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1月16日，西北軍殘部正式編成東北邊防軍第三軍，宋哲元任軍長，秦德純、劉汝明任副軍長，馮治安任三十七師師長，張自忠為三十八師師長。同年6月，南京政府開始整編全國陸軍，第三軍改番號為第二十九軍。中原大戰(zhàn)的失敗對于張自忠猶如一次脫胎換骨。西北軍慘遭敗績、馮先生下野隱退固然令他難過；但同時他也敏銳地意識到，中原大戰(zhàn)的結局為避免自相殘殺、斷送國脈的無益內戰(zhàn)的重演提供了可能。作為一個愛國軍人，他多么渴望全國的軍人能夠團結一致，槍口對外，為捍衛(wèi)祖國而效力!九一八事變后，日軍占領東三省，并于1932年拼湊了偽滿洲國。但日本軍閥并不以此為滿足，復于1933年開始了新的侵略擴張。這次擴張的目標就是與東三省毗鄰的熱河省。1933年2月21日，日本關東軍以第六、第八師團，獨立混成第十四、第三十三旅團和騎兵第四旅團等部為主力，并糾集偽滿軍張海鵬等部約10萬人，在關東軍司令官武滕信義指揮下，兵分三路進攻熱河。熱河省主席兼第五軍團總指揮湯玉麟部連同義勇軍不下10萬人，或逃或降，一觸即潰。湯玉麟本人以200輛汽車裝運私產(chǎn)，逃往天津。3月4日，日軍先頭部隊128人不費一槍一彈，耀武揚威地占領了熱河省會承德。熱河在短短十余天里競被日軍全部占領，舉國上下為之震驚和憤慨。張學良被迫辭職，遺職由何應欽代理。宋哲元雖為第三軍團總指揮，但所轄只有一個二十九軍。該軍擴編后兵力有所增加，但武器裝備仍極為低劣，全軍只有野炮、山炮10余門，重機槍不過百挺，輕機槍每連只有兩挺。步槍多為漢陽造和38式，還有一些老毛瑟槍和土造槍。根據(jù)西北軍的傳統(tǒng)，二十九軍給每位士兵打一把大刀，并多制造一些手榴彈，以資彌補。1月10日，二十九軍主力奉命由山西陽泉開赴通州、三河、薊縣、玉田待命。這是張自忠有生以來第一次同日軍交戰(zhàn)。部隊出發(fā)前，他召集全師營以上干部開會，作戰(zhàn)前動員。他慷慨激昂地說：“日本人并沒有三頭六臂，只要我們全國軍民齊心協(xié)力，與日寇拼命，就能將日寇打出中國去。國家養(yǎng)兵千日，用兵一時，為國捐軀，重如泰山!”他還要求部隊特別注意兩點：第一，要與當?shù)乩习傩沾虺梢黄?，不動老百姓一草一木；第二，?zhàn)斗中要節(jié)省子彈，不瞄準敵人不準打槍。3月4日承德失陷后，二十九軍奉命赴冷口策應萬福麟部作戰(zhàn)。不料，二十九軍正行進中，萬福麟部已敗退至喜峰口附近。鑒于敵情變化，華北當局改變計劃，令二十九軍迅速趕赴喜峰口阻敵，冷口防務交商震部接替。宋哲元即命趙登禹率一O九旅先頭出發(fā)，其余各部跟進。3月7日，張自忠與馮治安抵達遵化三屯營。此地距喜峰口30公里，張、馮在此設立二十九軍前線指揮所，就近指揮前方作戰(zhàn)。在與馮治安、趙登禹商討作戰(zhàn)計劃時，他鼓勵他們說：“人生在世總是要死的，打日寇為國犧牲是最光榮的。只要有一兵一卒，我們決心與日寇血戰(zhàn)到底!”馮、趙二人甚為贊同。喜峰口，位于河北省遷西縣北部燕山山脈的中段，是萬里長城的一個重要關隘，也是塞北通往京都的交通要沖。這里山屏聳秀，絕壁危崖，構成天然之險。進攻喜峰口的日軍為獨立混成第十四旅團和第八師團第四旅團及偽滿軍一部，共3萬余人。3月9日上午，日軍先頭部隊攻占喜峰口東北制高點孟子嶺，以火力控制了喜峰口，形勢對我極為不利。9日午后，趙登禹率一O九旅抵達喜峰口。日軍亦源源增兵，雙方展開激烈遭遇戰(zhàn)。經(jīng)過兩天連朝接夕的交戰(zhàn)，我軍雖然頂住了日軍的攻勢，卻未能克復孟子嶺高地，處境仍然被動。張自忠感到這樣與敵人硬拼消耗終非善策，于是同馮治安、趙登禹商議，決定組織大刀隊對日軍實施大規(guī)模夜襲。11日夜，王長海率領二一七團，趙登禹、董升堂率領二二四團，李九思指揮二二六團楊干三營，分路夜襲敵營，大獲成功，殺敵上千人；一一O旅乘機發(fā)起正面攻擊，有力地牽制了敵人。楊干三營尖兵排士兵李大興還繳獲了一架極為珍貴的高倍望遠鏡。張自忠拿到這架望遠鏡，稍加端詳，即喜形于色地說：“這是指揮炮兵射擊用的十二倍望遠鏡，我們花錢也買不到?！