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件面前可以說是被告人的 生死決定者。然而持續(xù)了 20 多年的嚴打所導致的重刑主義思想使很多法官相信了重刑的威懾功能，因此所形成的心理定式和司法習慣使法官在處理凡是觸犯了掛有死刑條款的犯罪，往往不是從輕至重的考慮，而直接使用了死刑。 法官情緒力量的影響也是導致法官在面對窮兇極惡的犯罪人時不能理性的運用法律思維的一大因素。我們承認法律工作者尤其是一線法官不是沒有感情 的，但法官的感情應該被限定在法律的框架之內，被限定在保障人權、司法公正、充分發(fā)揮刑罰功能的理性考量之內。刑事法官特別是一審法官的個人素質的低下使得情緒力量極大 的影響了司法判決。 一直以來我們的基本政策之一是“穩(wěn)定壓倒一切”。因此法官在公正的處理案件時還肩負了通過審理案件來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巨大壓力，這就要求處理的案件達到社會公眾、被害人及其親屬、媒體輿論都能接受的程度，在這種多重矛盾沖突的情形下，法官素質的低下就為選擇刑罰設置了障礙，從而產生過重的判決，因為法官無能力找到更為折中的解決辦法。 長期以來，民眾甚至法官在處理案件時都過分強調案件事實，而忽視辦案程序，甚至認為程序只是形式，這種重實體、輕程序的辦案模式亟待克服 。 首先，死刑案件的證據(jù)運用嚴重失范。現(xiàn)行《刑事訴訟法》雖然確認了嚴禁刑訊逼供等非法收集證據(jù)的原則，也要求證據(jù)的運用遵循確實、充分的標準，但是，從近年來相繼曝光的死刑錯案來看，死刑案件在證據(jù)運用上存在嚴重失范。這其中最為突出的情況就是：非法證據(jù)得不到排除、案件事實不能排除合理懷疑以及強迫被告人自證其罪。以杜培武、李化偉趙作海案為例，被告人明顯被屈打成招的供詞都被堂而皇之地作為定罪的重要證據(jù)。杜培武殺人的槍支直到定罪執(zhí)行也是下落不明，被告人明顯的被刑訊逼供；李化偉殺妻的動機不明，雖然理論上均足以引起對 其殺妻事實的重大懷疑，但法官卻在這些合理懷疑沒有排除的情況下判處死刑。面對這些錯案既暴露了死刑案件中非法證據(jù)得不到有效排除的惡疾，也顯示出排出合理懷疑標準在死刑案件中的無能為力。 其次，法院對可能判處死刑者的法律幫助難以落實。《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了，對于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如果被告人沒有聘請律師那法院必須對被告人進行法律援助，指定律師為其辯護。這一規(guī)定是為了保障被告人的辯護權，使死刑案件得到公正的審判。司法實踐中，法院也確實為這類被告人指定了辯護律師，但由于我國的司法援助制度還不夠健全，接受援助任務的 律師大多責任心不強，往往在庭審前一兩天才閱卷見人，庭審時常常只能發(fā)表諸如“被告人系初犯，認罪態(tài)度較好，請求從輕處罰”這類的無實質觀點的辯護。而且，訴訟法只規(guī)定法律辯護僅限于審判階段，在對判處死刑至關重要的偵查和審判起訴階段，這類被告人 卻得不到應有的法律援助，這就使這類案件不能從根本上得到切實的嚴格處理。最后，對于一審被判處死緩的被告人，大部分二審法院并未按照法律規(guī)定為其指定辯護律師。 對此，我認為可以采取以下的方法解決： 長期以來，司法工作者都把死刑的作用放大化，認為對于那些嚴重犯罪來說，死刑是最好的懲罰辦法，過大的夸大了死刑的作用。然而，刑罰的目的并不僅僅是懲罰犯罪人，更在于它的教育廣大人民群眾和犯罪者以及預防犯罪的作用。一味的相信死刑可以遏制嚴重犯罪，不僅不會起到預防作用，反而使人們抵觸法律，產生更加叛逆的心理。 因此，對于死刑的作用應該從根本上轉變司法理念。其中要做到兩點，首先就是關注人權。人權保護是憲法的基本原則，落實到司法實務中就要求我們不僅要保障普通公民的人權，更要重點保障被告人的基本人身權利，而 其中死刑案件的嚴格把關與使用限制就是最為重要的一項?！靶谭▽θ藱嗟谋Ｗo，不單指對一般社會成員的人權保護，而且也是作為社會成員的犯罪者本人的人權的保護?！苯鉀Q社會問題在于解決社會原因而不能僅僅是用嚴酷的刑罰方法來解決，否則就是歷史的倒退?，F(xiàn)今我國社會上還存在重大惡性犯罪的頻繁發(fā)生現(xiàn)象，想要解決這些惡疾，追根到底還要找到產生它們的社會原因，而不能單純的對犯罪人適用重刑，這樣只能治標而非治本。 其次，注重從實質、程序失衡到二者并重的辦案方式。正如本文上面所說的現(xiàn)今處理案件時出現(xiàn)的欠缺程序合法的問題，我們在 處理死刑案件時更應該提高程序的合法與公正，必須嚴格遵守法定程序，特別注重程序公正問題。我國刑事立法對死刑案件的辦理規(guī)定了比普通案件更為嚴格的程序，從而為防止錯殺、濫殺提供了程序法上的保障。在辦理死刑案件過程中，從偵查、批捕、一審、二審、死刑復核直到臨刑監(jiān)督各個環(huán)節(jié)，都要嚴格把關，必須解決糾正“重實體、輕程序”的錯誤傾向，消除刑訊逼供、非法取證、超期羈押等違法行為，確保案件的公正審理。 ：相關制度的完善 從限制死刑的角度來說，正如上文論述的司法應該先于立法，然而正確、合 理的司法限制必須以立法為前提，必須在既定法律的限度下。所以，在正確司法的條件下，立法也必須為司法服務，盡可能的為司法掃清障礙。因此，司法限制以立法為前提的情況下，立法上應該完善的相關制度，我認為大體上有一下幾點： 第一，證據(jù)規(guī)則。首先，現(xiàn)行《刑事訴訟法》對于刑事案件的證據(jù)標準統(tǒng)一規(guī)定為“證據(jù)切實、充分”，但由于死刑案件涉及被告人的生命權利，所以證據(jù)標準應該從普通案件的確實充分提升到排除一切合理懷疑。在這方面，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做法值得推廣。在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多次強調死刑案件應 該堅持兩個基本，即“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jù)確鑿”的背景下，該院頒布實施的《關于刑事審判和定案的若干意見》第 66 條規(guī)定：“對死刑案件應做到案件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懷疑，否則不能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一切合理懷疑是指： （一）現(xiàn)有證據(jù)不能完全涵蓋案件事實； （二）有現(xiàn)象表明某種影響案件真實的情況可能存在，且不能排除； （三）存在人們常識中很可能發(fā)生影響案件真實性的情況?！憋@然，這在很大程度上強調了死刑案件之較之非死刑案件的更嚴格的證明標準。 其次，非法證據(jù)在死刑案件 中必須排除。非法證據(jù)是指證據(jù)的收集主體、方式、程序違反法律的規(guī)定，最為典型和嚴重的現(xiàn)象就是刑訊逼供。案件處理過程中，辦案人員由于急于求成或嚴重不負責任等其他原因，在收集案件過程中沒有按法律規(guī)定進行，雖然我們不能否定這些非法收集的證據(jù)有些是能夠證明案件的某種事實的，但適用這些證據(jù)來證明案件就違背了法律的宗旨，即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利。非法證據(jù)的收集過程由于不合法就必然的侵犯與之相對應的當事人的合法權利，特別是死刑案件直接關系到被告人的生命，所以更要切實的保護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對于非法收集的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證據(jù)必須不以采納，這也是司法法治化的必然要求，否則，司法行為的公正、合法必然遭到質疑。 再次，在死刑案件中，應當實行證人必須出庭作證。所謂關鍵證人是指對認定案件事實或對死刑犯量刑有關鍵作用的人。我國刑事審判中，證人出庭作證率極低，當事人雙方也大多以證人證言的方式提供證詞，這就不利于證言的真實行。證人出庭作證不僅可以使法官詢問清楚模糊的細節(jié)，而且由于法庭嚴肅性的威懾也會使證人由內心產生一種懼怕心理，使證言的真實性加大。 最后，要切實保證可能判處死刑的人獲得法律幫助。如上文所說，我國法 律援助 制度還不夠完善，但是可能判處死刑的多數(shù)犯人法律意識淡薄無法有效的進行自行辯護而且家庭也大都不能夠承擔律師費用，所以法律援助制度是為這些人提供國家保護的最直接和有效的手段，所以在我們思考的限制死刑這一問題時，更應該思考怎么能讓這類犯罪人有效的表達自己的想法，充分行使他們的辯護權。切實的保證國家的法律幫助落實到這些人，需要提升司法工作人員的數(shù)量和質量，完善法律援助機制，創(chuàng)建法律援助究責機制。 第二，量刑規(guī)則。首先，制定相統(tǒng)一的死刑標準。就全國而言，一些案情相似的案件，在量刑結果上存在差距，好像各省有不同 的法律。以貪污受賄案件為例，我國《刑法》規(guī)定，個人貪污或受賄數(shù)額在 10 萬元以上的處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沒收財產。根據(jù)這一規(guī)定，貪污 10 萬元以上的可以判處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緩期執(zhí)行；死刑，立即執(zhí)行。這就產生了有時貪得多的沒判死刑，貪得少的反而被判了死刑的現(xiàn)象，引起人們不解。制定相統(tǒng)一的死刑標準，使法官的量刑步驟和量刑方法有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達到“不同時期、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對案件事實基本相同的被告人，作出的量刑結果保持基本平衡，實現(xiàn)量刑在空間和時間上的均衡”。這不僅確保 了司法公正，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官對于可能判處死刑案件的自由裁量，減少因案件而腐敗的現(xiàn)象，而且還使被判處死刑的罪犯心服口服。 