自對農村工作的看法。會后當天晚上，有熟人就打電話告訴習近平，老杜聽了三個縣委書記的匯報后說：“還是小習講得最實在?！蔽衣犃诉@個事一點兒也不感到意外，因為在陜北農村共事時我就知道，習近平做事總是沉穩(wěn)務實的，他不喜歡“三把火”“三板斧”式的工作方法，而是講究吃透實際情況，循序漸進。2012年時，他在飯桌上還和我們說起，當時有一個外縣的縣委領導帶代表團到正定來交流改革經驗，所有團員都是西裝革履，并且在和正定的干部交流時鼓動正定干部也應該都穿西服。習近平沒有接受這樣的建議，因為他雖然不反對穿西服，但這終究是表面的東西，沒有必要把這作為改革的措施來強求一律。他還說起與此相關的一件趣事，他剛到正定的時候是縣委副書記，書記是個工作經驗非常豐富的老干部，習近平對他很尊重。習近平那時經常穿一件軍大衣，戴一頂鴨舌帽，有一次老書記請他到家里，坐在炕頭上喝酒，老書記說：“你哪方面都挺好的，就是那個帽子……”習近平聽了后，覺得這不是大原則問題，就欣然聽從了老書記的建議，不再戴那頂帽子了。我的一個朋友呂日周當時是山西原平縣委書記，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時曾到正定搞過調研。他最近告訴我，他當年到正定調研時接觸到的干部群眾，普遍對習近平給以很高評價，有的年紀大的農民說，近平是我們農民的兒子；年輕人則說，近平待我們就像兄弟一樣。呂日周跟習近平在正定談了很多，他說習近平當時曾跟他說：“我們讀了很多書，但書里有很多水分，只有和群眾結合，才能把水分蒸發(fā)掉，得到真正的知識?！眳稳罩苤两駥@幾句話印象深刻。今天就先談這些吧。最后我想說幾句的是，我和習近平的友誼雖然延續(xù)了幾十年，但近距離接觸到的只是他人生道路上很少的一些片段而已，不過就從這些不多的片段中，我確實感受到，為群眾做實事是他始終不渝的信念。對于習近平來說，這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也不是什么被灌輸的教導，而是早在陜北七年里，在和那些“面朝黃土背朝天”、掙扎著生存的普通老百姓牽手共度時艱中，就油然而生的、鑄入血液中的信念。對他來說，這不是自己升遷業(yè)績的籌碼，而是沒有其他任何興趣能夠替代的人生樂事。毋庸諱言，習近平在陜北的七年正處于我們國家一個特殊的時期，一個黑白顛倒、美丑錯亂的時期。但是，在延川這個全國貧困縣的貧瘠土地上，卻在同時期中走出了習近平、孫立哲、路遙、史鐵生等一批不甘平庸的青年，這并不是“文革”的成果，不是極左路線和烏托邦理論的成果。中國自古以來，不管是在盛世還是衰世，不管環(huán)境多么荒謬，總是有懸壺濟世的良醫(yī)出現，總是有“邑有流亡愧俸錢”的良吏出現，這是我們的民族能夠生息綿延的脊梁所在。我們現在回憶這些青年人當年的腳步，不是歌頌什么虛幻的口號和運動，而是認可那些在艱難困苦之中仍然頑強地尋找和實現人生的意義、“男兒當自強”的精神。2008年我在北京和習近平見面的時候曾對他說：“我跟你認識這么多年，我想把我知道的關于你的故事寫一寫。”他當時笑著對我說：“我還不到蓋棺定論的時候?！彼脑捨彝耆軌蚶斫?。習近平行事低調，從不愿意過多宣傳自己，他在福建接受記者采訪時曾說過此前已經拒絕過大概上百次采訪。加之現在他肩負重擔日理萬機，講他的故事這樣的事確實算不上什么急務。不過我覺得，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讓老百姓更多更深入地了解我們的領導人，不僅看到他們在臺上作大報告的樣子，也知道一點兒他們的甜酸苦辣和內心世界，也應該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題中之意。所以，我覺得中央黨校做這個系列采訪實錄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