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0522 今天，圍繞著總書記關于從嚴治黨的一系列論述，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我的學習體會和認識?！叭鎻膰乐吸h”與其他的三個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依法治國”、“全面深化改革”構成了當前“四個全面”的總體戰(zhàn)略布局。從領導、組織、政治上講，全面從嚴治黨起到的是保證作用。所以，全面從嚴治黨既是“四個全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在“四個全面”總體戰(zhàn)略部署中，又具備一個比較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下面我主要從三個方面展開。第一，全面推進從嚴治黨的意義。為什么現在要提全面從嚴治黨。第二，全面從嚴治黨的主要任務是什么？全面從嚴治黨，主要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第三，全面從嚴治黨的途徑是什么？應該從哪些方面入手來把工作做得更好。一、全面從嚴治黨的意義首先，來談一談全面從嚴治黨的意義，為什么要提倡全面從嚴治黨。這個意義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面去理解，我認為主要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看。第一，全面從嚴治黨，是四個全面總體戰(zhàn)略部署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和基本保證條件；第二，全面從嚴治黨，是解決黨目前面臨的一系列現實問題的必然要求；第三，全面從嚴治黨，是總結黨自身發(fā)展歷史經驗的一個必然結論；第四，全面從嚴治黨，是鞏固黨的執(zhí)政地位的一個緊迫任務。第一，全面從嚴治黨是“四個全面”總體部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和基本保證。那么“四個全面”相互間是什么關系？就“四個全面”的內容來講，無論是建成小康社會也好，改革也好，依法治國也好，治黨也好，都不是今天才提出來的。但是把四個全面作為一個總體部署的確是今天提出來的，是一個新的東西，那么它新在哪？為什么今天要提“四個全面”？四者之間是怎樣的邏輯關系和歷史既定關系呢？鄧小平同志訪問日本期間，在和田中角榮談話時提出了小康社會的構想。小平同志講的小康，實際上指的是一個經濟指標，或者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標，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800美元。當時鄧小平同志提出“三步走”戰(zhàn)略目標，第一步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翻一番；第二步是到20世紀末，也就是2000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人均800美元，實現小康；第三步是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fā)達國家水平。當時講的人均800美元的小康，實際上我們已經在上世紀末如期實現了。但是正如黨的十六大所講，回過頭來看，我們實現的小康不是一個合格的小康，一是不夠全面。所謂不全面，就是雖然人均達到了800美元，但它是人均值，可能有些人遠遠超過了這個指標，但是大部分人還處在貧困線上。地區(qū)間、行業(yè)間、城鄉(xiāng)間，以及社會各群體之間存在這種不均衡、不平衡，所以這個小康是一個不平衡的小康。二是不平衡。我們在經濟上雖然達到了人均800美元，但是在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等其他各方面，并沒有跟經濟發(fā)展同步提升。比如生態(tài)，可能還不如前些年了；社會保障問題、社會就業(yè)問題、社會分配公正的問題等，大量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如果這樣發(fā)展下去的話，就不是我們所要的小康了，所以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實現小康。這個全面，一方面是能夠覆蓋十幾億人口，讓大家共同富裕的小康；第二個方面是能夠讓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各方面同步發(fā)展、相互協(xié)調的小康。十六大把全面建設小康的目標放在了2020年，也就是本世紀前20年要達到全面小康的目標。