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對“輿論審判”的幾點誤解與澳大利亞的水管理(1)匯編(編輯修改稿)
2024-11-23 04:47 本頁面
【文章內容簡介】 監(jiān)督下，沒有必要再做進一步的闡述。法官在與媒體討論其司法職責時要冒很大的風險。”因為“司法的方法、法院的服裝、法院的程序都專注于培養(yǎng)客觀而不是主觀的方法去實現(xiàn)正義，而媒體不可避免的趨向是個性化有關問題，這對目標是有害的。”（《法院與媒體》，第212頁。）在許霆案件中，還牽涉到司法權威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法官不能批評其他同行的裁判。加拿大法官Thomas認為：“司法機構的任何成員參與攻擊另一同行或司法機制本身的行為都是不恰當?shù)??！薄耙驗檫@會影響公眾對司法機制的信任?！彼痉ú煌谡谓M織，可以通過任何方式的公開批評甚至于吵架來實現(xiàn)爭議民主，法官的爭議民主只能發(fā)生在正式的法庭評議時。另外，法官無論級別和年齡，都是獨立而“平起平坐的”，他們通過自己親歷審判并發(fā)表判決意見來表達對案件的意見，也可以在這時表達對其他一起審理案件的法官的不同意見。上級法院可以通過司法解釋、通過上訴審的親自參加來表達對下級法院的意見，但是，不能通過批示、批評等法外方式公開評論同行的判決。更不能通過媒體發(fā)表言論這樣影響極廣的方式來對下級同行的裁判發(fā)表批評意見。英國第一位女王DameElizabethLane曾經建議說：“法官必須接受一條不容違反的傳統(tǒng)，那就是即使退休以后，也不能公開對其他仍然在世的法官發(fā)表看法?！狈ü倥u其他同行，是不尊重其他法官的權威，在批評者為上級法院法官時，還可能導致以上壓下，影響正在由下級法院平起平坐的法官處理的案件的公正與獨立，也影響將來可能發(fā)生的上訴審或者再審程序的獨立與公正。盡管姜興長副院長在談話時強調“我個人認為”，然而，他的特殊身份在公開場合的講話并不是大學課堂的討論，而是對公眾表達了一個最高法院法官的立場，自然會對下級法院法官的司法權威產生負面的影響，在個案上也會對辦案法官產生無形的壓力。同為法官同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萬鄂湘對許霆案“惜字如金”，只表示“許霆案仍然在一審階段，未上報最高人民法院”；廣東省高院副院長陶凱元則表示“不對“許霆案”發(fā)表意見”，這些做法是妥當?shù)?。第四，對檢察官和律師的言論自由也應當有所限制檢察官和律師并不是普通的公民，他們在案件處理中有其他普通公民不能有的一些特權，如了解案件材料的所有信息，參加不公開審理案件的審理，當然，他們就有不同于一般人的義務?！堵?lián)合國關于檢察官作用的準則》第8條指出“檢察官同其它公民一樣，享有言論、信仰、結社和集會的自由。特別是他們應有權參加公眾對有關法律、司法和促進及保護人權問題的討論，有權參加或成立本地、國家或國際組織和參加其會議，而不應因其合法行動或為一合法組織成員而蒙受職業(yè)上的不利。在行使這些權利時，檢察官應始終根據(jù)法律以及公認的職業(yè)標準和道德行事。”什么是“職業(yè)標準和道德準則”，美國律師協(xié)會的《執(zhí)業(yè)行為示范規(guī)則》要求，“律師不應發(fā)表可能導致相關人員的情況因公開的信息交流而被泄露的法庭外陳述，如果律師知道或者合理應當知道該陳述有對審判可能產生重大偏見的實質可能性”，此處的律師，也包括檢察官。美國司法部在其《與媒體關系指南》（）中指出，除了對“調查人員和執(zhí)行拘留的人員的身份，調查的時間和范圍”可以由司法部（美國司法部下設警察機構FBI和檢察署）人員個人公開以外，“司法部各單位和人員不對正在進行的調查的事務的情況進行公布，也不發(fā)表對其性質、進度的評論，包括在正式成為公共資料之前的傳票的發(fā)布和送達。已經實際上公開了的事務，或者正在調查的事件社會需要得到信息以保護公共利益、保障安全、福利，社公有權得到這些事務的評論和確認。在特殊情況下，與調查有關的官員將與聯(lián)邦檢察署或者司法部分支機構協(xié)商并得到其批準以向公眾發(fā)布有關信息。”也就是說，對大部分案件信息，只有經過法定機關的批準才可以公開，個人不能任意發(fā)布。在中國，一方面有人錯誤地指責媒體和大眾進行“輿論審判”，另一方面，法官、律師和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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