其次，必須嚴格依法裁量死刑，嚴禁法外用刑。這是罪刑法定原則在死刑裁量中的要求和體現(xiàn)。死刑的裁量必須嚴格遵循刑法所設立的規(guī)格和標準，包括刑法總則規(guī)定的適用死刑的一般條件和刑法分則規(guī)定的適用死刑的具體情節(jié)，絕對不能逾越法定的界限濫施死刑。例如，刑法總則規(guī)定對犯罪時不滿 18 歲的人不能適用死刑，對此決不能隨意突破，哪怕犯罪時差一天就滿 18 歲的人，也不能判死刑。 第三，運行被害人 國家補償制度。死刑案件大多情況下伴隨著附帶民事訴訟，一般情況下合理的民事賠償可以對被告人進行一定程度的從輕處罰。當被告人確實沒有賠償能力時，國家在財力許可的范圍內可以替被告人對被害人進行補償，以使被告人能夠得到從輕的處理。但這種國家補償制度我認為僅限于可能判處死刑的案件而且適用條件應該予以限制，這是由于國家資源的有限性和對犯罪人的懲罰的必要性。但是在進行賠償可以對被告人免于一死的情況下，不能因為 被告人的經濟承擔問題而使其喪失這種權利，所以國家補償制度應該予以考慮。 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起草的相關死刑案件的法律適用標準，對于統(tǒng)一死刑案件的司法標準、限制死刑有一定程度的作用。但是我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導致地區(qū)間的差異較大，而且各個案件有不同的背景、起因、過程，法官的素質也不一樣，所以在有實質行的立法標準的前提下，一審法官在法律規(guī)定的情況下面對死刑案件創(chuàng)新裁判的思路和方法就尤為重要。 首先，對于認定案件事實的思路和方法，立法為一審法院限制死刑留了充足的空間?！缎谭ā芬?guī)定了確定死刑的對象為“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并且規(guī)定了對于不是必須立即執(zhí)行的可以適用死緩。這在一定程 度上增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面對不同的案件情況可作酌情的考量。 其次，法官應當正確引導當事人尤其是被害人親屬接受法院判決的思路和方法。適時的適用司法調解、正確對待民意、理性對待民憤。死刑的公正性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在人民群眾的社會正義感中，因為在一般情況下，集中體現(xiàn)著人民意志的死刑立法同人民群眾樸素的正義感是基本一致的。應當承認，平息民憤是死刑適用時應當酌情考量的一個因素，但任何時候都不能將民憤對于死刑適用的影響力夸大到不應有的程度，因為民憤畢竟帶有一定的非理性成分，而感情不能代替證據(jù)，義憤不能代替理智。 民憤這一情節(jié)只有在經過法官獨立判斷之后，才能對死刑的裁量發(fā)生適度影響。在實踐中，由于社會公眾很難全面細致地了解全部案情，加之某些傳媒為追求轟動效應而不顧事實進行炒作，有意渲染案情或認為地取舍案情，從而會形成錯誤的輿論和民憤。在此情況下，法官一定要保持清醒和冷靜的頭腦，要敢于頂住來自社會各界的壓力，依法秉公而斷，決不能盲從或屈服于不正確的民憤，從而犧牲法律的公正性和司法的獨立性。只有這樣，才能使所辦的死刑案件成為經得起歷史考驗的鐵案，才能杜絕冤殺無辜的悲劇發(fā)生，也才能真正體現(xiàn)人民法官對生命負責、對人民負責的精 神 最后，法官要有正確的法律解釋的思路和方法。由于現(xiàn)行死刑立法的一些條款具有較高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在實踐中需要司法人員根據(jù)死刑政策和立法精神，結合具體案情予以把握。對于某些帶有一定普遍性的疑難問題，最好由最高司法機關作出統(tǒng)一而明確的解釋，而對于涉及死刑適用的司法解釋，一定要符合 立法本意和刑事政策精神，貫徹從嚴解釋的原則，不能借助于司法解釋來擴張死刑的適用。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凡關系到死刑適用的，只能限制解釋，不可隨意地擴大解釋。 司法工作者能夠做到以上的要求，充分發(fā)揮司法者在死刑控 制中的能動作用，這就要求司法者增強控制死刑的道義和政治責任，清醒認識現(xiàn)行死刑立法的弊端。 對于死刑的限制，我國已經高度重視并采取了相應的措施，最高法院決定收回死刑核準權就是為了最大限度的限制死刑。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普法力度的提高以及法官職業(yè)素養(yǎng)的曾強，代表法治國際化、尊重人權的現(xiàn)代法治國家將逐步在我國成型，死刑的司法限制將是這一歷史進程中重要的一筆。 “人終有一死，但有時‘綠色旅程’似乎永無止境”，這是本片的結束語，我好像明白點什么了，但是我還是希望這個綠色的旅程早些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