為了實現這樣的小康，首先，我們要轉變發(fā)展理念，不能僅僅把發(fā)展放在經濟指標上，或者僅僅滿足于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十六大以后，中央提出“科學發(fā)展觀”，科學發(fā)展觀就是要以人為本，要全面協(xié)調可持續(xù)發(fā)展?？茖W發(fā)展觀在現實中的貫徹，在提出來十年后我們明顯地看到了它起到的作用，但是并沒有達到我們理想的效果。很多地方講的是科學發(fā)展觀，但事實上做的并不是科學發(fā)展觀，并不是按科學發(fā)展觀去發(fā)展。問題出在哪呢？其實，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不僅是一個發(fā)展問題。比如，要解決社會公眾的問題，這中間就會涉及到分配制度的問題；要解決發(fā)展社會主義文化事業(yè)、文化產業(yè)就涉及到文化體制的問題；要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就涉及到政治體制的問題。如果只從發(fā)展的角度著手，是解決不了這些問題的，它還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改革。發(fā)展到一定時期往往就容易受到體制框架的約束，所以必須進一步推進改革，通過改革為發(fā)展鋪平道路、掃除障礙，才能有進一步更好地發(fā)展。有人說我們一直都在改革，中國30多年來不是一直在講改革嗎？為什么沒有解決發(fā)展中的這些問題呢？原因就在于隨著改革的深化，改革本身所面臨的問題也在變化。中國最早的改革是一個部分一個部分地改，農村實現聯產承包責任制，企業(yè)實現大包干，是一塊一塊地來。但是今天，中國的改革已經不可能像過去那樣抓住一塊就能推進了，因為今天改革已經到了深水區(qū)，到了攻堅階段，實際上講的就是改革到了一個很重要的時刻，它涉及到大量的深層次問題。現在改革之間的關聯度越來越強，改了這方面馬上就會涉及到另一方面。比如說現在的改革，我們強調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fā)揮決定性的作用，市場要發(fā)揮作用勢必意味著政府要放權，而政府放權勢必意味著要轉變政府職能，轉變職能意味著機構要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要發(fā)展文化產業(yè)，就要改革文化體制，改革往往是牽一發(fā)而動全局，在這種情況下，改革就必須是全面的改革。三中全會將改革的總目標定位在“實現國家治理水平、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實際上就是說，隨著經濟的發(fā)展、社會的發(fā)展，我們越來越向現代化邁進；隨著經濟的現代化，各方面的現代化，改革發(fā)展的步伐越來越快，就會涉及國家治理的問題。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社會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以及管理人員、管理部門、管理水平能不能適應現代化發(fā)展，歸結到一起，就形成了改革的總體目標。改革的總體目標要求我們要全面深化改革，因為單方面突進改革措施已經不能在總體上提高國家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了。伴隨著改革的推進，另一個方面的問題也出來了。那就是要按照什么樣的規(guī)則改革？如今的改革跟改革初期不一樣，改革初期農村搞聯產承包責任制，有人提出聯產承包責任制是違反憲法的，因為當時的憲法是在文革時期修改的，這么做是違反憲法的。鄧小平同志有一句話可能讓大家印象很深刻，他說違反憲法，把憲法修改一下就行了。小平同志的破冰之舉告訴我們，可能改革的很多東西跟法本身是不相融的，因為法是過去形成的，這種情況下就要先改革，然后再修改法。但這也只是權宜之計，一個國家不可能永遠處在先改革再修改法的狀態(tài)，那不就亂套了嗎？特別是在今天，一邊形成法治，一邊改革，自己違法，肯定是行不通的。那么改革要拿什么作保證？按什么規(guī)則改革？改革中涉及的很多問題，要按照什么規(guī)則來處理？比如，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要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如果沒有法治為民主作保障，是會搞亂的。無論南美也好，非洲也好，很多發(fā)展中國家也在搞民主，搞到現在還沒緩過來，搞亂了。所以鄧小平早就提出民主必須跟法治統(tǒng)一起來，必須以法治作保障。其他方面的改革也一樣，比如要保證社會的公平正義，如果沒有法，要靠什么來保證社會的公平正義？所以這樣一來，法治問題就必然會被提出來。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伊始就談民主法制，黨的十五大提出要把依法治國作為一個基本治國方略。