彼敿唇腥巳≈亟皙勝p李大興。15日一早，張自忠由三屯營親臨喜峰口前線，視察陣地，慰勞官兵。他將全國民眾送來的錢物一一分發(fā)給大家，以示犒勞。針對視察陣地中發(fā)現(xiàn)的問題和自己的作戰(zhàn)經(jīng)驗，他向各旅、團長下達了五條指示這些指示，是張自忠在總結長城抗戰(zhàn)打響以來的經(jīng)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的，體現(xiàn)了他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和積極防御的一貫作戰(zhàn)思想。佟澤光旅長說：“我們一一執(zhí)行了張師長的指示，在以后的戰(zhàn)斗中，確實避免了不必要的傷亡?！倍跑娫谙卜蹇谝粠Ч倘艚饻姆烙谷哲娭練怵H敗，他們見雷池不可逾越，遂將主攻方向轉到羅文峪方面。鑒于羅文峪守軍暫編第二師只轄3個團，兵力薄弱，張自忠、馮治安決定將三十七師劉景山二一九團和三十八師祁光遠二二八團調往羅文峪方面，歸劉汝明師長指揮。戰(zhàn)斗結果，日軍再遭敗績，狼狽撤退。在保定的蔣介石得到二十九軍捷報，喜不自勝，特電宋哲元、張自忠赴保一晤。19日，宋、張、馮三人赴保謁蔣，受到盛情款待。據(jù)說，蔣“神情歡愉，面有喜色”。這是張自忠第一次與蔣介石見面。但長城抗戰(zhàn)最后以失敗告終，這個結局決非偶然。因為蔣介石此時的主要注意力仍放在“圍剿”共產(chǎn)黨和紅軍上，故有意將長城抗戰(zhàn)限制在一定規(guī)模之內，而不愿增派后續(xù)部隊；再者，長城抗戰(zhàn)本身是一種分兵把口的線式防御，這種防御的穩(wěn)固程度取決于最薄弱的環(huán)節(jié)，而不是最堅固的環(huán)節(jié)。所以二十九軍的出色表現(xiàn)并不足以挽救長城抗戰(zhàn)全盤失敗的結局。由于日軍從冷口突破商震部防線，攻入長城以內，繼而占領遷安，二十九軍陷于腹背受敵、孤立無援的境地，被迫放棄喜峰口、羅文峪陣地，向西南方向退卻。國民政府加緊向日軍謀求停戰(zhàn)，最終被迫同日方簽訂了屈辱的《塘沽協(xié)定》。該協(xié)定在事實上承認了日軍對東三省的占領，并使察東、冀東成為日軍可以自由出入的地區(qū)。從此，長城即為國境，平津化為邊塞，華北的冀、魯、晉、察、綏五省全部暴露于虎口之下。張自忠認為，二十九軍之所以能夠用低劣的裝備打退日軍幾十次猛攻，并殲滅日軍5000多人，除以攻為守約戰(zhàn)術原則和注重野戰(zhàn)工事的構筑等因素外，主要得益于全軍同仇敵愾的戰(zhàn)斗精神。張自忠將其歸納為四點：具和睦無間之精神，全軍上下一心一德，藉收指揮單應之效果者一也；抱絕大犧牲決心，冒死爭先，有進無退，足以沮喪敵人之斗志者二也；持堅忍不拔之毅力，苦撐于危急震撼之際，而卒賴以戰(zhàn)勝困難環(huán)境者三也；絕對守軍紀不擾民，造成武力與民眾結合，為戰(zhàn)事有效之援助者四也。盧溝橋畔起風云隨著國內外形勢的發(fā)展變化，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開始發(fā)生引人注目的變化。1935年，日本通過華北事變攫取了對冀察兩省的種種特權，并迫使國民黨及中央軍退出平津河北，這對于國民政府是一個深重刺激。日本在華北的侵略擴張也損害了英美的利益，招致了英美的不滿。在這同時，中國共產(chǎn)黨和工農(nóng)紅軍通過萬里長征轉移到西北地區(qū)，無形中減輕了對國民黨統(tǒng)治的威脅和壓力?！皟珊ο鄼嗳∑漭p”。從1936年開始，蔣介石的對日政策逐漸趨向強硬化，并在暗中通過種種渠道與共產(chǎn)黨接觸，探索聯(lián)合抗日的可能。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基本上結束了十年內戰(zhàn)。1937年2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又在實際上接受了共產(chǎn)黨提出的國共合作的主張。