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是毫無原則，聽任地方官吏任意浮收。它的原則就是要分享浮收的利益，并且要拿大頭。而且，這個比例是逐年增加的。如光緒二十三年（1897），它在江西浮收的地丁每兩中提銀七分，%[6]；在漕米每石中提銀一錢，%[7]。光緒二十四年（1898），清政府續(xù)在江西丁漕中各提銀四分，地丁浮收的提取率已 %[8]，%[9]；光緒三十年（1904），清政府又在江西的地丁浮收中每兩加提銀一錢二分，加上舊章提補捐款銀一錢，至此，%[10]。同時，清政府在漕米每石的浮收中續(xù)提一錢三分，加上舊章提補捐款銀二錢，%[11]，留在地方官手中的不過20%。對于清政府這種暗加明不加的作法，當時即有人評論說：“朝廷不居加賦之名，隱收加賦之利”，“乃轉以銀貴為利，惟知朘民以充庫”[12]。清代，地方官吏另辟財源的方式是差徭和浮收。民國時期，則是田賦附加和苛捐雜稅。1928年，國民政府召開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確定中央收入與地方收入標準，將田賦劃歸地方。中央和省地稅劃分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負面作用。其正面作用是田賦歸省，田賦附加稅歸縣，省、縣有了獨立財政，如果運用得當，可以促進農(nóng)村和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但在實踐中，其負面作用看來更大。首先，田賦及其附加稅劃歸為省、縣稅，中央失去了對田賦及其附加稅的控制，導致田賦及其附加稅大量增加；各縣行政經(jīng)費失控，農(nóng)民負擔加重?！案蕉愲S著新政一天一天地加多，例如，辦黨要錢，辦自治要錢，修路修衙門要錢，這些錢只好盡先向農(nóng)民要”[13]。廣西武宣縣“近年新政繁興，田賦加至四五倍之多”[14]。其次，劃分中央和地方稅收后，征稅權很容易被土豪劣紳所篡奪，甚至保衛(wèi)團團總和村長也要私收畝捐。如河南寶豐縣“三區(qū)三團團總龐公敏接事僅四十日，每畝地派七十五文”[15]。浙江紹興縣秋湖村村副陳大華“竟敢私收畝捐，自耕每畝五角，佃耕每畝二角五分”[16]。 鑒于“征賦之權，操諸地方，附加攤派，漫無限制”。國民政府財政部于1933年5月重訂整理田賦附加辦法，呈行政院核準，通令全國遵行，規(guī)定：“一、附加總額連同正稅一并計算，不得超過地價百分之一，至地價未經(jīng)查報各地方，附加總額暫以不超過正稅為限；二、超過前項限度之地方，應將原有附加，分別裁減，其裁減程序，有關行政費者為先，事業(yè)費次之”[17]。 辦法頒布后，各省紛紛采取了陽奉陰違，甚至變本加厲的態(tài)度。如浙江省“接奉中央命令以后”，“規(guī)定六項核減辦法：第一是另籌其他收入抵補，再行減免田賦附捐；第二是不隨田賦附加，另行改征。凡各縣現(xiàn)征之教育畝谷捐，擬令改辦學谷捐，以免與田賦附加相混；第三是本非田賦附加，應行揚除計算。如測繪經(jīng)費、海塘捐等，均非附稅性質(zhì)；第四是停征期滿附稅；第五是核減過重捐率；第六是免除已呈準尚未開始征收之若干附捐”。時人評論說：“前面三項僅僅換了一個名目，揚出于田賦范圍以外，所謂減輕，可以說是有名無實”，“因此雖然省府會議通過減免全省田賦一百六十萬元，可是究竟能使農(nóng)民獲得多少利益，終于還是一個疑問”[18]。還有的省，竟然乘機利用田賦及其附加稅不得超過地價百分之一的規(guī)定大肆加稅。如廣東省“財廳指派評價委員分赴各縣評定地價，改征地稅，按照地價值百抽一計算，全省各縣一律開征地稅后，每年可得地稅一千七百萬元左右，比之前征錢糧收入，約增一倍有余”[19]。1935年，在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宣布廢除苛雜后，苛捐雜稅仍然有增無減，而且有的縣“稅收加倍”[20]。