但是為什么搞了這么多年的法治，到現在我們的法治并沒能如我們所愿真正為改革、為發(fā)展起到完全的保證作用呢？為什么現實中“有法不依、有法難依、權大于法、言大于法”等現象屢屢發(fā)生呢？不是因為沒有法律體系。在人大會議上，吳邦國曾經宣布說，“一個立足中國國情和實際、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集中體現黨和人民意志的，以憲法為統(tǒng)帥，以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等多個法律部門的法律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規(guī)、地方性法規(guī)等多個層次的法律規(guī)范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當時理論界還有一些爭議，因為鄧小平同志當時講，在下個世紀的前十年，我們一定要建成一個比較完整的法律體系，到十年了，人大宣布，我們已經建立起一套以憲法為核心的完備的法律體系。但是有了這樣的法律體系，為什么法律依然不能很好地得到貫徹？為什么在現實中還會出現有法不依，有法難依的情況？從現實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法治問題，絕不僅僅是有幾個法律條文就是法治，或是有幾個明確的法規(guī)就叫法治。這涉及到以什么條件來保證法的貫徹，保證法在執(zhí)行中能夠得到有效的監(jiān)督，以及執(zhí)法的政府機構、官員、干部等的素質問題，法律意識問題等，這些問題都是法能不能得到執(zhí)行的非常重要的條件。所以可以看出，要推進法治，真正讓法治為改革，為保障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就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四中全會，中央提出要全面推進法治建設，全面加強法治的目標。這樣一來，改革和法治就成了保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兩個條件。總書記在講話中曾經用過這樣的形容詞，叫“車之兩輪，鳥之兩翼”。這講的一是動力，因為改革要為建成小康社會開辟道路，要解決發(fā)展中的各種障礙；二是法治，為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制度層面的保障。有了這兩個條件，就可以保證小康社會的實現。但是隨著現實的推進，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法治也好，改革也好，都是要人去做的，所以人的狀況怎么樣直接決定著工作的效率。作為執(zhí)政黨，黨的領導能力，黨的干部的整體狀況，隊伍建設狀況，黨的作風等，都直接關乎前面這些任務的完成。那么如何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這兩個條件落到實處？首先，就要從治黨入手，也就是要全面治黨。多年來我們一直在講治國必先治黨，強調治黨必須從嚴。那么今天為什么提出要全面治黨呢？因為如今在黨的自身治理、自身建設中，也出現了新的情況，黨建的各個方面的關聯性、關聯度越來越強，因此解決黨的建設問題也必須堅持全面入手，單純從某一個方面，是很難解決的。歷史上，我們解決黨的自身問題是比較單純的。比如遵義會議是解決黨內問題，延安整風也是解決黨內問題，確切地說延安整風解決的是黨內的思想問題，主要是教條主義。當時解決教條主義的問題比較單純，為什么呢？因為當時犯教條主義錯誤的有很多人，他們都是思想認識問題，或者說是思想方式問題?，F在有些問題跟那時候不一樣，僅僅通過一個方面是很難解決的。比如，反腐敗現在已經成了一個綜合性的問題。首先要加強思想教育，提高道德水平，要有道德底線。其次，整體上講，要有一個良好的黨風作為基礎，如果作風出了問題，反腐敗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再次，要把權力關到制度的籠子里邊，要對權力進行有效的監(jiān)督制約。另外，在選拔干部方面，要有好的制度，好的方式，好的程序，選拔任用干部管理，教育干部是組織建設的問題，要從綜合的角度解決這個問題。黨的建設問題，必須頂層設計，光靠“頭疼醫(yī)頭，腳疼醫(yī)腳”，“出一個抓一個”，是抓不完的，一定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所以現在黨的建設問題，在各方面的關聯度也越來越大，今天，我們提出治黨已經不像過去那么簡單的治黨理念了，我們叫做全面從嚴治黨。全面從嚴治黨是其他三個全面的保證。因為改革也好，治國也好，建成小康也好，都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去干，都要靠中國共產黨的干部、黨員率領群眾去干，黨能不能治理好，直接關乎這幾個方面能不能實現。