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何艱難，都是樂觀幸福的。即使是雙足深陷的時候，他依舊能唱著小調，邀上三五個知心的朋友，享受生活的美好。因為他的心，不為環(huán)境所束縛，他的心是自由的，是自然的，是屹立于宇宙最頂端最高層的美好的靈魂。這樣的人生，從不見對環(huán)境的抱怨，從不見尖刻的犀利指責，從不見對懷才不遇的悲憤，他真的是天縱大才?！叭松教幹嗡?，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边@樣的心境值得我們學習。樂天達觀、隨遇而安、有時又有些激烈和固執(zhí)。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恬淡安適、遵從自己的內心。這或許也正是我們傳授給學生的人生大意。第四篇：讀林語堂的《中國人》——讀林語堂的《中國人》這是一個思想家用心思考的結果，他用一種詩意的語言來剖析殘酷的現(xiàn)實，為的是替他的國家尋找更多辨護的理由。在《中國人》中，我們看不出作者林語堂先生想使中國變得“偉大”的所謂愛國意志，但作品卻明顯地透出想讓自已的民族能夠盡快自我理解以至被人理解的焦慮之心。巨大的存在?！拔铱梢园阉穆闊┕谑溃驗槲覜]有失去希望”，這是林語堂寫《中國人》的最終目的。林語堂把魯迅眼中的“黑暗”看成了“麻煩”，這與其說是他比魯迅更寬容，還不如說這個站在中西文化邊緣上的人，在思考中國時有一個先在的心理基奠，那就是驚訝于中國這個巨大的存在，且被這種巨大的存在力所折服，他不得不冷靜地思考并尋找這個存在的合理性。歷史真實地記錄了這個民族曾屢次被侵犯，而且不少時候是已經被侵犯了的，如元朝與清朝的出現(xiàn)。然而不論怎樣的改變，她依舊還是那個存在，那種個性，那些傳統(tǒng)，那種文化，只是變得越來越大，大到超過了人們心靈所能認知的程度。這種同化一切的超然生存力使林語堂驚嘆，正是這種驚嘆使他無法成為魯迅。他既要找到這個民族常被欺辱的原因，也要表達對這種生存延續(xù)能力的欣賞；他用一種溫和而簡單的方式闡述了他的體會，他不想去證明真理，而是想讓他的國人去感知真理。他認為他們能做到這點，因為這種感知力與那種同化力相比是如此地微小。文明與原始之間。在林語堂看來，當世界文明以一種快得讓人來不及接受的速度向前發(fā)展時，他的國家卻陶醉在文明與原始之間，所以，他困惑地說：“我有時發(fā)現(xiàn)一種懶于革新的惰性，有時發(fā)現(xiàn)一種頗覺高傲的保守；保守？高傲？到底為什么？”他認為，中國人在對宇宙規(guī)律的把握、對人類本質的認識上都超過了所有其他民族，所以，我們有四大發(fā)明、有儒道哲學。我們的發(fā)明使我們有了生活能力，我們的哲學使我們的生活找到了穩(wěn)定和安全感，我們以聰明和洞察力率先跨進了人類文明的門檻，甚至“曾經是征服者”。帶著這種優(yōu)越感，我們從心底里蔑視所有其他生活方式和思想，乃至后來對任何拯救自己于苦難中的思想和行為都抱著冷漠不屑的態(tài)度。所以，當世界文明發(fā)展到一定時期的時候，這個曾經先進的民族仍是一只腳在文明的門檻之內，而另一只腳卻高傲地留在原始狀態(tài)。這種現(xiàn)狀被西方人視為落后，這種心態(tài)被他們認作神秘，“落后而神秘”就是西方人對中國的全部印象，連作者自己也感嘆到“多么奇怪而又古老的靈魂！多么偉大而又古老的靈魂”?？嚯y與幸福之間。除了同化力之外，林語堂認為中國人另一種驚人的力量就是生存能力，這種能力就是化苦難為幸福，使自己永遠生活在苦難與幸福之間。幸?？偸呛桶l(fā)展、進取連在一起的。中國人有著濃厚的原始情結，但卻又“對幸?？偙葘M步更感興趣”，這種矛盾如果存在于另外一個智慧不太發(fā)達的民族，則會釀成大禍，但中國人卻發(fā)明了“禍福相依”哲學，通過改變自我內心認同的“契約”來模糊苦難與幸福的界限，結果，每個中國人都學會了陋巷之中盡堪行樂、黃連樹下也好彈琴這種認地獄為天堂的生存之道。林語堂把中國人這種不以實踐而以大腦、不以科學而以經學來造福人生的方法稱之為玩世不恭的生活態(tài)度，并認為它是違背人的自然本性的。于是，他似乎找到了中國人惰于革新的根本原因，所以，他不無憂慮地說“中國之患在于有過多的智慧”。這種智慧使這個民族看不清自己，更看不見自己以外的東西。經術與權術之間。在《中國人》中，林語堂還用了許多筆墨剖析中國人是怎樣面對政治生活的，怎么樣生活在經術與權術之間的。中國人把西方稱為“方法”的東西叫做“術”，于是哲學成了經術，政治成了權術。這兩者本應是相向的“道”，是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然而人們卻常常是用權術來解構經術，其結果是：娛己被當作是束己，放縱被理解為禁欲，貪婪被認為廉潔，從而導致一個缺乏制度的龐大政府和沒有紀律的億萬國民的出現(xiàn)。中國的經術不論是儒家的“入”還是道家的“出”都是不容易的，前者更是近于殘酷。但中國人所做的不是消滅或修改經術來消解這種殘酷性，而是力圖使自己既不遭罪吃苦又被認作是遭罪吃苦的道德典范。這種國民心態(tài)使得“變通”一詞在中國人的生活中顯得異常重要，而它的行為者首當其沖是為官者，于是，權力成了以“變通”為能的權術。“克己利他”的經術經過權術一消解，為官者改公開搶奪為暗中盜竊，貪官出現(xiàn)了；經術中的“禮治”被權術理解成“人治”，官民關系變成了私人關系。而官德毀則民德降，當這些體現(xiàn)了最高倫理的經術再回到百姓中時，就變成“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為此，林語堂解釋中國人喜歡儒家的原因是“中國人不接受法制，總是喜歡‘仁’政。因為它更符合個人利益，更靈活，更人道”。他非常推崇韓非子，希望有一天他的人民能對一個貪官說，“好的，我們將控告你，把你送進監(jiān)獄”，而不是仿貪官之道為自己生存之道?？傊?，林語堂和魯迅一樣地在思考著自己的祖國，但他反映的是人生的愛與悲，而不是揭示人性的善與惡；他會心地去理解國人的人生態(tài)度，而不是無情地去批判社會黑；他暗既能否定又能欣賞。在他的筆下，我們看到了一個確實已陷入麻煩的中國，但也看出了這個民族有解決這些麻煩的能力。問題是，她的國人意識到這些麻煩沒有，這才是林語堂所擔憂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上?？芍^是魚龍混雜，形形色色的人匯聚到這個“冒險家的樂園”。美國著名女作家賽珍珠（她于1938年憑借描寫中國內容的小說《大地》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正在上海準備尋找一位中國作家用英文寫一本介紹中國的書。賽珍珠雖然著力于寫中國，但她畢竟是美國人，這就不可避免與中國文化有某些深層的距離與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