至此，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初步形成。在華北，處于日蔣之間的冀察當局也逐漸趨向中央化，與南京政府的關系日益緊密，并開始大規(guī)模組織平津學生軍訓。國民政府和冀察當局的政策轉變，引起日本的強烈不滿。為阻止這一趨勢，日本加緊了對華戰(zhàn)爭準備。一場石破天驚的大事變果然發(fā)生了。7日深夜，在盧溝橋外回龍廟一帶演習的日軍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第一聯(lián)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突然以聽到“非法射擊”和“一名士兵失蹤”為由，要求進入宛平城內搜查，遭到守軍拒絕。7月8日清晨，日軍悍然向盧溝橋和宛平城發(fā)動攻擊，守軍奮起抵抗。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七盧溝橋事變。盧溝橋事變使中國人民壓抑很久的抗日情緒如火山一般爆發(fā)了。一時間，舉國上下同仇敵愾，群情激憤。中國共產(chǎn)黨也發(fā)表通電，呼吁抗戰(zhàn)。事變發(fā)生時，宋哲元在山東老家樂陵，馮治安在河北省會保定，張自忠在北平臥床治病，高級官員中惟有北平市長秦德純在平主持工作。10日夜里，日軍駐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與日本駐平陸軍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冒雨來到椅子胡同張自忠私邸，徑直找他交涉。今井武夫在回憶錄中寫道：看到他那種容顏憔悴、橫臥病榻而進行交談的樣子，甚至對他產(chǎn)生令人憐惜的悲壯之感，其誠懇的態(tài)度更給人一種好感。然而出乎他們的意料，張自忠聽了松井提出的條件之后，非但不答應處分“肇事”的負責人，對于撤退盧溝橋附近中國軍隊的問題，也不過主張調換一下部隊而已。松井和今井無功而返。中國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與張自忠的交涉，也因意見相左而沒有結果。11日晚，宋哲元從山東返抵天津，張自忠由平返津迎宋。此時宋哲元同張自忠一樣，認為“目前日本還不至于對中國發(fā)動全面戰(zhàn)爭，只要我們表示一些讓步，局部解決仍有可能”。實際上，日本政府已經(jīng)做出了擴大戰(zhàn)爭的決策，華北日軍與冀察當局的交涉只是緩兵之計，而此時的宋哲元還幻想著當他的“華北王”，對此日軍意圖缺乏清醒判斷，仍致力于通過交涉解決事變，并與日方簽訂了停戰(zhàn)協(xié)定，令張自忠留守北平，緩沖中日關系。盧溝橋事變發(fā)生后，南京國民政府以“應戰(zhàn)而不求戰(zhàn)”為應付事變的基本方針。從這一方針當中，冀察當局看不出蔣介石發(fā)動全國抗戰(zhàn)的決心，盡管蔣介石多次致電宋哲元，要他去保定坐鎮(zhèn)指揮，但宋認為事變尚有就地解決的可能，因而沒有從命。但張自忠力求就地解決事變的態(tài)度使輿論界對他的誤解進一步加深了。在一般人看來，張自忠無疑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離漢奸只有一步之遙。平津輿論界乃至二十九軍當中都廣泛流傳著“三十七師打，三十八師看”的說法，言語中透著對張自忠的不滿。當時的一家報紙刊登了一篇題為《要對得起民眾》的短文，說：“張自忠在津宣言：‘我姓張的決不做對不起民眾的事?！覀兟勂洹暋缫娖淙?。拍著胸膛硬碰，好像不失‘英雄’本色?！@樣并無用處，事在做給人看。”張自忠看了這篇文章，神色嚴肅地說：“我倒是同意他的觀點，誰是民族英雄，誰是混賬王八蛋，將來看事實吧!”逃離虎口自從第一次突圍出城的嘗試失敗后，張自忠又有幾次試圖冒險出城，但均未成功。從此，困處孤城，一日數(shù)遷，椅子胡同也被日軍查封。在此之前，他的家眷已遷至天津。8月6日，張自忠偕副官廖保貞