“例如浙江所廢除苛雜多至四百五十七種，但此四百五十七種苛雜征數(shù)僅有二十四萬七千五百余元，最細小之捐稅有年征二三元者；所以此類苛雜廢除以后，對于政府和人民均無多大影響，至多只是省卻許多麻煩而已”。江蘇在廢除苛雜以后，省財政廳派員密查，據(jù)報各縣苛捐雜稅至少還有二百多種。此外，據(jù)報載，河北省“平山苛雜還有二十三種，灤縣六十余種，曲陽三十余種，日用物品均須征稅”。并且，“舊苛雜雖然漸次廢除，而新增稅捐也并不少”，如江蘇新增耕牛過境捐，每頭自一元二角加至二元四角；湖北征收堤工捐；浙江征收交通附捐，并增屠稅附捐；浙江東陽縣1934年的屠宰稅反比1933年增加四成[21]。國民政府減輕田賦附加和廢除苛捐雜稅的事實證明，如果不改變中央和地方條塊分割的國家財政體制，要防止地方另辟財源，加重農(nóng)民負擔是不可能的。（二）在國家財政條塊分割的體制下，形成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塊塊，這些塊塊在征派時層層加碼，處處截流，進一步加重了農(nóng)民的負擔。如河南省禹縣在上世紀30年代“各區(qū)亦皆各自為政，競相仿效，任意攤派，甚至各聯(lián)保或各保，亦可濫派公款，其派款名稱之繁，與數(shù)目之多，實出人想象以外。計每年所派款目，不下百余種，每兩丁銀，攤至二三十元之多，統(tǒng)計全縣民眾，每年受派款之損失，約不下百余萬元，農(nóng)民全年之收入，尚不敷幾次派款之輸將”[22]。其他省的情況也大同小異。當年（1934）負責河北省土地調(diào)查的某委員說：“農(nóng)村田賦太重，每畝捐稅一角，一切附加原即在內(nèi)，但村公所又攤派三四倍之數(shù)”[23]。據(jù)調(diào)查統(tǒng)計：“一個農(nóng)民全年的負擔，省款占百分之十，縣款占百分之十五乃至二十，而區(qū)村的攤款要占到一個農(nóng)民的負擔百分之七十五乃至八十?？芍r(nóng)民輾轉呻吟于重負之下，所苦的實是區(qū)村攤款，而非省縣正稅”[24]。（三）在國家財政條塊分割體制中，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是割裂的，中央財政只是間接獲得地方財政的征稅成果。因此，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是隔膜的。中央財政缺乏對地方財政的監(jiān)控，實際上對地方財政實行“完成定額，多征歸己”的包干政策。這就促使地方加大征派力度，以致不斷加大征稅成本。晚清時期，地方的稅收隊伍不斷擴大。江西萬載縣，光緒時期，“一稅差有數(shù)十幫差，一幫差有無數(shù)鄉(xiāng)差”[25]。河南淮陽縣“舊每里柜書、司賬、催征各一人，今（宣統(tǒng)年間——筆者）每里每項各十人”，“此書吏皆借浮收以資養(yǎng)贍，且有加無已，屢控屢禁，勒索益甚”[26]。再如湖北沔陽州“州城內(nèi)外，除各戶書吏一百四五十家，差二百四五十家，里書、塊差八九百家之外，不靠衙門食飯者不滿百家”[27]。國民政府時期，情況大同小異，甚至更壞。如河北省“中飽情形”，“各縣都有，其中某縣欠賦達十三萬余元。據(jù)一般估計，至少二分之一是該縣所謂政務警察中飽的，因為那里的這類警察太多，幾近千人，而有薪金的還不到一百人，”[28]。陜西省“農(nóng)民交納稅款，要經(jīng)過糧頭、莊頭、甲長、糧賦長、村長、鄉(xiāng)長、區(qū)長的手，才到縣政府，這些經(jīng)手人自然要得些利益，由此農(nóng)民身上又增加了一層負擔”[29]。但是，農(nóng)民負擔捐稅和攤派的能力畢竟是有限的。當他的剩余勞動被侵占的時候，他的擴大再生產(chǎn)便已無法進行；當他的必要勞動被侵占的時候，他及其家庭便已無法生存。這時候，這個國家的基礎便被動搖了，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龐大的國家機器便會突然崩潰了。20 /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