所以，全面從嚴治黨既是另外三個全面的保證，同時又是四個全面的組成部分，全面從嚴治黨有自己特殊的地位、作用和意義。第二，全面從嚴治黨是解決黨目前面臨的問題的必然要求。多年來，通過不斷探索、推進黨的建設，我們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也要非常清醒地看到，黨在今天的確存在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中央把這些問題做了各種各樣的概括，其中“四個考驗、四個危險”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是做得最集中的一個概況。四個考驗包括長期執(zhí)政的考驗、改革開放的考驗、市場經濟的考驗、外部環(huán)境變化的考驗。所有這些考驗，其實都有一個共同的指向，就是中國共產黨，能不能經受住這種考驗，取決于我們黨。四個危險，包括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十八大以后，中央加大反腐敗的力度，清理出大批的腐敗官員，可以說是各種各樣，男女老少，犯錯誤的途徑、方式也是各種各樣。但是有一點可能是一樣的，幾乎是清一色的共產黨員。為什么呢？因為我們是執(zhí)政黨，我們是掌權的。1957年，鄧小平說：“在中國來說，誰有資格犯大錯誤？就是中國共產黨。犯了錯誤影響也最大,如果我們不受監(jiān)督，不注意擴大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脫離群眾，犯大錯誤?！苯裉炜磥恚膫€組織的干部最有資格犯錯誤，恐怕是中國共產黨的干部最有資格犯大錯誤，因為你手里掌握著權。所以解決考驗的問題、危險的問題，歸結起來只能從我們黨內解決，只能從我們治黨的角度來講，所以全面從嚴治黨是解決我們黨內目前面臨的問題的必然要求。第三，全面從嚴治黨是總結我們黨歷史經驗的一個必然的結論。中國共產黨建黨至今已經有90多年歷史了，在這90多年的發(fā)展歷程中，我們積累了非常豐富的經驗，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就是從嚴治黨。我們之所以能堅持到今天，能走到今天，這恐怕也是一個最根本的原因。中國共產黨是以紀律嚴明著稱一世的，中國共產黨最初就是按照列寧主義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的黨，而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強調黨的組織性、紀律性。為什么呢？因為蘇共奪權要面對的是當時的執(zhí)政者，一個遠比自己強大很多的敵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黨沒有一個嚴格的組織紀律，形不成凝聚力，沒辦法跟對手作戰(zhàn)，所以列寧突出強調黨的組織性、紀律性。為奪取政權我們黨奮斗了28年，這在世界政黨史上都是沒有的。相比列寧當年領導蘇共奪取政權的時間要長得多，因為蘇共走的是城市暴動的路線，我們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在這28年中我們經歷了各種艱難險阻，也正是在這樣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使我們在這一方面的特點更為明顯，那就是我們有著非常嚴格的組織紀律。第二個重要經驗就是我們的黨內生活。黨內生活的政治性、嚴肅性、戰(zhàn)斗性，是我們又一個傳統(tǒng)。歷史上，中國共產黨不是沒有犯過錯誤，早在革命時期我們就犯過“右”的錯誤，犯過“左”的錯誤。執(zhí)政以后，我們還犯過像文化大革命這樣帶有全局性的錯誤。但是，我們不是靠外部力量來糾正錯誤的，我們是靠自己糾正錯誤的。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夠自己糾正自己錯誤？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黨內生活。通過黨內思想斗爭，通過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通過進行正常的黨內生活來認識自己的錯誤，糾正自己的錯誤，所以我們能一次一次地站起來。如果一個黨內部沒有這種自我糾錯機制的話，就像一個人的身體內部沒有恢復機能一樣，那就麻煩了。一個黨內部沒有這種自我恢復機能是很危險的。那么自我恢復要靠什么呢？就是要靠黨內生活，這是我們的傳統(tǒng)。第三個經驗就是我們黨在處理各種問題時，都講“干部帶頭，官民平等”。我記得張學良當年拿國民黨和共產黨比較，他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國民黨搞不過共產黨。為什么呢？他說共產黨有三個長項是國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