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現(xiàn)代化。提出了“六個圍繞”，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tǒng)性、整體性、協(xié)同性，加快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tài)文明：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jīng)濟體制改革；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tǒng)一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緊緊圍繞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緊緊圍繞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會體制改革；緊緊圍繞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tài)文明體制改革；緊緊圍繞提高科學執(zhí)政、民主執(zhí)政、依法執(zhí)政水平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十八大三中全會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發(fā)展社會生產(chǎn)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努力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更加廣闊的前景。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帶領下，發(fā)展成果將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體人民。2013年12月13日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也是實現(xiàn)“十二五”規(guī)劃建設目標的重要一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中，十八屆四中全會以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實現(xiàn)國家治理法治化為主題。十八屆四中全會貫徹了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實質(zhì)，運用依法治國的理念和方式，進一步開創(chuàng)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局面。一、依法治國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方略。國。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則把依法治國提升到了新的高度，鮮明地提出“建設法治中國”，并且把“法治中國”歸結為“三個依法、三個法治”，即“依法治國、依法執(zhí)政、依法行政”，“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認識高度。盡管中國提出法治化和依法治國方略已有30多年的時間了，但是，從黨員干部到普通公民，養(yǎng)成法治的精神素質(zhì)、思維理念和行為習慣，自覺遵守法律、按照法律規(guī)定辦事的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尤其是現(xiàn)在要全面深化改革，這個問題更突出了。在一些地方和基層，干部法律知識不多、法治觀念淡薄，甚至輕視法律，出現(xiàn)違法的事還甚多?！笆裁捶ú环ǖ?，先干起來再說”，這樣的草莽式人物還不少。應該說，這就是即將召開的四中全會要專門討論和出臺依法治國相關決定的深刻背景和重大意義所在。進入全面深化改革新階段，必須樹立依法治國的至高無上的理念。三中全會以來，習近平非常強調(diào)法治問題。他明確指出，“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jù)。在整個改革過程中，都要高度重視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發(fā)揮法治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加強對相關立法工作的協(xié)調(diào)，確保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改革?！本透母锖头ㄖ蔚亩哧P系而言，孰重孰輕、誰主誰從，現(xiàn)在已一清二楚。依法治國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方略，改革要于法有據(jù)，任何個人或組織包括中國共產(chǎn)黨在內(nèi)，都要遵守憲法和法律，都必須自覺地把法治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斷不可隨意逾越。有人認為，改革要于法有據(jù)，依法治國讓黨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nèi)活動，顯然有損于黨的偉大的、光輝的形象。此說謬矣。必須看到，憲法和法律是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人民制定的，它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中國共產(chǎn)黨遵守自己和人民制定出來的憲法和法律，這有什么丟臉的呢？正因為這樣，中國共產(chǎn)黨才一再申明，黨也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nèi)活動”，黨沒有任何“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相反，如果以為黨是偉大的、光輝的，就可以不“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nèi)活動”，就可以享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就可以出爾反爾地帶頭任意破壞自己領導制定的憲法和法律，那么，黨真的就一點也不偉大、光輝了，而變成了我們?nèi)粘Ｉ钪惺熘哪欠N反復無常、毫無誠信的小人了?！熬犹故幨?，小人長戚戚”，在當今時代，只有強調(diào)依法治國的法治精神、法治意識、法治思維，使黨的各級干部和黨員牢固樹立法治理念并自覺地加以實踐，才能真正體現(xiàn)黨的偉大和光輝。二、依法治國才能更好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當代中國的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在法治精神、法治思維的指引下，運用法治的方式推進。具體地說，黨和政府出臺的每一項改革措施，都必須納入法治的軌道，尋求法律的根據(jù)，尋求立法的程序，尋求法律解決的方法。一言以蔽之，只有通過依法治國，才能更好地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實行重新構建。因此，有人認為，法律的條條框框阻擋和延緩了改革，是改革的“絆腳石”、“鐵鐐銬”；有的人甚至說，“改革要上路，法律先讓路”，“不突破法律，就沒有創(chuàng)新”，主張改革不能受制于法律和法治，而必須突破法律和法治。有人甚至舉出現(xiàn)實生活中的諸多例子，說明我們的改革就是一個違法式的改革，像孫悟空大鬧天宮，和尚打傘無發(fā)（法）無天那樣。比如，當年安徽鳳陽小崗村的農(nóng)民搞“大包干”，就是冒著生命危險才闖出了中國農(nóng)村改革之路，帶來農(nóng)村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的建立。還有改革開放的前沿深圳，就是沖破舊的思想觀念和法律制度的束縛，“殺出一條血路”，從而開創(chuàng)發(fā)展了改革新局面。據(jù)此說明，改革的起步與推行，不可能等到事先建立了有利于改革的法律制度，新的法律制度的建立恰恰需要改革予以推動。以上所舉的例子，只能說明當時中國處于改革的第一階段。在改革的第一階段上，總體說國家尚處于人治時代，沒有什么法律可言，有法律的話，大部分也是舊法，起阻礙作用、不能用。所以，鄧小平強調(diào)要通過改革趕快補上法律缺口的課，通過改革實踐，大量立法，建立健全我們的法律制度，解決“有法可依”的問題，由人治進入法治。但是時至今日，中國進入了改革的第二階段，即全面深化改革階段。到2010年底時，中國已制定現(xiàn)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規(guī)690多件、地方性法規(guī)8600多件，已經(jīng)形成了以憲法為統(tǒng)領，以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等多個法律部門的法律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規(guī)、地方性法規(guī)等多個層次的法律規(guī)范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F(xiàn)在，國家總體上已進入了法治時代，“有法可依”的問題已經(jīng)解決，必須解決的則是“有法必依”的問題。改革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各項工作，基本上也都有了法律的依據(jù)，這就是習近平講“改革要于法有據(jù)”的深刻含義。因此，如果說過去是“先改革、后立法，以改革推進法治”；那么現(xiàn)在應該是“先立法、后改革，以法治推進改革”。在經(jīng)過30多年改革開放之后，我們要告別“改革推進法治”，走向“法治推進改革”，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有人覺得，運用依法治國推進全面深化改革雖然好，但改革事事都要找法律依據(jù)，都要立法，豈不耗費時間，耽誤了改革怎么辦？中國有一些老話說得好，“磨刀不誤砍柴工”，“欲速則不達”。違法行事，表面上速度快，但是后遺癥嚴重，成本太高，后果更不堪設想。按法治改革，可能時間拖延一些，但不會出現(xiàn)失誤，不會折騰，因而會更快些，更順暢些。有人覺得，運用依法治國推進全面深化改革雖然好，但如果改革的法律依據(jù)找不到怎么辦？首先，如上所述，現(xiàn)在法律體系已經(jīng)建立形成，改革的法律依據(jù)基本都能找到。其次，改革要于法有據(jù)，是在大的法律框架下、范圍內(nèi)，尋求相適用的法律依據(jù)，而不能與現(xiàn)有的法律相沖突。再次，實在找不到的，當然就要走先行立法的程序，待到法律通過了，才能實施改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